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与多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关系”研讨会综述

闫秋红

2009年4月9—12日，由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办、贵州民族学院协办的“中国社会转型与多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关系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单位的50多名学者相聚花城，就多族群语言文学多元化学术空间的建构、转型期多族群文化身份与民族国家认同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多族群语言文学多元化学术空间的建构

同中国人文科学的其他基础学科一样，“文革”之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重新焕发了新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近10年来多元化学术空间的拓展，为新世纪的多族群语言文学研究赢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更严峻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朝戈金研究员强调应拓展学术思路，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传播学的视野，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更广阔的前景，使之与国际学术对话与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汤晓青研究员指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键在于研究理念的更新。我们必须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多种生命状态呈现出来，凸显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性，借鉴和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我们在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形态的文学现象时所遇到的具体问题。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学中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进行现代性的学术阐释，将长期被视为边缘学科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纳入到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中，进而完整地描绘出中国文学的发展全貌。南开大学中文系刘俐俐教授认为，在跨学科的宏大视野中，应综合多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方法，发现和分析当代民族文学文本，寻找民族文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如果局限于民族文学理论的单一视野，那么就会遮蔽更有价值的研究和发现。从目前研究动态看，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叙事学等资源都可以成为当代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借鉴的领域和对象。

多元化学术空间的建构，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更新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佑夫教授、刘振伟教授总结了中国少数民族诗学的多元互生的总体发展格局，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诗学由若干板块构成：口头诗学、经籍诗学、同韵诗学、劝喻诗学、《诗镜》诗学、回回诗学、南夷诗学、八旗诗学、新变诗学、史诗诗学、族类诗学和文化诗学。西北民族大学中文系多洛肯教授回顾了哈萨克民间文学的总体研究情况，他认为应该摒弃从民间文学书面文本切入分析的传统方法，而代之以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新的研究方法，参考文化人类学、接受美学以及口头诗学的理论，将哈萨克民间文学置于2000多年文化变迁的视阈中进行分析和研究，从宏观上把握哈萨克民间文学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及其特征，探讨哈萨克民间文学的多元文化因素及其与中原汉文学、阿拉伯文学、波斯文学、印度古典文学的相互关系，勾勒哈萨克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全面而客观地揭示哈萨克民间文学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转型期多族群文化身份与民族国家认同

多族群语言文学的文化身份与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成为会议讨论和交流的热点话题。就如何认识和解决文化认同与族群冲突的问题，如何协调少数民族族裔性与中华民族整体性之间的关系，与会学者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暨南大学中文系姚新勇教授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少数民族族裔诗歌所承载的地域民族空间的异质性想象，已替代了整体的民族国家空间想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对过去高强度的政治、文化控制的反动，表明了近30年来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但是也暴露了中国文化认同的断裂与危机。他认为只要各民族具有相互尊重的宽容之心，以及正视现实的理智、良心与勇气，以个体、族群、国家、世界的综合视野看待文化问题，就有可能寻找到共同的精神文化认同。新疆大学中文系欧阳可惺副教授则指出，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达是一种不断变化、协商的社会文化构建活动，它不断地在实践中自我批判检验、反思修正。如果少数族裔作家和批评者能够有更多的“协商”意识、“重塑”意识，就可以把“对抗性”的民族主义话语转换为和谐统一的多民族主义话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刘大先助理研究员认为，作为中国文学的有效组成部分，中国少数族裔文学提供了多样性主体选择的可能，它们以差异性的表述描绘了同一性的中国，多元的主体建构使之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活力所在。新疆财经大学中文系艾光辉教授认为，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开启现代化转型进程后，一直在追求与主流文学的同步，随着建国后文学生产的高度体制化，内地文学思潮的流向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新边塞诗”及第二代作家崛起后，汉族文学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自身文化品格开始形成。西北民族大学朱广贤教授指出，“中华多民族文化”这一新概念的确立，对民族文化研究领域里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提供了和谐“统一”观照、全面“平等”对话的学术可能，从而使新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之路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内蒙古大学格日勒图教授在强调文学的民族性的同时，也指出了母语创作对多民族文学的意义。他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母语创作，作为本民族根性文化的象征符号，是本民族族籍文学的传承动力。少数民族作家的母语创作，标示其族人处世身份和传承文化的积淀，承载着本民族的传统美德、欣赏习惯、独特风格、生存精神。

近年国际上流行的“汉语热”与少数族裔语言的冷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暨南大学中文系班弨教授指出，汉语国际推广是国家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提高中国的软实力而采取的重大举措。而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十分丰富，我们完全应该而且能够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的国际推广工作。

多族群文化的交流与多族群文学精神的重塑

多族群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以及转型期多族群文学精神的重塑等诸多问题引起与会者的深入探讨。西北民族大学高人雄教授分析了佛经传译中的胡汉文化合流的问题。她认为，产生于印度的佛教首先在西域广泛流传，渗透了西域诸民族的文化因子，佛教主要由西域传入内地，主要传译者是西域僧人，从而促进了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西域与中原自古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西域文化思想对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甘肃联合大学严英秀副教授认为，转型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依然是边缘化的存在，难以真正融入主流文学。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是因为汉语文化主流话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背离现代性的期待，而且也与少数民族作家褊狭静止的民族文化守卫立场，所导致的少数民族文学现代性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从民族性走向更深刻、更广阔的人类性，这是少数民族作家亟待解决的问题。新疆农业大学晁正蓉副教授考察了维吾尔族当代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的文学现象，她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维吾尔当代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是在借鉴和吸收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叙事的基础上，对维吾尔传统叙事的继承与革新。维吾尔族极其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为维吾尔族作家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方法提供了可能。

中山大学刘晓春教授分析了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民俗学研究界获取材料的方式从“采风”向“田野调查”转变，完成了中国民俗学学术范式的转型。从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俗的新的研究范式。这既是对五四传统的超越，也在超越中继承了五四民俗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即从扎实、深入的民族志式的个案研究中，建设中国民俗学的对象与方法论的基础。这种“整体的”、“客观的”学术取向，与当前民俗学者热情拥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互为表里，并为理解作为国族概念的“中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暨南大学中文系杨秋副教授论述了广州地区的七夕习俗及其在近代的演变。她认为广州的七夕节原本的功能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到近代这种功能被娱乐所代替。此外这个时期的广州七夕节还有明显的商业性特点。

近年来，随着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思考成为当下值得关注的话题。因此，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也是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关纪新研究员建议，应在国内综合性高等院校普遍开设民族理论及民族文化课程。他指出，国内一般知识阶层，除边缘民族对主体民族的历史文化尚有大致了解外，中原主体民族对域内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还远未具备最基本的了解，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缺乏必要的了解。这不利于民族间的团结，也不利于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我国现在奉行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是合理的，然而，民族理论民族文化的课程，在中原广大地区的小学、中学以及几乎所有的综合性高等院校教学中严重缺失。因此，建议在国内综合性高等院校普遍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文化的课程。可在文科专业尝试开设这些新课，然后再逐步向其他专业渗透。可以考虑先开选修课，然后逐渐过渡到必修课。他同时建议，在高等院校中文系普遍加开中华多民族文学的课程。

编辑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