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庄子

李　明

容提要庄子在茅盾一生中留有鲜明的印痕。从茅盾在读书生活、编辑工作中遭遇庄子。“《庄子》与《文选》论争”中茅盾的态度；茅盾笔下的“庄子”；茅盾生活、创作中的“庄子缘”等方面，进而解读了与庄子精神联系中茅盾的内心世界。茅盾揭破现实、存心救世、淡定从容、平易谦逊、“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格操守潜在受庄子影响，其沉稳大气、“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人生与艺术气象与庄子积极精神不无关联。茅盾与庄子的不解之缘，展现出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联结的现代作家立体、丰富、复杂的另一精神侧面。

1945年6月24日，重庆文化界人士举办了茅盾50岁生日祝寿活动。6月6日的《新华日报》登了一则通启：“……二十七八年以来，他倡导新文艺，始终没有懈怠过，而且越来越精健；对于他的劳绩，我们永远忘不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经历了好些艰难困苦，只因中有所主，常能适然自得，对于他的操守，我们永远忘不了。”茅盾认为这些话：“言简意赅，既是鼓励，也是鞭策。”笔者以为：60多年前那一番评论茅盾的话，尤其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中有所主”、“适然自得”，抓住了“茅盾之为茅盾”的最重要特点。作为见证20世纪前80 多年中国历史的文学家，茅盾文学世界是现代中国“形象历史”的重要部分。《茅盾全集》40卷和1本附集，茅盾85春秋人生，似乎都在隐隐昭示世人：这位中国作家有着高超的人生和艺术智慧。在波谲云诡、动荡不定的20世纪，茅盾融传统的厚重和现代的丰盈于一身，从容书写了自己的“艺术人生”。茅盾沉稳、大气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生和艺术智慧，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探究。

茅盾自幼博闻强记，勤学深思，“秉承慈训，谨言慎行”，自是其获得智慧一端。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熟稔非常。早在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同事孙毓修曾问他读过哪些书。茅盾回答：“我从中学到北京大学，耳所熟闻者，是‘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涉猎所及有十三经注疏、先秦诸子、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昭明文选》、至于《九通》，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历代名家诗文集，只是偶然抽阅其中若干章段而已。”，民间亦有茅盾会背诵《红楼梦》，二十四史读过两遍传闻，由此可见茅盾读书涉猎之广博、学养之深厚。作为现实主义革命文学家，茅盾勇猛精进、昂扬高蹈的一面成为留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人世的茅盾”成为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主要”“茅盾”、“整体”“茅盾”，成为“茅盾人格”的主色调。事实上，茅盾一生进退裕如，个性气质温良、儒雅、坚韧、圆通，传统“士”人气息很浓。观其一生，他不如胡适那般优雅，也没有鲁迅那样愤激，更缺少郭沫若式的“浪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道互补”的传统“士”人精神人格特点在茅盾身上也有所体现。茅盾毕竟是中国文人，如果诚如鲁迅所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茅盾自然不可能彻底摆脱道家思想影响，如果茅盾算得上是“懂得中国大半”的文学家、文艺活动家，那么他定然亦懂得“人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现象背后的道理。“老庄”道家思想与文化作为传统中国人的智慧源泉，自然与学兼新旧、贯通中西的茅盾也有关联，使得茅盾的智慧与文学，与之有某种永远无法割断的精神联系。而这，或许也是茅盾这位历经坎坷、游走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作家，虽然一生不断遭遇种种“矛盾”，却始终能以高超的智慧化解“矛盾”，创造出令人心仪的“人生的艺术”和“艺术的人生”的缘由之一。

庄子(公元前369～前286)是战国时代道家学派最重要的思想家。《庄子》又称《南华真经》，现存33篇，内篇7，外篇15，杂篇11。《庄子》上承《老子》，下启《淮南子》，是战国中至秦汉间庄周学派的总集，是道家的一部主要著作。庄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代表了中国古代思想的最高智慧。庄子哲学首先是艺术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所以更是文学的。鲁迅评价庄子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诡谲的想象，深刻的寓言，丰富的语汇，浓厚的浪漫色彩，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罕有其匹的。冯友兰认为：“道家虽没有论艺术的专著，但是他们对于精神自由运动的赞美，对于自然的理想化，使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受到深刻的启示。”。茅盾作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巨匠”，庄子在其一生中，留下了鲜明的印痕。

一、读书生活、编辑工作中遭遇庄子

茅盾在1962年5月4日，给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研究馆员魏绍昌复信，就其咨询“青年时代曾受到庄子和安那其主义的影响”问题之来信加注附还。茅盾的答复是：“这是在学校(中学、大学)时期。初进商务印书馆时，我看了一些英文本的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虽然好像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受了庄子影响的问题，但肯定的答复是显而易见的。从前一句和“顾左右而言他”的后一句即可断定：茅盾自己是承认学校时期受了庄子影响的。

