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另一种选择

时间：2024-05-21

祝曙光

内容摘要尽管近代以来扩军备战一直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日本不得不裁减军备，出现了究竟是成为“大陆国家”还是“海洋国家”、是奉行“大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的争论。20世纪20年代日本出现了长达10年的军备缩减时期，并与日本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相伴而行。这说明在日本国家发展道路上曾出现过另一种选择，遗憾的是这种选择没有转变为现实。

关键词日本军队华盛顿会议裁军美国

从明治年代到二战结束，历届日本政府均奉行“富国强兵”政策，把扩军备战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使日本军事实力不断上升；但日本的军备扩充受国内外因素的制约，并不是简单地沿着直线上升。在近代日本国家发展道路上曾出现过究竟是成为“大陆国家”还是“海洋国家”、是奉行“大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的争论，尽管前者压倒了后者，但后者毕竟在日本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

一

明治政府成立后，把“富国强兵”作为建国的三大政策之一，于1871年2月创建了直属天皇的近代军队。由于明治政府建立近代军队的重要目的是对外扩张，所以军制改革、人员扩充和武器更新进行得非常迅速。但是在扩军备战的总趋势下，日本国内围绕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论并没有停息。

19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出现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发展观：一种是主张日本应脱离落后的亚洲而跻身列强的“脱亚入欧论”；一种是日本应协助、联合和主导中国朝鲜一道防止西洋入侵的“东洋盟主论”。1887年5月日本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明出版了《三醉人经论问答》一书，尖锐地提出了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即日本究竟是走军国主义道路，还是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外扩张，还是睦邻友好？《三醉人经论问答》一书虚构了洋学绅士、豪杰君、南海先生三个各具不同思想倾向的人物，借三人豪饮鼎谈的形式分别阐述、分析、对比了当时日本正流行的三种典型的政治、外交论。其中洋学绅士是通晓西方近代思想的学者，代表了西方式的和平民主思想；豪杰君是身穿日本和服的壮士，主张当今世界乃实力主义时代，空谈理论不如向外扩张，代表向外侵略的扩张主义；南海先生则是中间论者。洋学绅士主张日本应“夷堡垒，销火炮，化舰为船，变卒为民，专究道德之学，讲工伎之术，成纯然理学之子”。如此，“则以文明自夸之欧洲诸国人士，能于心无愧乎？彼或凶顽，不仅心中无愧，而且乘我撤销兵备之时悍然来寇，吾侪不带寸铁，不挟粒弹，以礼迎之，彼果可为何事乎”？“据弱小之邦，与强大之邦相交，奋不足彼万分之一有形腕力，如将鸡卵投向石头一般。”他提倡日本“以自由为军队、舰队，以平等为堡垒，以友爱为舰炮，届时天下岂有当者”？万一日本被列强占领，洋学绅士建议国民忍耐或迁往他国，“世界万国，皆我宅地”。

面对弱肉强食的世界，豪杰君认为空谈理想没有用，“方今，宇内万邦相竞尚武，凡学术所得，种种精妙效果，皆资以供戎马之用，益益极其精锐”。“落后于他邦而欲得文明之具者，其术虽多种，要者不外乎出巨额金钱买取。而小邦不能给其费用，必更割取一大邦，自己成为富国。”豪杰君提出以割占中国大陆，使日本由“小邦”变为“大邦”的对外扩张理论。他说：“有一大邦，我偶忘其名，它甚博大，甚富实，而甚劣弱。”“何不速往割其半，割其三分之一。发一纸诏令，尽募国中丁壮，至少可得四五十万。倾府库之财，至少可买数十百舰。”“割取彼邦之半或三分之一作为我邦，我成大邦。”

南海先生认为洋学绅士的和平主义和豪杰君的扩张主义都有失偏颇，难以苟同。针对列强侵略之说，南海先生断言“二君各自固执积、消两论”，“其病源实一也。一者，何也？过虑也”。他反对“过虑”的理由有三点：第一是国际道义；第二是军事格局；第三是诸权分立。他指出：“故欧洲诸国犹如虎狮。其议院，其新闻纸犹如铁网。而又有诸国均势之义，有万国公法之约，隐然胶着于其手足，故夫狞恶之虎狮，终岁开口吐舌，却不能遽恣其噬齿也。”万一西方列强“悍然来袭”，“将何以待之乎？”南海先生提出的是有别于洋学绅士和豪杰君的全民自卫对策，他指出：“何须从绅士君之计，束手俟死耶？何须循豪杰君之略，招邻国之怨耶？”在此基础上，南海先生批驳了豪杰君割占中国的扩张理论：“若夫如支那国，言其风俗习尚，言其文物品式，言其地势，亚细亚小邦者当与之敦好固交，可务求无相互嫁怨。”“支那国土之博大，人民之蕃庶，实为我之一大贩路，混混无尽利源也。如不虑此，徇一时张扬国体之念，以琐碎之违言为名徒腾争竞，吾见尤非计也。”最后，南海先生得出结论：“至于外交之旨趣，务以好和为主，不至国体毁损，决无张威宣武。”

