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

郭美华

2008年11月28－30日,“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多元思想资源”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共同主办，与会学者约50多人，提交论文近40篇。与眼下的“国学热”、“儒学红”相比，中国近现代哲学显得有点冷清。本次会议对这种冷清的局面多少有所改变，会议的主旨是试图以深入探究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多元思想资源，来推动这一领域研究的创新。“多元”主要有三层涵义：一是指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多元，不仅仅局限于儒家；二是指外来思想资源的多元，不仅仅局限于西方近代思想；三是指中国近现代哲学某一思潮、理论的思想资源的多元，不仅仅局限于某个流派。

一

中国传统哲学除了受到佛教影响之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而且在独尊儒术、形成经学之后，思想资源主要是囿于经学的范围。中国近现代哲学不同于传统哲学的重要方面，是思想资源的多元化，即大量地吸收外域的思想和被经学遮蔽的传统思想（当然对经学也有吸取）。

“哲学”作为概念是在中国近现代确立的，中国科技大学刘仲林教授通过对“哲学”概念确立的历史过程的分析，认为这表现了多元思想资源的整合。他指出，一方面在《书》、《诗经》等原典中，“明哲”、“知人则哲”等说法就蕴涵着“哲学”一词的基本意蕴；另一方面，philosophia翻译成“哲学”就是汉语哲学思考发展的结果。因此，“哲学”一词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思想自身的资源。

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到“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主流，而这是与其以中国本土和外来的多元思想为资源相联系的。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指出，多元与主流是相对而立的，研究主流不能忽略多元，关注多元不能排除主流。作为外来哲学催生的中国近现代哲学，在西方哲学多元资源的大规模引进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成为了主流；与此相应，在近现代哲学思考与创作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为基础，融合传统哲学资源的创作最终也成为了主流（如张岱年的“天人五论”和冯契的“智慧学”）。而在传统思想资源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儒家哲学的吸取是主流，但这和现代新儒家又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的重要方面，就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吸取是多元的，而不是像新儒家那样强调道统。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福建师范大学朱人求博士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在其思想中不但有儒学的诸多影响，而且有道家的深厚情怀，道家的疏远于个人利益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对于民众的经济解放之间，存在着细微而复杂的关联；上海师范大学张允熠教授则指出，在中共早期领导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中，儒学的无神论、唯物论、实用理性和非宗教传统等是他们接引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动力。

“五四”以后，中国哲学史成为了哲学的分支学科，这一分支学科同样体现了思想资源的多元化。上海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认为，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构过程中，胡适以杜威实用主义为基础，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科学方法论的传统，表现了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科学主义倾向；而冯友兰以西方哲学的逻辑实证论，着重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文主义传统；张岱年以新唯物论为基础，发扬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哲学传统，以为这一传统体现了科学和人文的综合。

二

由于中国近现代哲学的思想资源是多元的，因此中国近现代的哲学家、哲学观念往往具有几种思想整合的复杂性。无论就对外来思想的吸收还是对传统资源的吸取而言，以往的研究对这种复杂性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本次研讨会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

就对外来思想的吸取来看，比如关于梁漱溟，以往的研究一般只是指出他和西方柏格森、叔本华等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关联，华东师范大学顾红亮教授则考察了其哲学中蕴含的杜威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他以梁漱溟对杜威“生命哲学”的解读为例，指出梁漱溟自身对于生命存在的关注，使其在乡村教育实践中揭示并弥补了杜威实用主义的局限。同样，与以往单纯将梁漱溟作为东方文化主义者不同，南开大学李翔海教授通过对梁氏中西方文化观的分析指出，其复归传统文化之论，一方面将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体系、肯定其普遍性意义；但一方面它仍然是与西方文化一元论同出一辙的中方文化一元论，从而扼杀了其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真正走向世界性的道路。

如此复杂性，也体现在自由观念在中国近现代的展开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静研究员对严复《庄子评语》中的自由观念作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指出《庄子》的逍遥作为自由在传统哲学中主要是指“帏幕之外”（制度之外）的自由，而在“帏幕之内”（制度之内）主要是贬义的；严复将《庄子》的逍遥视为认识原则，而以其无为的政治原则接纳西方制度之内的自由观念，从而将自由从传统的贬义转化为近现代褒义的政治价值原则。