茅盾晚年所写回忆录中，也谈到了他13岁上湖州中学期间，国文教师杨笏斋选讲《庄子》，并极为推崇庄子之文的情况。茅盾是从那时因杨老师影响而接触《庄子》的，日后喜欢庄子胜于其他“子”，并与庄子结缘。茅盾自己这样说：

“一九0九年冬季，我从植材学校毕业了，时年十三周岁。”

后茅盾进入湖州中学，湖州中学校长沈谱琴“。茅盾写道：

沈谱琴从不到校，他聘请的教员大都是有学问的人。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是一个教本国地理的(可惜记不起他的姓名了)和一个教国文的，仿佛还记得他姓杨名笏斋。……杨老师还从《庄子》内选若干篇教我们。……他以《庄子》作为最好的故事教我们的。他说，庄子的文章如龙在云中，有时见首，有时忽现全身，夭矫变化，不可猜度。《墨子*简直不知所云，大部分看不懂。《荀子》、《韩非子》倒容易懂，但就文而论，都不及《庄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先秦时代有那样多的“子”。在植材时，我只知有《孟子》。

事隔近70多年，茅盾对当年杨老师评价庄子的赞美语词记忆如此清晰，可见《庄子》的确为茅盾所珍视、所推崇。这里还应当注意“就文而论”这几个字，虽是转述杨笏斋当时的话，但毕竟是印象极深的话才值得在回忆录中转述，何况还是陈年往事。可以看出，茅盾对“文”是情有独钟的(“文”的概念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但偏重于文采、想象、技巧、气势等区别于“质”或“理”的特点，使其整体呈现为指文章形式、技巧等方面)。这个现代中国以“理性”见长的作家，受中学老师讲授庄子影响，其实是一开始就自觉地非常重视“文学”的“文”的特质的。

另外一件事情，也很能说明茅盾当时受《庄子》影响颇深的情形。夸赞青少年时代的茅盾是“将来能为文者”的国学大师钱念劬先生，曾经代理过一段湖州中学的校长。他让学生们根据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

样的人，写一篇作文。茅盾回忆说：

我听了钱老先生的话，也和同学们有同样的感想，后来忽然想起杨先生教过的《庄子寓言》，就打算模仿它一下。我写了五、六百字，算是完了，题名为《志在鸿鹄》。全文以四字句为多，有点像骈体……也可说是借鸿鹄自诉抱负。”

上面的话也充分证实，杨笏斋先生的《庄子》选讲给中学时候的茅盾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否则，他不会在自己作文时也想到模仿庄子的文章。

茅盾在北大预科第一类读书时，国文教师是沈尹默。“他教我们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篇》，韩非子的《显学》篇。”大学时期的茅盾，得名师指点，学习《庄子》的文章更多了，理解自然会更加深入。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时，曾编了《中国寓言初编》，该书涉及史、子、集部重要著作。他对“寓言”的理解便得益于庄子。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当时，年轻博学的茅盾对孙毓修寓言、喻言不分有意见，称为“不伦不类”，但也无可奈何。茅盾熟悉《庄子》和其他先秦典籍，编起寓言来自然驾轻就熟。《中国寓言初编》一书于民国六年(1917年)十月初版，上署“桐乡沈德鸿编纂，无锡孙毓修校订”。

1923年，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茅盾不再编辑《小说月报》，但仍在商务编译所，“工作是‘打杂，我自己出的题目：(一)标点林琴南译的《萨克逊劫后英雄略》……(二)给《国学小丛书》编选《庄子》、《楚辞》、《淮南子》，标记加注，每书也要写一篇绪言，总结前人对这些书的研究成果。”加注撰绪非一般性的文字工作，必须有专门的研究方可担当。编选《庄子》，自然要涉及诸如郭象的《庄子注》、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谦的《庄子集解》等众多研究著作，茅盾主动“自己出”这种选题必然与他的个人知识或学术兴趣密切相关，虽然也编选了“材料诡异和文词奇丽”的《淮南子》以及《楚辞》，但喜好庄子的个人趣味明眼人一望便知。茅盾此前接触、学习、研读《庄子》的经历，为他裕如地做好这项编选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茅盾的《庄子(选注本)》于1926年1月列为“学生国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据茅盾讲底本是浙江局刻的通行本。茅盾从通行本的33篇中选了12篇，所以书名《节本庄子》。这12篇他都分段，加上注释，又写了一篇《绪言》。从这篇《绪言》我们完全得以窥见茅盾的“庄学”修养。为使读者了解方便起见，我摘引了茅盾概述其内容的部分文字。让我们看看茅盾是如何选编和看待庄子的。

第一节引证群书以说明庄子为何处人，生于什么时代。第二节也引证群书以说明《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五十二篇，而今所传者仅三十三篇，又散见于诸书的逸篇篇名约有六、七个。第三节引证《晋书》、《世说新语》、《经典释文》以说明晋朝有向秀、郭象两家