中江兆民从自由民权论者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近代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三种选择，并逐一分析了各自的逻辑、依据和利弊得失。综观中江的学术和政治生涯，其思想倾向和行为方式显然与南海先生颇为相似。［1］

尽管豪杰君的军国主义扩张路线在日本近代史上占据了主导和正统地位，但和平裁军思想就像一条不断的线一样，在近代日本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时隐时现，虽然它常常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是当日本的对外扩张遭遇困境、挫折或对经济发展、百姓生活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时，它会以极大的能量展现自己，对军国主义扩张路线形成冲击。

日俄战争是日美两国关系的转折点。经过这次战争，日本不仅维护和扩大了在远东的殖民利益，而且确立了在西太平洋海域的海上优势(来自俄国的海上威胁不复存在，日本海军实力由战前的世界第四位上升为第三位)，由此引起了美国的不安，导致日美关系的恶化，日美两国军方分别着手起草针对对方的作战计划，视对方为假想敌国，竭力扩充海军军备，谋求海上优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深受马汉学说的影响。他用在位的短短8年时间，将美国海军实力从世界第五位提高到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位，成为马汉理论的实践者。

日本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造舰计划不甘示弱。1907年的《帝国国防方针》决定海军军备以最新式的战列舰和最新式的装甲巡洋舰(舰龄未满8年)各8艘为核心，并配备相应的辅助舰艇。1918年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提出了新的扩充海军军备的方案。在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中，日美两国的海军军费急剧上升。众所周知，日本的经济实力远远不及美国，它承受不住军备竞赛的巨大负荷，不可能在军备竞赛中胜过美国。海军将领加藤友三郎认为，即使日本勉强建成了“八八舰队”，也养不起这支庞大的舰队，因为维持“八八舰队”的费用占日本政府每年预算支出的1/3以上。“从明治末期到‘八八舰队预算成立间的海军军备的扩充，在国家预算上成为大藏省最大问题的与其说是建造舰艇的临时费，莫如说是经常费。……只要国家财富没有飞跃的增长，维持‘八八舰队就完全不可能。”大藏省甚至向海军当局发出绝望的呼吁——海军决定了“日本财政的生死”。［2］

二

1921年美国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战运动。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反战运动的压力，于1921年7月9日提议在华盛顿召开美英日法意五国裁军会议。

日本的和平反战运动始于日俄战争前。1903年，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基督教徒内村鉴三通过《万朝报》进行反战和平宣传。持反战立场的还有《东京日日》、《每日》等报刊。由于《万朝报》社长黑岩周六放弃反战的主张，幸德等人毅然退出《万朝报》社，于1903年11月组织“平民社”，出版了以宣传“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为宗旨的《平民新闻》（周刊），该周刊不顾当局的压制和处罚，报道人民的困苦，反对战争。更值得提及的是，1904年《平民新闻》发表了《告俄国社会党书》的社论，呼吁不分种族和地域的不同，共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认为这一呼吁与普法战争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发表的反对合并阿尔萨斯、洛林的宣言一样，具有重要意义。

1904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各国社会党大会上，日本代表片山潜和俄国代表普列汉诺夫在主席台上紧紧握手，双方都发表了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演说，这一幕具有象征意义。日俄战争期间，反战、厌战的情绪在日本蔓延。东京基督教青年会组织集会活动，反对战争。诗人与谢野晶子在给进攻旅顺的弟弟题为《君勿死去》的诗中有“旅顺城的存亡算什么”的句子，激烈反对战争。大冢楠绪子在《百度参拜》一诗中写道：“当被问到国家和丈夫孰重的时候，只有默默而饮泣。”这些诗不是藏之于密室，而是公开登载在杂志上，博得了人民的喜爱，政府也无可奈何。［3］日俄战争以后，内村鉴三多次呼吁日本应像瑞士、丹麦那样当一个“理想的小国”。