作为近现代观念的平等，在与传统资源结合的过程中，也同样具有复杂性。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教授指出，对儒家而言，比对于经济不平等的批评更为重要的是，以性善论为平等奠定了存在论的基础。但这与对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认可又具有紧张关系，比如学者们怀疑儒家所说的三纲五常中是否真正具有平等关系（在谭嗣同看来，五伦中只有朋友一伦具有平等观念）。而黑龙江大学魏义霞教授则以谭嗣同为例，说明了庄学渊源对于其平等观念具有特别的意义，如他以庄学破对待作为平等的方式和途径、以庄学之无我作为平等的表现和操作，并以大同作为庄子的最高理想，认为大同就是平等的最高境界和标志，还以庄学的相忘来呼吁父子平等。

思想资源多元化带来的复杂性，也体现在理想人格问题上。一方面，它本身就是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它在近现代哲学的展开，在主题和内容上以本土与外来思想资源的多元性为基础。北京大学哲胡军教授认为哲学关注的主题和核心就是人，而在中国近现代哲学自身的展开中，要超越西方认识论对主体与客体及对主体身心的割裂，走向身心一如、心为主宰的精神性超越人格的证成。同济大学邵龙宝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融合创新，应该以人格创新为切入点，而新的人格就是要在文本与现实、心性修养与制度创新、社会精英与管理者和教化者等多方面展开互动。以人为承担，近现代哲学新的指向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多元思想熏炙的人。这也是梁启超所谓“新民说”的主要含义。武汉大学徐水生教授指出，梁启超在日本期间，通过吸收日译西学和日本明治思想家的思想成果，经过改造、融合，提出了中国近现代的人格理想——“新民说”。

中国近现代哲学展开的多元外来思想资源，以往比较关注欧美思想观念的引介。本次会议上，则将视角拓展到西方思想对中国思想研究的反向启示（这是海外汉学的主要表现），如上海师范大学陈泽环教授以施韦泽的中国思想研究为例，说明中国文化主流（尤其是儒家）对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具有强大的文化动力。更有所推进的是，这次会议上不少学者强调了在外来思想资源中日本的重要性。如武汉大学徐水生教授以梁启超居日期间的思想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院钱明研究员以日本的朱舜水研究为例，论及日本近现代思想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意义。

因此，多元思想的复杂性表现为传统资源的非一元性、外来思想资源的丰富性、二者结合的多样性。本次会议的讨论，促进了对将近现代哲学的某些思想流派、某些哲学家或思想家脸谱化的单一线性研究方式的抛弃。

三

恩格斯说，一个理论被一个民族接受的程度取决于这个民族自身历史实践对于该理论的需要程度。中国近现代民族历史实践的多元性，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哲学创新必须基于对多元思想资源的整合。

清华大学系王中江教授通过分析晚清人士对于“万国公法”的态度转变（拒斥→比附→认同→超越），清晰地说明了近现代中国在观念上融入现代化、世界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就是回到中国自身的“自强”实践，并以之作为整合西方普遍观念与传统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干春松教授分析了严复自由思想的内在矛盾，即在“自由为体”与“自由为用”（自由作为手段而非目的）之间的矛盾。他指出，除开传统道家、儒家观念（庄子的自繇观、孟子的民贵论），以及西方自由思想奠基者为自由与民主所设定的限定（即文明才能享有自由）等原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严复立足于当时中国社会自身“救亡图存”的历史实践需要，认为民力、民智、民德是自由的前提，而这又以民族、国家整体的强盛为一定的基础，从而严复在自由与富强问题上就陷入了“悖论”境地。如此悖论，其根源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实践本身的内在要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苏州大学蒋国保教授特别提出中国近、现、当代哲学的分期与界定问题，他认为从1840年到1919年是“近代哲学”，1919年之后是“现代哲学”，而“现代哲学”的结点，则以“当代哲学”的发展程度为基础来界分。他以此表明，中国近现代哲学本身就是一个立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实践展开的“理论自身实践”（中国近现代哲学思考本身就是民族整体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过程，它有着自身内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其哲学的思考及其体系建构。他认为，晚清哲学的缺失是其本体论建构的近代化未完成，这制约着中国现代哲学的继续展开。

编辑 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