注释，今仅存郭注。……第四节概略说明庄子思想的特点及其产生的背景。

在《绪言》中，我又认为《天下篇》大概是战国末时入所作的一篇《后序》，说《庄子》在当时思想界的地位，不是庄子自己作的，《寓言》篇乃庄子自释文例，当是一片自序。

茅盾认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这几句话，便是庄子思想的概要。庄子那个时代，中国七雄并立，连年战争，民众所受的痛苦激烈；而思想界又混乱不堪，儒墨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公孙龙等的诡辩，益使人迷乱而不知所从；在这种环境里，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自然会产生，庄子即其代表者。”，明确指出庄子的根本思想是虚无主义，而时代政治的混乱、人民生活的痛苦，则是虚无主义思想得以产生的历史土壤。同时，茅盾认为：庄子的政治思想极近于近代的无治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茅盾总结道：

总之，庄子的根本思想是怀疑到极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庄子的人生观是一切达观，超出乎形骸之外的出世主义。向来人只说庄子偏激，可是他的行为却中和平易之至。他否定一切，固然像是高超，固然像是极革命的，但是他把一切都看作毫无价值，失了自己进取的地步，故只能逍遥物外，竟成了进步革命的障碍物。依庄子的处世哲学，所谓愿为‘祥金，愿为‘不材之木，最好不过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痛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下焉者且成为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这话并不是无理由的武断，有史事可以为证。《庄子》岂不是盛于晋代么?而那时的知识阶级岂不是除了几个谈玄自乐的废物外只有些阿谀两可的无耻小人么?

基于进步革命的立场，茅盾对庄子思想中的虚无、出世、逍遥、任其自然、无是非观念予以否定，这同他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密切相关。苏联学者尼·特·费德林认为：25岁以前，茅盾一直是信奉古圣先贤老庄哲学的。2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群雄逐鹿、内忧外患的乱世。彼时的茅盾，正投身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活动中，自然对逍遥、齐物、养生为核心的庄子思想持否定态度，并因之痛斥魏晋“知识阶级”的无能和“清谈玄理”的无用，足见当时茅盾“唯物”思想之彻底和“用世”意志之坚决。茅盾看到“庄子偏激，可是他的行为却中和平易之至”，无疑也是深刻而独具只眼的，并因此“借题发挥”，批判了庄子“混世”哲学对后世的消极影响。茅盾既然否定《庄子》虚无主义思想和“混世”哲学，对受老庄影响之“魏晋玄学”评价也就不高。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角度客观而言，受老庄影响的魏晋玄学还是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影响的。茅盾当时虽否定庄子的处世哲学，但对《庄子》一书和庄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却也没有视而不见。在文章最后，茅盾特意指出：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庄子自有他的地位，他是那时代的产儿。在战国政治昏暗，民生痛苦，思想混乱的环境里，发生庄子那样的思想，原不足怪。我们如果据研究古代思想史的立点而言，则《庄子》一书本身的价值及其对于后代思想(例如晋代)的影响，都不容忽视。它(《庄子》)是我们古代思想史上极重要的一页。但若我们不是取历史的研究的态度，而思行庄子之道于今之世，那就是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了，这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这篇《绪言》文末署写作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那时茅盾不到三十岁，但他对庄子的研究和理解是取辩证和历史的唯物态度。他肯定《庄子》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又指出不顾时代变化而行庄子之道的背谬，对于后人学习和研读《庄子》，也不无启发意义。

二、“《庄子》与《文选》论争”中的茅盾

20世纪30年代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庄子》与《文选》之争”，是一段文坛“轶事”。当时，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感旧》一文，批评文坛复古思潮。而施蛰存正好曾应《大晚报》编者之请给青年推荐数目，开列了《庄子》和《文选》。施蛰存怀疑鲁迅文章冲他而来，遂作文申辩。他认为二书可作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因为他做过国文

教员和编辑，感觉当时有些青年的文章语言太拙直，字汇太少”。或许能从读《庄子》和《文选》中提升文学修养，写出好文章。施蛰存在辩驳文章中讽刺鲁迅说应该推荐鲁迅的《华盖集》正续编和《伪自由书》，然而鲁迅出书不多。争论愈演愈烈，鲁迅说施蛰存文章用的是“辞退做‘拳击手，而先行拳击别人的拳法”。施蛰存说鲁迅作《扑空》，“其实并未‘空，还是扑的我”，把鲁迅送给他的“诬赖”等留给鲁迅“写照”了，等等。现在看起来，施蛰存那时的有些话不无道理，青年人读《庄子》，肯定对文艺修养大有裨益，但当时语境下推荐《庄子》让青年读，与思想极其敏锐的鲁迅发生争论自是在所难免。当然，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其实，鲁迅的文字功力也正是得益于其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现在看双方争论文字，一波三折，感觉十分有趣，带劲，双方都不愧是大作家、大学者。茅盾作为与鲁迅并肩战斗的“左翼文化战士”，自然应该有自己的态度。何况茅盾受中学、大学国文教师影响，自己又编选过《庄子》，这也应当是他感兴趣的论题。