1912年1月至3月，《东洋经济新报》连载了该报主编的文章——《放弃满洲乎、扩军备战乎》，明确表示反对扩军，反对帝国主义，主张“放弃满洲”。1914年，《东洋经济新报》接连发表了《战争无休止乎》、《反驳侵略领土论》、《不可占领南洋》、《决不可占领青岛》和《再论不可占领青岛》等社论，指出：“按照我国民生活之现状，当前无论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诸方面，均须进行彻底整顿并开展大规模改革运动。”“在政治方面，变限制选举为普通选举；在产业方面，取消保护政策，确立自由开放政策；在对外政策方面，抛弃帝国主义，奉行工商主义；在国防政策方面，缩减当前过于臃肿之军备，改为高效率之小型军备；在教育方面，废除官学特权；在社会问题方面，把妇女和工人从当前穷困境遇中解放出来。”“每十年发动一次战争，是滥用国民的爱国心，或过分迫使发扬爱国心，我们不禁窃为此担忧。” ［4］ 1916年1月至10月，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创作了和平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对国家持否定、批判与怀疑的态度。在第一幕亡魂召开的和平大会上，亡魂登台叙述战争的残酷和死亡的痛苦，进而指出：“那些自以为不会死在战争上的人，知道战争的可怕，而且知道死在战争上，是没有意思的事。”“以好战国出名的日本的天皇明治天皇御制里，仿佛有四海都是同胞，何以会有战争这般意思的歌，我也这样想。我的意见，以为那样滑稽武士的死法，是傻到万分。” ［5］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火打劫，于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 “二十一条”要求的提出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反对。《东洋经济新报》在1915年5月5日的社论中痛切地评论说：政府明目张胆的侵略政策和“国民的轻薄的举国一致论”，这两者是“树敌于全世界，其结果只能说是为帝国贻下百年之祸根”。随着“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导致大隈重信内阁外交日益被动时，同大隈内阁对立的政友会逐渐掌握国内政治的主导权，1918年9月政友会组阁，成立了原敬内阁，协调外交出笼。不久日本掀起了裁军运动。1921年2月，尾崎行雄在第44届议会上提出《限制军备决议案》，主张：通过裁军来摆脱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削减阻碍教育、产业、交通发展的军费；克服落后于时代的大舰巨炮主义。由此拉开了裁军大辩论。同年9月，尾崎行雄与岛田三郎、吉野作造等人发起成立了裁军同志会，会中集结了许多政界、学界、舆论界和劳动界中的民主主义者。［6］轻工业资本家也积极参与裁军运动。因为轻工业资本家，特别是其中的中小资本家势单力薄，经不起扩军带来的经济负担。美国提议召开国际裁军会议的消息，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裁军运动，“民间的裁军呼声更加高涨起来”。原敬指出，日本已进入世界五大强国之列，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重大，其责任亦愈益重大”，日本“负有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之责任”；而华盛顿会议无疑是世界上大国之间召开的非常重大的会议，各国采取一致行动削减军备能够减轻国民的负担，“此乃世界之幸福”。［7］

在日本选择成为“大陆国家”还是“海洋国家”的问题上，陆海军有着不同的意见。陆军认为俄国是日本最大的威胁，“以俄国的对日复仇战为前提，估计即便在将来俄国仍是我国防上主要的敌国”；日本应向中国、特别是满洲求发展，主张陆主海从，积极扩充陆军，“对于海军仅期待这样的辅助作用，即为了日本至大陆间的交通线的安全，确保从日本列岛到巴士海峡的制海权”。海军对陆军的战略思想不以为然。海军战略理论家、被誉为日本的“马汉”的佐藤铁太郎认为，向中国发展而置南方海洋于不顾是本末倒置。佐藤“痛斥陆军所宣传的俄国复仇战是非现实的，日本不应深入经营满洲”。［8］佐藤主张“舍弃满韩”，认为英国是11世纪在欧洲大陆失去领土之后，才确立了执欧洲政局牛耳地位的。佐藤铁太郎对陆海军在军费分配上互不相让的做法非常担忧，指出：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国家同时扩充陆海军，使两个军种均处于第一流的地位；以陆海军中的一方为扩充的重点才是合乎逻辑的。［9］与佐藤铁太郎的海洋国家论相呼应，三浦铁太郎、石桥湛山提出了“小日本主义”，指出明治政府一直推行大日本主义，大日本主义就是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和国家主义，提出以产业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小日本主义”，反对从亚洲大陆拓展领土来扩大统治，满足于日本本土的领土范围，主张通过国际贸易谋求合理的经济立国。［10］

