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巴西会议时间新考

时间：2024-05-21

孙果达

内容摘要1935年9月9日那天下午和晚上，中共中央为了商讨张国焘的两次南下电令，分别召开了两次会议，晚上的那次会议才是决定中央立即单独北上的巴西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又一次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关键词红军长征巴西会议挽救红军

红军长征中于1935年9月9日举行的巴西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紧急会议。从会议的效果看，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在生死攸关之际纠正了博古错误的军事路线，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那么巴西会议就是在同室操戈前夕化解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又一次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从长征的胜利看，党和红军战胜了对手们的围追堵截，征服了自然界的万水千山，纠正了党内错误的军事路线，更化解了党内危险的分裂主义。巴西紧急会议理应是长征胜利的四大成果之一。但是，如此重要的会议究竟是在何时召开的却众说纷纭，以致巴西会议五个参与者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年谱或传记都不得不各抒己见。

一

《毛泽东传》是这样写的：“当晚，毛泽东在阿西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来等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1］该传指出会议举行具体时间是在“当晚”，也就是在9月9日晚上。

《毛泽东年谱》是这样写的：“当晚，在红三军驻地阿西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立即北上。”［2］该年谱与传保持一致，也认为巴西会议举行的时间就在“当晚”。

《周恩来传》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当即在周恩来住处开会，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3］该传认定会议举行的时间是“当即”，那么这“当即”究竟是白天还是晚上？

《周恩来年谱》是这样写的：“毛泽东感到情况紧急，立即与洛甫、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当即到红三军驻地与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中共中央和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4］该年谱也与传保持一致，认为巴西会议举行的时间就是“当即”，也不知道这“当即”究竟是白天还是晚上。

《博古传》是这样写的：“由于情况十分紧急，党中央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揭露了张国焘分裂红军企图迫害中央的罪行，也分析了当前所处的危险境地。”［5］该传认为巴西会议举行的时间是“立即”，显然与《周恩来年谱》的观点基本一致，只是用了比“当即”更明确更紧急的表述。

《王稼祥传》是这样写的：“面对这种危急局面，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赶到正在红三军驻地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的住处，举行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党中央当机立断，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6］该传完全回避了巴西会议举行的时间。

《张闻天传》是这样写的：“毛、张、博三人很快赶到巴西三军团驻地，与在那里治疗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中央常委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即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7］该传完全与《王稼祥传》保持一致，根本不提巴西会议举行的时间。

再来看两本重要的著作是如何叙述巴西会议时间的。《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是这样写的：“为实现左、右路军共同北进，党中央和右路军在班佑、巴西地区耐心等候左路军向班佑集中。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于9月2日在巴西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8］很显然，这巴西会议并非那巴西会议。也就是说，这部2001年出版的《重要会议纪事》不仅不采用前述多部重要年谱和传记对巴西会议的表述，而且对化解张国焘分裂行为的巴西紧急会议只字未提。

《中国共产党历史》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9］该书显然对巴西会议做了淡化处理，以致连巴西会议也不提，自然也无需确认会议时间。

这些重要的著述之所以对巴西会议的时间莫衷一是，可能主要存在两个原因：一是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大相径庭，二是现存历史资料的扑朔迷离。的确，当各种回忆相互矛盾却都事出有因时，唯一的方法就是必须想方设法用确凿的事实加以甄别和证明。

二

要研究这一问题，必须明确历史当事人在各自回忆中的主要分歧。首先看彭德怀和叶剑英的回忆。1935年9月8日晚22时，张国焘致电陈昌浩：“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10］彭德怀得到消息后就于9月9日下午向毛泽东汇报了张国焘准备南下的情况。“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11］叶剑英说那天下午正在开会时他得到张国焘的来电，“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我借故走出会场，去找毛主席。”［12］但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召集会议，彭德怀说：“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张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13］这时毛泽东显然还没有见到张闻天和博古。

再看杨尚昆的回忆。他说：“这天下午，我正好到三军团的医院里去探视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在回驻地的路上，碰到毛主席、张闻天和博古3人。他们下马来,毛主席简要地向我交代，说张国焘不安好心，要右路军南下。”［14］这时显然是毛泽东找到张闻天、博古后正要去周恩来处开会。顺便指出，当时杨尚昆与前敌总指挥部一起，驻地是潘州，与周恩来住的阿西相距十一二里，毛、张、博三人住在牙弄，正好在潘州与阿西之间，东距潘州三四里，西距阿西七八里，骑马往来比较方便。这基本平行的三地只有一条山路相连，因此杨尚昆回去的路上正好遇见毛泽东等三人骑着马去见周恩来。