茅盾针对施蛰存的观点写了几篇讨论文学遗产的文章，如《文学青年如何修养》、《我们有什么遗产》、《再谈文学遗产》等。他的基本观点是：

倒也不是无条件反对青年们读《庄子》和《文选》。这一类的“古典文学”自然不是人人必读之书，但也不是人人必不可读。青年们肯读《庄子》和《文选》，也许比读肉麻的三角恋爱小说或神秘派的新诗要得益得多。然而若为帮助青年们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或扩大字汇起见，则《庄子》和《文选》实非其伦。(《文学青年如何修养》)

茅盾是站在“五四”新文学立场上陈述自己观点的。他同时认为：“文学是没有国界的，在‘接受遗产这一名义下，我们不应当老是望着自己那不完全的一份儿；我们还得多多从世界的文学名著去学习。不要以为中国字写的，总是‘遗产呀!”(《我们有什么遗产》)

茅盾当然比较支持鲁迅的看法。他在表达自己主张的时候，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庄子》的阅读价值，顺带批评了三角恋爱小说和神秘派新诗，认为《庄子》对青年“并非无益”。但在当时，他也不主张从《庄子》学语汇或做文方法，而是主张要多向世界文学名著学习，把眼界放开，开阔思路去理解“文学遗产”的学习、借鉴问题。茅盾在这场争论中的观点，既尊重中国文学的传统，又不取排外的态度，平和而理性，可谓深得文化辩证法之精髓。茅盾对问题的看法呈现出比较冷静、全面、客观化、科学化的特点，很少片面之论。这自然有个性和智力结构的因素，与他周围的鲁迅、胡风相比，茅盾至少在表面上给人的感觉不是咄咄逼人，而是随和、恬淡的。茅盾富于理性的论辩姿态，显出他观察和思考问题比他人更冷静、更深邃、更长远的特色。而这一点，也使得茅盾的文字依然能够经受更长久的时间考验。

三、茅盾笔下的“庄子”

茅盾笔下经常出现《庄子》中的语汇，这对他们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无论是创作，还是通信，这样的“庄子的东西”多了，还是让人感觉茅盾对庄子的某种特别的熟悉和有点偏爱的喜好。比如，在回忆小时候事情时，他写道：“……一边传观和尚那张方子，都说，怎么方子上只开病情不作判断，又说看他一手字，便知是‘老斫轮手”。

“老斫轮手”典出《庄子天道第十三》，寓言以轮扁斫轮的故事为喻，认为语言所能传达的，只是行色名声等外界迹象，而“道”是无法说明的。茅盾对“老斫轮手”的记忆，自然使人无法不把他与庄子联系起来。茅盾小说艺术世界的阔大气象，留给读者的“言有未尽”之感，缜密精细心理描写的不着痕迹等特点，也许我们还可以从庄子对艺术神化境界的推许和语言局限的分析之于茅盾艺术创作思维的潜在影响角度去体味。古代经典作家对后世作家艺术创作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研究者一般条分缕析指出的那几点。传统其实已经化为中国文学的精神血肉，在现代作家的生命记忆和艺术追求中发挥着无形的作用。

沈楚(沈如璋)70年代在西安一中学教书，茅盾晚年和她通信较多。沈楚也就自己不知的问题写信求教，其中就涉及到庄子里的语词问题。茅盾在回信里对她说：

“姝暖”语出庄子，“妹姝然”大概不误，懒得自

查旧作(因其是小字)，贸然作此答，或者不谬。在回复沈楚的信里，还谈到“爱我适以祸我”的问题，而这一思想，也是老庄思想的典型。从作家由“谨言慎行”到“谨小慎微”的微妙心理变化，我们可以从中体察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对传统中国文化有深刻理解和洞察的茅盾，面对纷乱而急遽变化的政治情势，其内心透出的愤懑、无奈与悲凉之情。在错综复杂、人人自危的现实境遇里，无可讳言，《庄子》也曾成为历经沧桑的革命作家内心深处获得暂时宁静的精神抚慰。晚年茅盾非常明确的养生意识、退守心态，都和他与庄子在心理深层的对话不无关联。

按照常理，一般是自己读某书感觉过瘾，或者印象深刻，或者认为获益良多，或者此书作用的确很大……总之，是有阅读的价值，才会劝别人去读一读。“鲁施论争”几十年后，茅盾也在劝人读《庄子》了：

