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体论：来自天堂的逃犯

毕光明

格致对女性在分崩离析的世界中的凝合作用,比绝大多数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有着更为坚定而持久的期待。在遇到人的尊严受到怠慢和损害时,格致会不由自主以接近战士的姿态挺身而出进行抗争,但是当女性在性别分野下受到委屈时,格致并没有表现出女权主义式的怨怼与激愤。她无意在两性分野中谈恩论怨。这或许因为格致生来就浸染在松花江流域自古形成的两性文化格局中早已习以为常,集体无意识的麻醉使他们感觉不到男权压迫的疼痛,相反,经验世界里的女性悲屈给受虐者以更多的精神快感。若是这样的推测成立,那么它或许是农业文明时代给现代社会留下的一份颇为适用的馈赠。不过我更乐于探讨格致的女性书写超越两性文化纷争的那种重构女性特质历史生成图景所具有的生命哲学内涵,那一定是具有恒久意义的对女性存在本质的悉心呈现。

格致并不是受某种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导参加形象化的文化论辩的,毋宁说,格致纯粹从自我和家族的经验出发,进行完全本土化的写作。她从记忆中唤醒的女性存在的那些缤纷鲜活的经验碎片,经过想象的修复和情感的熔铸,变得如此真切,摇曳生姿,具有十足的东方魅力。格致是个不知疲倦的讲述者,热烈而诚实,絮叨而质朴,顺着生命轮回的轨迹,追溯女性生命的源头。帮助格致解答女性生命的谜团的,不是现代理论,而是原始宗教在民间的惨淡遗存。格致用细腻而流畅的叙事,对民间巫术的精神作用进行了诠释,表达了作家对女性存在的独特理解。《替身——帷幕下的人间生活》(以下简称《替身》)系列,就是格致关于女性生存本体论的最有价值的文本。

《替身》是作者讲述她十八岁那年患“癔症”,母亲带她求“大神”医治,垂危的生命得到拯救的故事。文章当然不是要宣传原始巫术的治病功效,而是借巫术的人神沟通原理,揭示生命内部的二元结构以及精神之于生命存在的作用,最终表达女性生存意愿及生命价值取向。在《替身》的巫术活动中,人的生命被看成是肉体与灵魂的统一体,灵肉既合二为一,又可以分离。人的生命是个存在个体,但他的存在需在另一个二元结构即人间与天堂(或地狱)的关系模式中才能得以实现。生命个体的灵与肉完全统一时,生命也就存在;二者分离,就意味着死亡。生死是由最高的统治者——神,来决定的。不论生还是死,灵魂都是不灭的。生命个体放置在外部世界即宇宙结构中,最理想境界是生命终止后,灵魂能够升天(天上不需要肉体凡胎)。地上的生命的时间有限,而天上的灵魂永恒。前者是感觉形式,后者是形而上世界。人间天上,生命可以在其间得到转换而至于无穷。天人殊分,天主宰地,人不可通天,但从远古开始,在原始想象里,人可以通过神的化身、代言人——巫(《替身》中称作“大神”),进行沟通。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神,并非蛮不讲理,仅从维护统治秩序考虑,它也得偶尔考虑考虑人间的合理要求,以体现它的宽仁。——这种没有科学依据、不受科学支持的划分与解释方法,其实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它对生命现象的解释在精神世界里才有存在的位置。然而它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地位,恰好可以为同为精神现象的文学提供最坚实的结构形式。《替身》的生命思考,就从中获得了逻辑力量,并进而为人的生命选择获得了伦理支持。

“我”在十八岁这个如花似玉的年龄,突然得了无药可医的重病,信神的母亲只有奔波找大神,希望依靠神奇的力量挽救女儿的生命。“大神”查出“我”是天上王母娘娘的侍女,为了既不违逆天规,又能满足人间母亲的心愿,于是有了造一“我”的替身带走“我”的部分灵魂归位于天宫继续司职(给王母娘娘端茶打扇),给人间母亲留下至亲的女儿的两全之策。如果说这次求仙活动完全有真实的生活依据的话,那么,母亲通过“大神”成功拯救女儿的全过程在创作活动中已经是记忆和想象的产物,作者的意向植入使故事原型从文化人类学意义,向生命哲学作了重大的偏转。作者通过“我”的成功分离,要作出对于生命的一无怨悔的选择:逃离天上,居于人间。尽管“我在地上的肉体生命是一个违法行为,是一个错误”,“但地上的、人间的肉体生命是我刻意追求的,是我的一个重大的、思考后的选择”。“我”早就受了自然界里“柳树”、“海棠花”等生命的美好姿态的“诱惑”(应该是启发),“对地上的生命产生了信心和好感”,经过慎重思考,选择了“人间生活,泥土上的生命”。而当她再次选择了人间生活,她的信念和态度是:“我的生命是自主的,自愿的。由此带来的一切,我都乐于承受,并做好了承受一切的准备。”

