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遵义会议组织变动的再认识

时间：2024-05-21

刘晶芳

内容摘要遵义会议作为重大历史转折，其标志之一是在组织上结束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统治，开始了新的中央的领导。但是对遵义会议这次至关重要的组织变动，党史界存在不同看法。我们在考察遵义会议组织变动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可以断定遵义会议后确实存在过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毛泽东作为新中央的一员起到了核心领导作用。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实现的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遵义会议组织变动再认识

遵义会议作为党史上的重要会议，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成果非常之多。有关这个会议的背景、内容和历史意义已经十分清楚。史学界对这个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总的评价都是认可的。但在会议的组织变动上却有不同看法，成为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一、党史界对遵义会议解决组织问题的几种看法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作为重大历史转折的标志之一，是在组织上结束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央的统治，开始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对这一点，党史界并无疑义。但是对新中央的内涵，却存在不同看法。对遵义会议的组织变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党史得出的结论是 “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1］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认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2］这个决议的结论在当时甚至较长时间里都是全党认可的。在党史著作中都是按决议的提法表述。但是，因为没有会议纪录，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会议组织变动的文献，人们对此次中共领导的大变动的具体情况不得其详。1982年中央档案馆馆藏的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现，使人们得以了解了组织变动的具体内容，即：“（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3］2001年公布的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发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则明确说到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4］史平即陈云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的化名。来自同一个人的相隔不长时间的说法不同的两份文件，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随着这些文献的挖掘，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学者们对遵义会议实现的组织变动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就笔者所见，目前学术界至少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

1.认为史平同志的报告进一步印证了党作出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中关于遵义会议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5］

2.认为“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6］

3.认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7］

4.认为“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始于遵义会议而成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8］

5.认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9］张闻天不仅是名义上的总书记，而且在实际上也起到了总书记的作用。

上述看法是不大相同或根本不同的。上述不同看法，反映出学者们力求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探求历史的真

实，准确客观地反映遵义会议组织变动的情况，进而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出准确的说明。

二、研究遵义会议的组织变动应当明确的几个概念

为什么研究者对遵义会议的组织变动会出现几种不同的认识？上述说法究竟哪些接近或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要做出准确的判断，首先应明确几个概念。一是什么是核心？按《辞海》的解释，核心即是中心，引伸指起主导作用的部分。二是什么是确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就是不仅在实际斗争中其决策能起主导作用，而且应当被全党认可为最高领导人。而要做到这些，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必然要有一个过程。三是遵义会议的时空范围。遵义会议应该就是1935年1月15至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般说来，会议结束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不应算作遵义会议，但遵义会议情况特殊。由于战事紧张，遵义会议不得不在第三天结束，虽然取得重大成果，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取消了三人团，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但还来不及形成决议，也还没组成新的中央。到2月上旬在从云南威信到扎西的行军途中，才确定了常委分工，完成了最高领导人的变换，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严格地说，至此遵义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才最后完成。在这些概念上达到共识，有助于形成对这个问题的正

确认识。

三、遵义会议时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尚未确立

从陈云的《遵义政治局会议传达提纲》的内容看，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党中央最高领导层，能够参加中央决策，使自己的主张有了贯彻的通道。但毛泽东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也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甚至并没有实际的领导职务。因为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第二天，常委分工，也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0］。1935年2月5日在云南扎西召开的常委会上讨论分工，确定的并不是由毛泽东接替博古，而是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因此，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恐怕是不符合实际的。说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比传统说法前进了一步，不再讲为首，但也不大符合实际。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职务变动看，其领导作用是逐渐加强的。扎西会议后，在3月初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期间，经张闻天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商议，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毛泽东开始直接指挥红军作战。但毛泽东上任没有几天，3月10日在鸭溪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要不要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力主不打，其他同志则坚决主张打。毛泽东遂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但与会多数仍不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有人提出“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张闻天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根据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做了取消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11］。