三

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妥协姿态令人印象深刻，在主力舰比例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改变了日本海军政策的基础，即日美两国的海军力量维持7：10的比例。不管日本政府是出于什么考虑，或者是多么不情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愿意在裁军问题上做出让步，保证裁军会议的成功。日本首席代表、海相加藤友三郎表示，“假如由于日本的反对使裁军以失败而告终，将会受到全世界的非难成为国际孤儿，所以无论怎样也不得不采取协调的态度。”［11］

华盛顿会议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通过削减武器，排除了和平时期经济发展的限制，而且完成此举的方式是国际合作，一种清晰而为各国共享的观念出现了：世界变了，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2］因此20世纪20年代是世界近代史上真正进行过裁军的10年，《五国海军协定》是主要强国间据以进行过裁军的协议。

日本也变了，华盛顿会议促进了日本国内裁军运动的高涨。在会议期间召开的第四十五届议会，成了裁军和批判军部的议会。1922年1月28日，尾崎行雄和岛田三郎在议会提出了《关于海陆军备及特例的质问书》：关于海军，要求把华盛顿会议上决定的主力舰30万吨再裁减一半，并削减辅助舰；关于陆军，主张把现有21个师团削减一半。尾崎断言：由于陆军所设想的假想敌国——俄国的崩溃，21个师团之多的军队已无必要，并且认为无事可做的大军，对内阻碍教育和产业的发展，对外招致各国的猜疑，反而使国家陷于危殆。［13］政友会、国民党和宪政会在本届议会上采取协调行动，将各党提出的裁军议案归纳为统一建议案，于3月22日在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1922年6月12日加藤友三郎内阁成立后，首先根据华盛顿五国海军协定，断然废弃现存主力舰14艘，停止5艘的建造，对海军省部进行“统、废、合”（统一、废止、合并），官兵退伍约7500人，裁减海军工厂工人14000人。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对裁军持消极态度的陆军也被迫裁军。陆军中将宇垣一成在日记中写道：“明治以来一再增建的军备走向缩减，可悲！”“华盛顿会议若干年，在不得不裁减海军以至陆军的国际压力下，和平主义情绪弥漫整个日本，连日本政府和军部中主张对华执行露骨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人，一时也销声匿迹了。” ［14］

20世纪20年代日本通过裁军究竟节减了多少军费，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有不同的数据，但从征兵角度来观察，我们可以对日本的裁军有一个大致的了解。1898年，现役军人征兵人数为53452人，1911年达到104803人，增加了96%；1919年，现役军人征兵人数为120254人，而1929年为104803人，减少了12.85%。［15］议会不仅要求裁军，而且要求改革军制，即废除“军部大臣武官现任制”。在1923年2月召开的第46届议会上，加藤友三郎首相明确表示支持军部大臣文官制，革新俱乐部乘势提出的废除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议案被一致通过。

1924年6月，币原喜重郎就任日本外相，至1931年12月下台，中间除田中内阁外，币原历任五届内阁的外相，时间长达5年零3个月，形成了日本外交史上有名的币原外交。1924年7月1日，币原在议会上发表外交演说，充分阐述了他的外交理念，币原外交的理念可以归纳为：国际协调主义、不干涉内政主义、经济主义和合理主义。国际协调主义就是在对华政策上与欧美列强协调，避免出现与欧美列强的对立。不干涉内政主义就是反对公然出兵中国、停止对地方军阀的支持、率先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并且以同情的态度面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他在华盛顿会议上强调要重视由中国民族主义激发的革命。经济主义就是不以武力威胁、侵略和扩大国家的权利，而是奉行以扩大外贸、投资等增进经济关系的互惠互利原则。合理主义就是强调外交行动诉诸于理性，反对采取情绪化、非理性的行动。

这一时期，日本社会上出现的追求个人利益和享乐主义的世俗化现象与政治上的和平民主潮流不期而遇，民众对国家政权所表现出来的盲目的政治热情在日俄战争以后、特别是大正期间开始退却。“现代的大众文化呈现蒸蒸日上的上升趋势。” 1924年，可以容纳5万人的著名的甲子园棒球场落成，打高尔夫和网球也成为人们新的爱好，朋友之间开始在咖啡厅里聚会。“20世纪20年代，一股西方文化潮流席卷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日本民众的生活方式、饮食、住房以及穿着等等方面，都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在东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当中，情况就更是如此，在这些城市里，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们开始流行吃面包，公共场所也开始流行穿西装，而时髦的家庭住所里也一般最少有一间西式房间。在日本银座大街的路上，那些来来往往穿戴着最新外国款式服装和首饰的‘摩登男和‘摩登女们，可能正是前去参加爵士音乐会或是去看电影。”［16］人们玩股票、吃西餐、穿洋服、建私宅，对扩军备战不感兴趣。1930年4月滨口雄幸首相在财界和舆论的支持下，不顾军部的反对，决定签订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当出席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代表团归国时受到了国民广泛的欢迎，裁军运动发展到顶峰。社会上还出现了较为普遍的“蔑视军人”、“军人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心理倾向，军官的靴子碰了别人就会听到骂声，一些军官上下班都不敢穿军装。