再看吕黎平的回忆。他说：“就在这天下午，叶剑英参谋长借故离开会议室，亲自奔赴距潘州村约3里的牙弄毛泽东住处，把密电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电后，便要叶剑英将原电带回交给陈昌浩，自己则偕同张闻天、博古等从牙弄赶到下巴西红三军军部，与周恩来、王稼祥等紧急商议。”［15］吕黎平当时是前敌总指挥部机要科副科长，他的回忆非常认真，上述毛泽东等人居住三地的距离就是他为了回忆准确而特地前往当地进行的实地勘察。

如此看来，巴西这一紧急会议应该是在9月9日的下午召开的而不是“当晚”。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里有三个疑问无法解决：一是下午开的紧急会议，中央为何要在第二天凌晨才出发单独北上？如此一来时间间隔起码长达十个小时，显得非常从容和充裕，实在看不出会议的紧急性和危险性。二是既然如此确凿，《毛泽东年谱》为何不予采信？三是为什么聂荣臻、伍修权、邓颖超、成仿吾和杨成武等人的回忆都认为巴西会议是在晚上召开的？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回忆的。

聂荣臻说：“这份电报发到班佑寨右路军司令部，被当时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看到了，他连夜骑马紧急赶到巴西报告了毛泽东同志。［16］“骑马”这一特有的细节生动地体现了聂荣臻回忆的真实性。《聂荣臻传》更是连用了两个“连夜”，说叶剑英得到电令后“连夜报告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经紧急磋商，为脱离危险境地，决定连夜率一、三军、军委直属队等北上”。［17］聂荣臻的回忆有较大的可靠性，因为他在1986年写到：“在俄界，剑英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这惊险的一幕。我由衷地敬佩剑英的机警和对党中央的无限忠诚。”［18］很清楚，聂荣臻回忆中生动的细节正是直接来自当时叶剑英的“详细讲述”，而且叙述的地点是在俄界，也就是中央独立北上的第二天。《聂荣臻传》的两个“连夜”也清楚地显示了叶剑英的报告与中央的独立北上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与紧迫性。

伍修权说：“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得到了这份电报，他立即星夜赶到中央，报告了毛主席。”［19］

邓颖超说：“结果这份电报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了，马上报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果断，带领一方面军，连夜赶路七八十里，摆脱了四方面军。”［20］

成仿吾在叙述了叶剑英送电报后说：“毛主席发现了张国焘的阴谋后，立即于夜半从巴西出发，脱离危险地带。”［21］

杨成武回忆了“在北进途中，上级向我们传达说”：“深夜，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张闻天总书记研究决定，在巴西寺院召开政治局会议。”［22］

从逻辑来看，紧急会议一结束显然就应该立即开始行动的。但也有两个疑问：一是难道叶剑英等人的回忆都是错误的？二是如何解释徐向前的回忆。徐向前清晰地回忆了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住处的谈话。毛泽东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实际上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有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23］

徐向前的回忆很重要，毛泽东在那天晚上来到潘州前敌总指挥部的徐向前处，只能表明三种可能：一是紧急会议已经结束；二是紧急会议还没有召开；三是下午的会已经结束，但晚上的会还没有召开。也就是说，9月9日那天中共中央分别在下午和晚上召开了两次会议。第一种可能表明聂荣臻等人的回忆都出现了差错；第二种可能表明叶剑英等人的回忆都出现了差错；第三种可能则表明所有人的回忆基本都是正确的。这就表明第三种可能最大，因为在大致的时间方面，尤其在下午和晚上两个时间概念上，众多回忆者的记忆不可能出现集体性差错。

那么能不能对第三种可能进行证明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三

首先看历史档案。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撰的《红军长征·文献》中有两份中共中央发出的内容基本相同、学界从未同时引用过的奇怪电报：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 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中央九月九日”［24］

“国焘同志:

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1)，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望你速复。中央九月十日(原注(1):此电令未收集到)” ［25］

这是两份粗看之下令人不得其解的电报，中央为什么要匪夷所思地连发两份内容甚至连文字都基本相同的电报？其实这两份电报是迄今为止解决这一难题最关键最过硬的证据。

前者显然是针对张国焘9月8日的电令。电文开头是“陈谈”，也就是前述彭德怀回忆毛泽东去见了陈昌浩，表明中央并未见到张国焘9月8日的原电，只是听了陈昌浩的汇报。从发报时间看，显然是在下午的会议结束后对张国焘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电令的答复。

后者显然是针对张国焘9月9日的电令。电文开头是“阅”，也就是看到了张国焘给陈昌浩的电报。从发报的时间看，显然是午夜的会议结束后对张国焘9月9日电令的答复。因为电报的日期是“九月十日”。文献中紧排在此电文后的一份资料是当时中央同时发给陈昌浩的一份电报，标题就是“指令——九月十日于阿西”，［26］命令其迅速北上。由此可见，中央分别给张国焘和陈昌浩发出电报时还在阿西驻地尚未出发。