从这场争论可以看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实施对红军的军事指挥之初，并没有后来那样高的威望，他的正确主张也还不能完全被多数接受。这场争论的结局是好的，在毛泽东的据理力争下，主持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不打打鼓新场的建议，从而避免了一场军事损失。这场争论使毛泽东看到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动辄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仗怎么打，是不行的，会贻误战机。于是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组成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周恩来任团长。由于红军长征中主要是军事斗争，三人团作为指挥作战的领导机构，在长征中有特殊重要地位。作为三人团主要成员的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其领导地位得到了加强，领导作用得到了发挥。但据此就说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为时尚早。如果说这时就确立了，何来长征途中会理会议时林彪给中央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的中央军事指挥，以彭德怀代之的风波？又何来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企图以枪指挥党，窃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挑战？又何来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确定的全面抗战路线、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及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批评和否定？更何来193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回的季米特洛夫的“中共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12］的指示，以及毛泽东对在这之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13］的评价？

客观地说，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确实和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的说法不一致。那么怎么看这种不一致？应当看到两个历史决议分别是上个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初作出的。那时之所以得出那样认识，是有原因的。一是当时陈云的两份直接谈到遵义会议组织变动的文件还没有发现，人们还不知道会议解决组织问题的具体内容。二是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总要受到历史环境和自身认识能力的制约，会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某一时段得出的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真理性，不可能是绝对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思想路线，就应当正视历史实际，允许在原有结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四、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确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担任党的总书记

从《遵义政治局会议传达提纲》看，会议在组织上首先解决的是最迫切的改变军事领导问题。即明确取消三人团，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明确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也就是说确定了周恩来是最高军事领导者。至于改换党中央的领导人方面，由于会议对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作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他犯了路线错误，应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的失败负责，因此他已失去继续领导党中央的资格，撤换他是必然的。但是会议并没有立即作出撤销他党中央总负责人，由其他人接替的决定，而是决定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为什么应当撤换党中央领导人而没有撤换？最合理的解释是会上因某种原因一时定不下来接替博古的人选，且国民党追剿军已到遵义附近，会议必须马上结束，没有时间再详细讨论，因此不得不留待会后解决。

那么会议是怎样酝酿推举领导人的？在会议参加者的回忆中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拥护毛泽东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领导。如伍修权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14］聂荣臻回忆“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15］。杨尚昆更具体谈到：“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16］还有一种说法是拥护张闻天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领导。其中说得最详细的也是杨尚昆。他在1997年3月22日和刘英的一次谈话中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17］”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整风中写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18］从上述回忆看，应当说两种意见都有。但最终常委讨论同意让洛甫干，于是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召开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常委关于分工的提议，推举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从当时与会者的想法看，应当是真心拥护洛甫的。其原因一是他本来就是党内排在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二是因为他在遵义会议上做的报告，清算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对开好会议，实现历史转折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为常委们所认可。对张闻天接替博古的经过，还有一种是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报告中的说法。他说遵义会议上“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当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19］这段回忆说了三层意思。一是洛甫能接替博古是毛泽东让的；二是可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但要帮助他；三是大家不那么赞同，是经说服大家才同意的。这个说法与上述与会者的回忆有较大不同。考虑到周恩来说这番话是在“文革”中，显然是受路线斗争和个人崇拜的影响，不适当地抬高了毛泽东的地位和影响力，贬低了洛甫，对洛甫接替博古的积极意义，在评价上打了折扣。

张闻天从遵义会议担任总书记直到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三年多时间里，在实际工作中兢兢业业，很好地履行了总书记的职责。他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制定重大决策，实施组织领导，为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实现由内战到抗战的策略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是名义上的总书记，而且在实际上确实起到了总书记的作用，因此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是曾经得到过全党承认的。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20］同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中，又讲到五朝领袖，说第四代是张闻天。周恩来在1967年7月12日的谈话中也谈到党的五任领袖，说“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21］周恩来还在1972年7月5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到：“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22］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也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23］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张闻天追悼会上代表中央所致的悼词中也明确说：“就在这次会议上（即遵义会议——笔者注）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24］上述史料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闻天从遵义会议开始当上党的总书记是公认的，党史上的确曾存在过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