日本著名学者日高六郎认为，思考日本百年来的历史，国际主义的时代有三次，即明治维新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与国际主义相抗衡的国家主义时期也有三次，从教育敕语的颁布到甲午、日俄战争是第一次；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时期是第二次；第三次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17］由此可见，在近代日本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曾出现过两条道路之争，一条是小日本主义，奉行国际协调、和平发展、贸易立国战略，一条是大日本主义，奉行“自主独立”、军事优先、武力扩张战略，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曾出现过不同的选择或至少在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有过摇摆。华盛顿会议以后萌芽于原敬内阁时期的国际协调路线一度占居了统治地位。继原敬之后的几届内阁都强调日本要实行协调外交。协调外交理念沉淀下来，为二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价值。吉田茂指出，与英美关系的失常造成了日本外交的没落，日本轻率地投入战争从根本上破坏了兴国的大业，强调今后“必须遵循明治以来以亲英美为中心的路线。”［18］

另外，一战以后另一种社会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迅速、广泛的传播。根据日本著名政治史学者丸山真男所援引的当时内务省警保局的内部资料，“以世界大战为契机，民主主义思想流入日本。紧接着，受苏维埃革命的影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被引进日本，旋即这一思想以燎原之势弥漫于国民之中。关东大地震后，高等专科学校毕业以上的所谓有识阶层受到赤化洗礼的程度最深”。［19］《改造》、《解放》和《社会问题研究》等具有左翼倾向的杂志于1919年创刊。据丸山真男调查，日本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出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国家，而且销量惊人。左翼思潮的蔓延和左翼力量的崛起对军部和右翼扩张势力起到了抑制作用。大正时期女权运动也开始崭露头角，她们为获得女性的平等地位和各种权利，特别是选举权而斗争。妇女杂志不断创刊，而且拥有大量读者，除了创刊于明治时期的《妇女之友》和《妇女世界》外，大正时期相继创办了《妇女界》（1913年）、《妇女公论》（1916年）、《妇人界》（1917年）、《主妇之友》（1917年）、《妇人俱乐部》（1920年）以及《令女界》（1922年）、《女性改造》（1922年）和《妇人画报》（1922年）等。自政友会总裁原敬于1918年组织内阁以来，至1932年5月，除两年的官僚内阁外，一直由政党内阁轮流执政，即所谓“宪政常道”。这一时期，日本民众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争取民主、反对军部扩军备战的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民主、和平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深入人心。1925年日本议会通过了《普通选举法》，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制。军部完全被孤立了。如果这时政党团结起来，联合民主主义势力，完全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果。但遗憾的是，各个政党没有从大局着眼，而是注重本党派的狭隘利益，从而给了军部喘息的机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社会思潮为之一变，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则结束了长达14年的政党政治。

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指出，战后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是战前日本历史的自然延续：“任何认为我们是在一张白纸上创造一个全新的日本的想法都是荒诞无稽的。从整个文化的角度看，变化不可能是很大的，即便那些可以持续下来的明确的变化，也一定在总体上符合那个社会自身演变的模式。由此看来，我们在日本的努力有着非常有限也非常现实的目标，那就是重新调整力量平衡，使日本社会内部的和平民主力量能在将来逐渐压倒军国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力量，也就是将后者占优势的30年代的历史逆转过来。这一论点的假设显然是，日本已经存在强有力的和平民主倾向，只需稍稍加重天平的这一端，就有可能使其取得支配地位。……这一命题的正确性不仅将由战后那段至关重要的历史来证明，也将由战前日本的历史来证明。”［20］

综上所述，尽管近代以来扩军备战一直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但受国内外因素的制约，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日本不得不裁减军备，出现了究竟是成为“大陆国家”还是“海洋国家”、是奉行“大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的争论，也就是说日本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另一种选择。遗憾的是这种选择没有转变为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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