作为女性的格致,在这里表达了对人间生活也就是感性生活的积极认同,对于感性生命来说,人间生活才值得留恋,虽然它短暂。但是天上神仙的漫长存在又有什么乐趣!“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早就道出了仙界的寂寞无聊。古老的牛郎织女的传说,也表明了人类对凡俗生活的价值取向。但人类常常会偏离这一取向,由于感性取向导致欲望泛滥,因而不得不否定世俗生活的要求。有偏离就有回归。上世纪80年代,舒婷写出的宣言式诗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就是对革命时代否定人的凡俗生活的艺术反动。格致《替身》再次提出生活选择问题,仍然有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意义。在《替身》里,格致多次以诗的语言写到丝绸,柔软而光滑的丝绸。丝绸无疑是女性生命质地和特性的象征,犹如柳树是女性生命姿态的象征。作者这样讴歌丝绸:丝绸是最让我痴迷的人间创造,它让一个平面散发出立体的光芒。还有它的质感,比任何细腻的肌肤更滑软,那是人间无法承受的一种柔软和光滑,是对人间女子美好迷人的肌肤的充满激情的模仿。它又凉又暖,又滑又涩,集矛盾于一身,却又舒缓而自然。丝绸是从什么时候来到人间的?它来自何处?拥挤嘈杂,泥水和血水横流的人间用什么来托住一块惊人的丝绸?它是如此的细腻,一只粗糙的手的抚过,足以酿成它的灾难。然而,这样的丝绸,却顽强地存留在人间上千年。它的柔软,无与伦比的光泽,在人间深处闪光。丝绸给予人间的启发是巨大的。它不语,却无时无刻不在倾诉。丝绸使人间处处闪着不是由火发出的闪光。这样的光,不能烧毁家园,也不吞噬生命;它包裹发抖的肉体,并使它们慢慢地温暖。

之所以迷恋丝绸,是因为“我的少女时代,就是一个丝绸无法存在的年代。我在幼小的时候,没有得到一块丝绸的拥抱和安慰,这使我成年后,加倍地迷恋丝绸”。丝绸是女性美的象征,它是温柔、善良、宽容、同情和悲悯的化身。失去了它,世界就由干枯变得凶恶。我们曾经用“天堂”——乌托邦,否定有鲜花和丝绸(母亲只好将其深深藏匿)的世俗生活,才演变为今天的“危机四伏,虎狼遍地”。所以,人间需要女性,需要蒙娜丽莎的微笑所代表的女性的温柔与爱,去浇灭争斗的火,去消弭层出不穷的罪恶。格致是根据自我经验,在历史视野里为当下提出以女性本体美来修复革命文化和经济主义造成的心灵的千疮百孔的。逃离天堂,并不是要堕入物欲,因为生命的价值是以本体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作为逻辑起点的。而这样的问题,没有神的帮助,我们难以回答,所以,保持对神的敬畏是必须的,正如格致所写:“任何一个人都将在一个神的注视下惶惑不安。人是有原罪的,谁敢说自己干净,谁敢说自己从没生过邪念?我们——人,是不愿意有哪些罪恶的,我们很想把那些不洁之物摘除下去,而摘除又不是我们人自己能做到的,就像一辆汽车,虽然时速可以高达多少,又如何智能,却不能清洗自己。它需要天上的雨水或高压水枪。我们也不能清洗自己,这时候,我们需要神的关怀,而神也从不嫌麻烦。”不应误解的是,即使求助于神灵,我们最后需要拥抱的还是美好的生命,这大约是格致散文给我们的全部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