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流年

在世界杯里打酱油

2002年6月30日的傍晚,我坐在阶梯教室里,听一个高考心理辅导讲座。心理咨询室的年轻老师在恣意地朗读着老舍的那篇《考而不死是为神》,我在底下无聊地跟herosky同学打赌巴西和德国谁赢。彼时,他拿着一个小型收音机,好心分我一个耳塞。屋顶上的大吊扇嗡嗡作响,配合着断断续续的信号,很是折磨人。

那时的高考还没改到6月,年级主任苦口婆心劝诫大家:如果你因为看球耽误了复习,一时的放纵会换来一辈子的不高兴!世界杯4年就有一次,高考却只有一次!许多男生一脸纠结,就此完全可以答出那年的高考作文题“心灵的选择”。

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是毕业的夏天。济南酷热的夏夜,男生的呼喊和着啤酒的味道、离别的愁绪扑面而来。学校夜里依旧会断电,大约是不主张看球,尤其对毕业生怀着戒备之心,生怕他们肆无忌惮地释放自己这四年来的压抑。那一年,herosky同学考研失败,却意外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黄健翔因为“意大利万岁”而另类走红。

2010年的世界杯同样伴随着一个燥热的夏季而来。朝鲜对葡萄牙的那天,我和老公去超市购物,人非常之少,我们在特价蔬菜区流连良久,拾掇了数捆芹菜和莴笋,跟老太太们一起抢购了一袋特价猪蹄,并将看了三四次的凉席和电压力锅一起买下。

下了公交车,再有一百米就到家了。可就在一家饭馆门口,老公碰到了他们单位领导,脸色微醺在打电话,他只好拎着锅和凉席,硬着头皮上前打招呼。领导二话不说,拽上他就往里走:来,进来看半场,喝几杯再走!老公看看手里的大包小包,尴尬得有点不知所云:我们不看球,我们从超市回来,就是路过⋯⋯

我前额的头发打绺儿,鼻尖冒油,购物袋里的芹菜和莴笋探头探脑,十足的打酱油模样。我俩把东西放在门口,进门朝那些沉醉在啤酒爆米花中的中年男女们微笑。老公挨个向领导敬酒,几杯啤酒下去,领导摆摆手,示意可以离开。于是我们拎着电压力锅和凉席、猪蹄、莴笋飞奔而去。

那天,朝鲜0:7,输得很惨。

人生似乎有一些分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是与非就可能完全颠倒过来。从前不许看球,不许喝酒,而现在,却不得不看球,不得不喝酒。

现在我仍然不看世界杯,但知道每一场的结果。QQ牧场上每场都有竞猜,阿根廷的出局,让我输掉了30只牦牛的赌注。

有人说,所谓世界杯,就是我们在亨利齐达内卡纳瓦罗的人生里,打自己的酱油。

文/闫晗

阅人

无数次开始

保罗·奥斯特的小说《幻影书》的卷首,引了夏多布里昂的一段话:“人不止有一次生命。人会活很多次,周而复始。”咀嚼了很久之后,我才明白了这段话的含意:人生不是太短了,而是太长了;人生没有一劳永逸,必须经历无数次的重新开始。

我的朋友M女士的生平,似乎可以作为这段话的注解。20年前,她从一所很普通的大学的美术系毕业,毕业前的聚餐中,这些豪情万丈的年轻人说,为什么不开个公司?大家立刻攒了一个设计公司,选她做头。公司刚建起来,就听说有一件工程即将开始招标。她年轻、胆气豪,怕对方质疑公司的资历,谎称自己35岁,和业主大谈育儿心得。招标那天,她发烧,还是强撑着去了会场。出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她穿着一身华丽的旗袍,戴着一架嫩黄的眼镜,故意去晚了一点,在全场到齐后推门进来,旋风般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胳膊上还扎着针,身后跟着一个神情冷漠的护士举着吊瓶。这苦心经营出的强悍、嚣张、怪异的气场,让她赢得了这项工程,赚到第一桶金。

第二项工程是城市沿河大道的景观设计,但合同里的疏忽,让公司赔得血本无归,伙伴们四散而去。她振作精神,重新开始,和同样学美术的妹妹在繁华路段租了一间十平米的小铺面卖服装。她在短期内学会了踏缝纫机,所有的衣服一律重新改造,铺子里经常被女人们挤满,每上新货,大客户会激动得要求关店服务。她又胜了。

有了资金在手,文艺青年的细胞开始蠢蠢欲动,她决定开一家可以放电影的咖啡馆。选地方,投巨资装修,就要开业的时候,住在楼上的一位女高官嫌吵怕乱,出面阻挠,咖啡馆开不了了。但租约已经签了三年,只好把豪华装修的咖啡馆,改做超市。一个超市里有多少件商品?四万件。每天盘货都让人精疲力竭,还要和门口占道的摊贩恶斗、和城管智斗,还得睡在超市值班,婚姻差点出现危机。一年之后,超市关门。这一次赔得更多。

重新开始接设计的活,挺过艰难时期,听说母校有意开设分校,上门商谈,遭拒,反而激发出她的斗志。她的信念是,层次更高的人,更宽容和容易沟通,于是她直接去某所著名的学府谈分校事宜,一举成功。

学校开在市中心一所四面都是玻璃窗的大楼里,孩子们笑颜纯真,她度过了两年最美好的时光。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桩万年基业的时候,业主违约,决定拆楼,她往返奔波,找新的校址,重新开始。