五、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党的领导核心，直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和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居于什么地位，是否起到核心作用，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从会议的成功召开和会后在长征中，从内战到抗战的策略转变中，以及在确定抗战路线领导抗战中，毛泽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了党的领导核心。

第一，遵义会议能够召开，并且能够开成功，结束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的统治，实现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是与毛泽东的努力分不开的。没有毛泽东自长征开始后一路上对张闻天和王稼祥的争取，就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没有张闻天综合毛、张、王三人的意见作反报告，没有毛泽东、王稼祥等在发言中对博古、李德错误的尖锐批判，就不可能否定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要结束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对全党的统治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教训，否定博古、李德的单纯防御路线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确定“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25］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意义十分重大。如果当时与会的多数不赞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而是认可博古、李德的战略战术，仍然按消极防御那套东西指导作战，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历史转折。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认可，说明他在党中央的核心作用已经开始被承认。

第三，在领导红军战胜敌人围追堵截，夺取长征胜利的斗争中，毛泽东起到了核心作用。红军长征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自从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都在军队中。党和红色政权的存亡完全系于军事行动的成败。在军事斗争是中心，是第一位的情况下，谁能领导红军打胜仗，解决党和红军的生存问题，谁就会得到全党的拥戴，谁就是党的领导核心。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堪当此重任的，非毛泽东莫属。早在遵义会议召开前的1934年12月下旬，当红军行进到贵州黄平地区时，张闻天、王稼祥就讨论过更换军事领导问题。张闻天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26］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毛泽东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开始参与战争指挥。二渡赤水后，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其中在重要战役、战斗的决策上，毛泽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如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坚持用运动战与敌人周旋，声东击西，忽南忽北，通过大踏步的进退调动敌人，终于摆脱了敌人，赢得突围时间，仅靠7只小船，用7天7夜，把全军渡过金沙江，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大渡河边，红军遇到了与70多年前太平天国石达开西征时遇到的同样的难题。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红军运用长途奔袭的战术，一昼夜行军240里，硬是抢在敌人援兵前面飞夺泸定桥，避免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悲剧重演。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党内发生严重分歧。在争取张国焘北上无望的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决策，单独率红一、三军北上，终于实现了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胜利结束了长征。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后，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1936年12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仍为主席。总之，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在实践中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得到公认，核心地位逐渐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也是事实。

第四，在全党实现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实行全民族抗战中，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但并不能说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从组织上看，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周恩来是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毛泽东起核心作用，张、周、毛合作。1935年8月中旬，周恩来身患重病，8月19日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分工，确定毛泽东负责军事。此后，是张、毛合作，领导全党。总之，从遵义会议起，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其领导地位的形成和确立，是一个历经挑战，充满波折的过程，其间至少经历了来自林彪、张国焘和王明的三次大的挑战。但毛泽东在长征中领导红军争生存争发展，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及在确定抗日战争的纲领和策略方面的主张，逐渐得到全党的拥戴和共产国际的认可。他在张毛体制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1935年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次做关于军事问题的主报告。抗战前夕，在1937年5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张闻天主持会议，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新时期的任务。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王明挟共产国际的权威，否定洛川会议确定的全面抗战路线、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党内多数赞同的困难情况下，毛泽东仍坚持认为“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27］1938年5月毛泽东所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相继问世，对指导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和全民族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上述表明，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中，以及在抗日战争初期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才逐渐被全党认可。1938年9月，当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肯定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 ［28］的指示时，得到了与会政治局委员的一致拥护。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会上康生、陈云明确提议应当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彭德怀等军事领导人认识到“领袖不能委任，领袖也不是拾来的，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他们肯定毛泽东十年来“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在“坚决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29］，是中国共产党当然的领袖。王明在会上也表示拥护毛泽东作党的领袖，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30］。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在会议期间曾向毛泽东提出“把总书记一职让掉”，并“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但因毛泽东本人“不主张提这个问题”而没有向会议提出。［31］至此，虽然毛泽东名义上还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当毫无疑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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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中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90.

［1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