不用查我的文集，一看“妹妹然”连用，就知道语出《庄子》，这是出于《庄子》的《徐无鬼篇》。我劝你找《庄子》来读读。《庄子》是普通的书，一般图书馆都有。

茅盾是从提高文学素养角度“劝”沈楚读《庄子》的。这使我们想起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劝青年人读《庄子》的事情来，施蛰存后来的“大喊冤枉”，也许自有一定道理。自己没有品尝到甜头、妙处，作为一向谨言慎行的茅盾，是不会劝别人去读什么书的。茅盾晚年对《庄子》的喜好，应是毫无疑问的。

茅盾还在给内弟媳金韵琴的两封书信里谈到庄子，指出“又胡诗第五句的‘怨字应是‘逃字(此句典出《庄子》)”和“胡绳‘读书卅载探龙穴诗(七律)，云“”腹联第一句樗栎典出《庄子》，但反其意而用之，……。”就来信所谈胡绳1973年写的旧体诗的问题进行解析，一眼就看出诗中有疑惑处当用何字，恰切与否，足见茅盾对《庄子》一书的熟悉程度。

四、生活，创作中的“庄子缘”

茅盾在嘉兴中学读书时，因参加反对校学监专制的活动，被除名。他自己说：“我不曾喝酒，也不曾打布告牌，然而我在大考时曾把一只死老鼠送给那位学监，并且在封套上题了几句《庄子》。”少年茅盾为什么会送死老鼠给学监呢?当然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其擅权、专制的不满。我们可以猜想到的是，这一行为肯定和“腐鼠”典故相关。《庄子》中有讽刺惠子贪权的故事，庄子把惠子比作得了一个死老鼠唯恐天上的鸩鹅争夺的鼠目寸光的鸱鹰。故事是这样的：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鸩鹅，子知之乎?夫鸩鹅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鸩鹅过之，仰而视之日：

‘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茅盾有这样的举动，显然是与他对《庄子》的熟悉，受庄子寓言故事启发分不开的。《庄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茅盾此举，便是肯定了庄子蔑视权势，志向高远、品行高洁的自由独立的人格精神。庄子抗拒世俗、追求个性自由的积极意义，茅盾早在少年时，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

茅盾笔名近百个，其中一个较重要的笔名“玄珠”，便出典《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完成于1928年2月23日的小说《创造》，作者借女主人公娴娴之口，一连引用《庄子》“齐物论”、“德充符”、“逍遥游”。“天下”、“则阳”篇中语句。在君实看来，这些都是“娴娴的思想里隐伏着乐天达观出世主义的毒”，他要用“唯物论的猛剂”，去治疗娴娴“唯心的虚无主义的病”。无论笔名的选择，还是娴娴的“高谈庄子”，自然与作家对《庄子》的娴熟记忆分不开。

中篇小说《路》的主人公“火薪传”的名字，更是直接取自《庄子》。茅盾这样解释：

“按《庄子·养生主》篇有一段话：‘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注释家解释此语谓：‘传火于薪，后薪继前薪，薪不尽，火也终不灭也。我就借了这个典故给主角取了火薪传这名字，就是暗示革命的火种正在蔓延，必将成燎原之势，火薪传也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作家为小说人物命名，大都与自己对人物的情感态度、自身知识储备以及名字蕴意密切相关，不是随意的。《红楼梦》谐音、转喻命名法便是一例。茅盾以庄子语义命名自己小说人物，由此可见《庄子》其实已经成为茅盾知识储藏库里的重要“库存”，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断，《庄子》已经内化为茅盾自己的知识血肉和某种精神养料。火薪传虽不是茅盾创造的成功文学形象，但由《庄子》启悟而来的这一文学人物的名字本身，却蕴含了茅盾对中国革命的激情和理想。庄子对茅盾艺术创作的潜在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茅盾喜好庄子，因此爱屋及乌，对涉及到庄子某些方面的文章也表现出比较浓厚的兴趣。比如，他与郭沫若是1921年夏在上海第一次见面的。此前，茅盾记得郭沫若“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在一九一九年底发表的长诗《匪徒颂》，诗的开头有小引，说‘匪徒有真有假，然后引用《庄子》胜箧篇盗跖之徒问盗亦有道乎的一段文字，最后作结论：‘像这样身行五抢六夺，口谈忠孝节义的匪徒是假的。……”因为喜好庄子，所以敏感于与庄子有关联的作品。正是郭沫若《匪徒颂》与庄子的关系，郭沫若才引起他的注意，在他记忆中留下了一个印象，后来见面也就很自然了。庄子成为茅盾与郭沫若两位文豪相识的精神桥梁。

1935年8月，茅盾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写了《导言》，在评论孙恨工的小说《前途》时，茅盾写道：

在《前途》的篇首，作者引了《庄子·天运》篇的几句话：“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纲维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耶?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耶?……敢问何故?”作者已经把自己的题旨说得非常明白。”

正是由于茅盾对庄子的娴熟，所以评论起以《庄子》语义暗示作品主题的小说来也颇为得心应手。茅盾的“庄学”修养，使我们充分感受到一位有着深厚古典文学素养的文学批评家的敏锐眼光。