青年时代,我在面对那些得意者时,惟有羡慕和谦卑。多年以后,我才豁然明白,先发制人者未必占尽先机,后起之秀也不必含恨吞声,人生原来会不断地重新开始。

因为,不断地重新开始,是生命最基本的规律。

文/韩松落

浮生

搭黑车去别处

生活在别处。和所有小地方的人一样,我打小就向往外地。

三四岁的时候,两个姐姐常带我到淮河边去捡树叶,回来当柴烧。她们手拿一根铁丝,在地上扎呀扎,黄叶顺着铁丝往上爬,爬到手边的时候,就全部捋到另一只手上的麻袋里。同时还得看着我,不能跑得离河边太近。树叶都落了,从树林里看去,河面一览无余。有一天下午,河上飘过一只小船,因为离得远,只看见船上有人在撑篙,却看不清是什么人。我兴奋地大喊:大哥,大哥,带上我!一直往河边跑,大姐怎么也拉不住我。

当然,最后还是拉住了。这段佳话被我大姐说到如今。

7岁那年,我第一次出远门,到20里外的一个亲戚家吃喜酒。到了之后母亲就忙去了,我与那里的小孩玩不到一起,就一个人凭着记忆往家走。亲戚和我母亲骑自行车追上来的时候,据说我都已经走了二里多路了。

11岁那年,初冬的一个早晨,为了什么事我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母亲十分生气,拿着棍子要打我,我飞快地在前面跑,只穿着毛衣,好像连外套都没有穿。我们家东面是一个水塘,我顺着水塘跑了半圈,看看母亲没有放弃的意思,头脑一热就往水塘里跑。水塘不深,但是结冰了呀。我当然不是想死,而是想做个姿态,向前来围观的人传达:第一,我什么都敢;第二,我被逼得没招了。这一招非常奏效,母亲当时就不追了,坐在地上大哭起来。我被邻居们劝着慢慢往上走,一边走,一边下定决心,一定得找个机会,离开家。

14岁的时候,我离开家到县城去上学了,然后是当兵、打工。从那时起,我就算离开家了。现在,偶尔也会想想老家,但最要命的是,我还常常想离开现在的家,到外面去逛逛。

小长假时,我连着三天窝在家里看一部叫《搭车去柏林》的纪录片。两个家伙用了三个月时间,靠搭车,从北京出发,途经50多个国家,最后抵达柏林。我于是幻想自己在哪一天能一咬牙,搭车到长江以南看看,因为,我还没有到过长江以南呢。

假期结束上班,我出去办事,在月坛北桥下等了半天也没有打上车,只好边走边看。没多久,一辆车摇下前车窗,司机摆手让我上车。我那个惊喜呀,上了车,说我到西站,你顺路吗?那人说,我送你去。我那个激动呀,于是就跟司机聊《搭车去柏林》,然后就是抑制不住地感叹:这个社会真是太美了!

司机不好意思起来,笑着说:我是黑车。

文/李落落

世说

手的功能性和现代性

手淫,据说与卢梭诞生于同一年:1712年。倒不是说卢梭的时代之前,人们就不知道手还有这功能,不过是大家从前都私底下默默无闻地干,而在这一年,这一行为被晒在光天化日之下,几经辗转蹉跎,最后乘着卢梭思想启蒙运动的东风,甚嚣尘上了。

如果说18世纪之前,人们还可以假装正经,特别是侍奉上帝的一些独身主义者,因己之纯洁,在人前难免有道德优越感,那这一年,从人群里蹦出个名不见经传的庸医,叫嚣手淫这种恶行的种种淫秽和败坏之处,一杆子就打倒了所有有手的人。大家面面相觑,看着自己那双不那么无辜的手,这一欲望的铁证。其实这个江湖术士危言耸听只不过是想卖他的“强力大补丸”和“多子多春粉”——号称专治手的这种好动症的特效药。这药很贵的,按当时的物价,一盒药钱可以买290杯咖啡。至于这药吃后,手是否从此就规规矩矩搁在膝盖上,就不得而知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此,正牌的冒牌的医生们同心协力传播手淫的邪恶之处。从健康方面讲,它似乎能引起失明、癫痫、脊椎结核、丘疹、神经错乱等几十种疾病,以至到19世纪中期,还出现了一种叫现代人大开眼界的玩意儿:阴茎报警器。据说它能时时追踪身体变化,帮助人们及时发现苗头,防患于未然。但最具杀伤力的,仍是手淫所背负的道德义愤,“自我糟蹋”“肮脏”“人神共弃”等指控不绝于耳。

有学者认为,导致这种状况,源于手淫这种活动对社会秩序的破坏。通常的性,不管是婚内还是婚外,都是社会行为,因为你得利用社会资源哪,而手淫,是自给自足,这势必引起专制统治在某种程度上的权力架空。

康德的观点或许有代表性。他一方面抨击性享乐是一种“利用他人使自己得到享受”的自私行为,另一方面又猛烈攻击手淫,认为“用手淫来亵渎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纯粹的兽性”。尽管这样,康德还是在“利用他人”和“亵渎自己”中坚决选择了前者。每一个生理正常的人,都应该立志成为一个能被利用的人,这是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但随着启蒙运动和个人主义的发展,手淫的意义,从猥琐、淫秽,逐渐披上了斗士的光环。它不但是“对社会规范和社会期望的一种反抗”,而且变成现代人的美德,被认为“追求自我愉悦是实现自我认知、自我探索、塑造精神自我的必经之路”。其实这种玩世不恭的挑衅中,多少也反映了现代人的孤独,和苦中作乐的黑色幽默。从这个角度看,手淫似乎天生蕴涵着某种现代性。

所以,古希腊人第欧根尼或许是最具现代感的哲学家了。他从桶里爬出来,到广场上手淫。他认为性是人之所需,和吃饭一样自然,既然人能在大庭广众下吃东西,为什么不能在大庭广众下手淫?但他的观点放在今天都太前卫,超出时代,至少一光年。

文/寇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