这样事情就清楚了，张国焘在8日与9日各给陈昌浩发了一份南下电令，8日的电令在文献中有，但9日的电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密电”文献中没有。为此文献中还特地注明“此电令未收集到”。中央的两份电报就是对张国焘两份南下电令的回答，也是两次会议的结果。由于张国焘两次电令的内容基本相同，中央两次答复的内容自然也基本相同。

那么张国焘的两份电报究竟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于前者是命令陈昌浩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后者是命令陈昌浩立即南下。

陈昌浩收到张国焘8日的电报，就开始做南下准备。叶剑英回忆南下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草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27］可见部队还不会立即南下。同样，毛泽东也显得非常从容，在下午的会议结束后还去徐向前处劝说，毕竟还有时间可能挽回大局。

但张国焘9日的电报就不同了。据杨尚昆回忆张国焘那份电报，“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28］

如果部队不是即将紧急南下，陈昌浩岂能批准叶剑英在深更半夜集合中央直属队“打粮草”？叶剑英还回忆直属队负责人开会的情况:“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29］从“中央已经走了”明确显示当时已经很晚。如果不是将近午夜，又岂能用“今夜两点”来表达时间概念。尤其是为了绝对准时而进行的对表行为，表明当时离北上时间已经很近，否则对表就没有意义。

即便如此，叶剑英出发时也异常匆忙，以致忘了带随身的手枪。并且“叶剑英当晚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毕占云、吕继熙、陈茂生等人，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30］叶剑英出发时竟然来不及通知自己的机要秘书和机要科的骨干，可见当时匆忙和危险到了何等程度。杨尚昆说：“如果没有叶帅获取那份密电，透露张国焘威胁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为什么走得那样急，那样险呢？那岂不是发疯了！”［31］杨尚昆如此强烈地表达北上时的匆忙，足见当年的时间是何等紧迫。

最过硬的证据是随后的事实，因为右路军就是在10日开始分批南下的：“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的第四军、第三十军向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靠拢。”［32］另据当年任一军团二师司令部通讯主任曾思玉回忆，1935年9月11日早晨，他奉命带六团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执行一个向徐向前送毛泽东亲笔信的特殊任务。当时毛泽东用手指着地图对他说：“徐总指挥从东面来，一定会经过这个岔路口向毛尔盖去，你必须争取时间，抢先赶到岔路口等候。”［33］当天下午，徐向前果然率队经过路口南下。如果没有张国焘的“速令南下”，右路军岂能突然改变计划，在尚未做好再过草地的准备时就匆匆南下。

上述事实证明，张国焘9月9日的电令就是命令右路军立即南下。确实，陈昌浩与徐向前对南下态度的犹豫以及毛泽东对徐向前的单独劝说都使得张国焘唯恐夜长梦多，因此命令右路军立即南下以制造既成事实。但张国焘显然没有料到，中央不仅没有措手不及，反而在9月10日凌晨出其不意地抢先一步独立北上，从而化险为夷掌握了主动权。

那么张国焘9月9日的电报究竟是何时到达前敌总指挥部的？

《检察日报》2001年4月3日刊登了一篇曾祥生采访当年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四方面军机要科译电员黄思深的文章：“1935年9月9日这天晚上10时许，正在值班的黄思深突然接收到张国焘独自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给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政委的一份密电。” 随后黄思深就按照规定程序把电报交给了正在司令部值班的吕黎平。黄思深的这一回忆最有价值的是首次提供了9月9日张国焘“南下电令”的具体时间，而这一时间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数小时后就发生了中央单独北上事件。黄思深必定对此印象深刻，因为此事与黄思深有直接关系，可谓性命攸关，自然刻骨铭心。此外，如非亲历，黄思深决不会莫名其妙地把自己的收报时间定在9月9日晚10时。黄思深的回忆在无意中解释了为什么有许多回忆指出叶剑英是在晚上送电报的，也解释了中央为什么必须“连夜”北上，更解释了北上时为何异常紧张和匆忙。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935年9月9日那天下午和晚上，中共中央为了商讨张国焘的两次南下电令而分别召开了两次会议，晚上的那次会议才是决定中央立即单独北上的巴西紧急会议。

参考文献：

［1］金冲及. 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62、363.

［2］毛泽东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11.

［3］金冲及. 周恩来传.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64.

［4］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95.

［5］李志英. 博古传.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206.

［6］徐则浩. 王稼祥传.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241.

［7］程中原. 张闻天传.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 295.

［8］姜宣华. 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01）. 北京：中央文献出社,2001：93.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498.

［10］［24］［25］［26］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红军长征·文献.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5: 666、672、676、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