茅盾1940年在延安时，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如范文澜、吕振羽组织的中国历史问题讨论会，毛泽东发起，艾思奇主持的哲学座谈会。后一会每周一次，茅盾应张闻天的邀请参加了哲学座谈会。讨论话题比较广泛，既研究康德、黑格尔，也讨论老庄思想。这个哲学讨论会在茅盾记忆中如此深刻，且特意提到也讨论老庄，可以看出庄子实在是在茅盾精神深处占有一个算得上重要的位置。

茅盾喜欢以庄子说事，在他的评论文章中也多见。比如在思考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这一问题的代表性文章《夜读偶记》中，茅盾谈到欧洲“现代派”艺术时批判“达达主义”时这样说：

到了第一次大战时期产生于瑞士的苏黎支的达达主义运动便干脆以“返回自然”为口号，不但不要思想性，不要逻辑性，甚至连“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也不要。他们唾弃一切传统的艺术形式，因而他们自己连形式主义也没有。这的确是很“彻底”了，然而还是落了“言筌”，照庄周看来，这些达达主义者还是自相矛盾的。

借助于《庄子》的“言筌”说，一下子就点到了达达主义的“七寸”，揭示了宣扬彻底“返回自然”的某些“现代派”艺术的荒谬本质和矛盾，其用意在高扬现实主义艺术精神，让文学关注人类现实生活。在就作家“历史的局限性”进行说明的时候，茅盾以吴敬梓和曹雪芹的局限为例，认为吴敬梓不否定儒家思想，而曹雪芹完全否定儒家思想，肯定了曹雪芹比吴敬梓历史观进步的地方。继而提出：

他(按：曹雪芹)的思想基础是庄子的虚无主义思想。……庄子思想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面：破坏偶像。要求个性解放，这是进步的要求，是它的积极的一面；然而它又有虚无主义的消极的一面。后来的庄子派，却只发挥了消极的一面，甚至连《庄子内篇》的富有积极意义的部分也被歪曲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贾宝玉是以破坏偶像、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面貌出现的，虽然作者不得不用旁敲例击的笔法。破坏偶像、要求个性解放，这就是朝前看；很可惜，曹雪芹的这种密针细缕、曲曲折折表达出来的朝前看的态度，

在后四十回中却被高鹗发挥为相反的一面，正如后世

的“庄子派”只发挥了庄子思想的消极面一样。”茅盾认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思想基础是庄子的虚无主义，并以此反对虚伪的儒教社会和宗法制度，这正是《红楼梦》的进步意义所在。他肯定庄子破坏偶像、要求个性解放的积极精神，尤其是《内篇》富有积极意义的部分，这与他毕生从事追求自由、人的解放的目标是相一致的。他提出要辩证地看待庄子的虚无主义思想，“朝前看”依然体现出他对敢于凝视现实、分析现实、揭破现实的“为人生的文学”的推祟。《子夜》通过吴老太爷和四小姐吴蕙芳与象征传统道家文化的《太上感应篇》的描写，已经表明了茅盾对苟且偷生、畏缩保守的传统中国道家消极文化的否定。这里，茅盾对高鹗续笔的“可惜”，同样表达了自己对庄子思想消极一面的根本否定态度。

写于1961年的《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茅盾从考证史实人手，提出自己的历史剧观。在谈及伍子胥时，茅盾写道：

庄子的虚无主义思想使他不曾像墨子和韩非子那样评价伍子胥。然而庄子也不能不许伍子胥为忠。、庄子外物篇说：“入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盗跖篇》一则曰：“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再则日：“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

“忠”是伍子胥这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历史剧创作无论怎样进行艺术虚构和想象，也一定要以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茅盾引证《庄子》，有力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戏说历史”成风的今天，仍具警示意义。

在考证西施这个历史人物时，茅盾也同样举证《庄子》之说：

《庄子》也两次提到了西施之美。《齐物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是故举莛与楹，厉与西施。”……《庄子天运》又说：“故西施病心而暄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而捧心而喧其里。其里之富入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按《太平御览》三八一引《庄子》：“西施、毛嫱，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今本《庄子齐物论》作“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艺文类聚》十八引此。“丽姬”作“骊姬”，“深入”作“深潜”。疑《太平御览》因下文引《慎子》或《庄子》都没有把西施和吴国或越国联系起来。

茅盾从《庄子》引证，进一步说明历史上西施形象的来龙去脉，目的仍在于揭示历史剧艺术创造规律，克服单凭虚构和想象便进行历史剧创作的不良倾向。

五、从与“庄子”精神联系中解读茅盾

从以上史实和分析可以看出：茅盾与《庄子》有缘是事实，晚年更对《庄子》念念不忘、情有独钟。据有关文章，晚年茅盾最喜爱读的书是王先谦的《庄子集解》”，也证实和说明了这一点。茅盾是不大记日记的，因此，他晚年写的《回忆录》便成为研究他以及现代文学的重要史料。从他对以往生活道路的回顾中，我们感受到茅盾与庄子的如影随形。如果说庄子的确对茅盾的人生与艺术发生过影响，其影响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影响对于我们理解革命作家茅盾，有什么意义?茅盾喜好庄子的什么?把毕生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文化战士茅盾和庄子放到一起，是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现代伟大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也十分喜好庄子并受过庄子思想影响，庄子之于茅盾的影响，和他们相较，有什么不同?这些都是需要笔者着力探讨清楚的问题。

所谓精神联系，就是指在对庄子的接受中，茅盾与庄子精神的某种相似或相通之处。现代作家受庄子影响，也是魏紫姚黄，各有千秋。茅盾作为伟大的革命作家，在纷繁复杂的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以“逃墨馆主”自命，但其思想无疑是丰富的。茅盾是中国很早介绍西方文艺思想的翻译评论家，学贯中西，庄子对他的影响自然不可能是单向度的，而是渗透在他文学与人生的方方面面。认为他从《庄子》汲取到人生与艺术智慧，并不必然与他革命作家的形象冲突。茅盾的形象本应当是立体的、多面的、丰富复杂的，从庄子与茅盾的精神联系这一角度透视茅盾，对于我们更深刻、全面地认识评价茅盾的文学贡献也不无意义。

茅盾沉稳大气的艺术与人生气象，不能完全归结于受庄子影响，但也不能全然无视庄子的影响；茅盾批判现实、积极救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格操守深受庄子影响；从艺术借鉴而言，茅盾小说华赡、简劲、古奥的语言，风景描写上的丰富想象力(如《虹》的开篇，没有去过三峡而写得令人惊叹)，未尝不受益于《庄子》；茅盾平易、谦逊、刚柔相济的为人风范，更是深得庄子处世哲学的神髓。自然，建国后某段特殊时期茅盾的应时、退缩，也难脱庄子消极思想的潜在影响。

庄子的思想和艺术充满魅力，其对后世作家的影响非常深远。诚如茅盾所言，后世继承发挥庄子虚无主义遁世思想的文人较多。因为《庄子》可以成为使人“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王先谦《庄子集解》序)的精神安慰剂，读庄子，如饮醇酒一般，常引人于悠远、旷达的人生境地中，且庄子机智的思辨、美妙的故事、精美的文辞、奇异的想象都给人以精神享受。庄子批判现实、蔑视权贵、率性自然、愤世嫉俗、绝圣弃智、齐同万物、不谴是非、刚柔相济、视死如归的精神逍遥，也最受中国传统文人青睐。这些思想，一方面对知识分子保持独立不羁人格和批判精神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又潜在助长中国文人逃避现实、藏头缩尾、明哲保身、悲观混世的虚无倾向。茅盾清醒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给予无情的批判。茅盾肯定庄子追求精神自由、打破偶像崇拜、要求个性解放的积极一面，同时肯定庄子淡定从容、视死如归的人生态度，庄子思考人生真谛的探索精神也给茅盾以启迪。建国前茅盾在颠沛流离的艰辛人生里能“中有所主”、怡然自适，与他选择的革命方向关系固然最大，但庄子对现实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庄子表面弃世、实则“救世”的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对茅盾也有积极影响。

茅盾在群星璀璨的现代文学星空占据重要位置，他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渊博、儒雅、厚重、大气，观察问题视野宏阔、目光深邃、从容、智慧，而且对他了解越深，越会加重这种感觉。他与各类人物周旋，常常处在“矛盾”的交汇点上，但却应对自如，体现出庄子“应物而不累于物”的精神。比如茅盾与胡风、鲁迅、周作人、顾颉刚、郭沫若、柳亚子、毛泽东、周恩来、周扬、刘大杰、钱锺书、萧红、丁玲、赵树理、姚雪垠等的交往关系、文字之交，都值得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弄清楚这些更有助于我们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茅盾书信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给陌生人写的回信。丛茅盾复信中，隐约可知写信人意图。大致进行归纳，多集中于这些方面：文学爱好者寄稿件请教的；作者寄诗或小说去，希望推荐发表的，咨询如何创作，怎样成为作家的；生活上有想法，要茅盾出主意、谈看法的；请茅盾办事、找工作的，如有人请茅盾给他父亲写碑文，并寄了材料。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茅盾文章相关知识问题；茅盾研究者请教书信，如叶子铭、赵宏秉、姜云、孙中田、庄钟庆等；地方刊物约稿及题词等；谈具体与人约见事宜的，如与高利克通信，与国外文学组织、作家、官员谈文化交流事宜，等等。涉及面很广，人很多，而且杂。茅盾一般均认真复信，甚至是不无荒唐要求的来信。回信尽其所能，指出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无名之辈”寄给他的稿子，他也花时间，甚至专门挤出时间看；即使太多字数看不过来，也要抽取一部分看看；对于实在无法看的稿子，也是建议写信人与作协或编辑部或语文老师联系解决问题，指示清楚的路径。茅盾的这些“细行”，使人感受到“文学大师”谦虚、谨慎、认真、扎实的为人作风。其复信措辞都极诚恳、认真、果断、坚毅。该答应的答应，不该答应的回绝，肯定的就多写几句表示理解，批评的也尽可能把“不足”表达清楚。“为与不为”，态度十分鲜明。而在茅盾与人交往的印象中，一个突出感觉是自然、随和，但亦有耿介而不怒自威的率性、坚毅一面，这些都颇似庄子之风。

1993年问世的《胡风回忆录》中，胡风对茅盾为人之“世故”做了“相当充分，然而也确是言过其实的评述。”。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谁也无法真正做“逍遥游”的现实条件下，茅盾始终以积极的进取精神为文做事，某些时候也行于当行，止于当止，韬光养晦，以待天时。这应当是一种智慧，而不是“世故”。从世故的角度而论，作家没有几个不世故的，否则怎能揭破人生世相。但作家又最应该是“不谙世故”的，

否则何来“赤子之心”，成“有心之器，岂无文欤”之事业。貌似“世故”并不意味着作家情感世界的虚伪和无爱憎。从茅盾与人交往的通信和他的所为可以感受到：茅盾是一位情感深沉，爱憎分明的作家。研究者也已指出：“茅盾的一生，格外注重内省、修养，总是那么谦逊、谨慎、持重，具有深谋远虑的自我克制精神。他对人生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理智态度，同时又特别执着于历史，有着高度的历史意识，并且努力使历史意识、社会意识、使命意识成为建立自己主体意志结构的重要内容，不断于各种张力和内在外在诸因素之间寻求动态性的协调、和谐与均衡，从而将外在需要、限制与影响化作内在自觉的心理欲求，表现出容忍、阔大而邃密的精神气度和复杂的历史与心理平衡感。”矛盾的谦逊，颇合庄子借阳子之口所道的“行贤而去自贤之行”风范。惟其如此，茅盾在现代中国作家中的人缘和声望非常之高。一方面是他的杰出贡献，另一方面，和他平和谦逊、刚柔相济的庄子般为人性情也不无关系。

程光炜在分析建国后茅盾时认为：他“总感觉有两个茅盾：一个清醒、自觉的茅盾，一个应时、退缩的茅盾。茅盾身上有着‘双重面具”人都是历史局限性下的产物，“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一个完人——西方人可能须学会收敛浮士德精神。一点平庸气质或许是人性里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受庄子影响的茅盾需要我们这样去认识。即如庄子，首先也是“需要生存”的庄子，否则，他怎么可能向监河候借米呢?对庄子言，生存是第一要务，没有生存，其他都谈不上。在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存下，然后才有个性的张扬。在对人的理解上，庄子是深刻的。王先谦评价庄子“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然而贷粟有请，内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见谅于同声之友，况余子乎?吾以是知庄生非果能迪避以全其道者也。”真正乃诛心之论。茅盾从庄子那里汲取到的，倒是一种坚韧救世，恬淡自适而又自然从容的精神。

如果说鲁迅取了庄子的叛逆、愤激与虚无，郭沫若取了庄子的恣肆与浪漫，那么茅盾则汲取了庄子的自然、柔顺与坚韧。他在肯定人的个体的局限性存在的前提下，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大革命失败后，他与组织失去联系。，但并未终止他以文学对革命的思索与追求。自己的女儿被医生耽误致死，可茅盾在最可以置草营女儿人命的医生于窘地时，却表现出了无私情的真实。茅盾是以“理性”著称的作家，他貌似无情而实有大情，这点也深得庄子精义。在这样的作家面前，道德优越感十足者反而显得渺小。也许，在熟读庄子的茅盾看来，人生应该为“道”而忘己、坐化，不应有过分的奢望。茅盾是真的革命者，真就真在他亲身经历过“革命”的幻灭，他没有动摇，开始新的追求，于是从事小说创作。因为在他，人生没有别的出路，文学写作就是唯一的出路。他毕竟是有高远的理想和抱负的，他坚韧地往前走着，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建国后的一段特殊时期，他“无为”自守，依然是智者的姿态。他从庄子获得安慰，其一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有趣而奇妙的是，1946年12月5日茅盾夫妇乘“斯摩尔纳号”访苏时，郭沫若赋诗送别，其中有两句：海运天池南徙日，九州当已庆攸同。把茅盾比作庄子《逍遥游》中“海运则将徒于南溟”的鲲鹏。茅盾从小时候起就借鸿鹄自诉抱负，郭沫若的诗句虽然是一时灵感的喷发，但的确可以使我们感受和想象茅盾那如鲲鹏翱翔般恢弘而又壮阔的一生。看来，茅盾与庄子，还真是有某种机缘。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流动站]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