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人意识”与赵树理自我身份认同

席　扬　鲁普文

内容提要作为“读书人”和“乡野俗民”两重身份的赵树理，主流意识(儒家思想观念)的“谱系化”教育和其“日常生活化”影响的两种方式，同时对主体的情知建构发挥着作用。“士”的身份与观念，便在这一与“农村”“不即不离”的状态中逐步孕育成形。同时，也为他参加革命后在新的“庙堂”与“江湖”之间明确自身的“中间人”角色，奠定了意识基础。正是由于对儒家士人群体“比世”精神和“中间人”角色的认同，赵树理自觉承担起“新政权”与底层民众(尤以乡村农民为最)之间的利益协调者角色。同时，赵树理显然承续了近代以降新型知识者(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干世”精神。对这种选择的文学表达，他有意采取了与普遍欧化方式迥异的表达形式——中国形式。赵树理刻意张扬的“通俗化”审美取向，就被赋予了知识分子在特定语境中进行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功能。赵树理期待着借重于这一“话语工程”的建构，实现审美的双重功能——既可以对上制约现实政治与权力，又可以对“下”发挥“启蒙”作用。

赵树理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这一关系的复杂性，不仅隐藏在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赵树理“乡村民间”身份的认知过程中，而且因为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等同关系和他对五四以来功利主义文艺观念的直接地又具超越性的继承与光大，使得人们对赵树理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认识，越来越趋向于淡化。甚至于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主流的儒家思想及其观念和行为方式对于赵树理的影响，又因为受到预置在赵树理身上“政治化”和“乡间化”身份的干扰，这一关系似乎不成为什么问题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需要质疑并且应当加以改变的错误认识。

一

从赵树理人生历程看，他进入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已开始在同学的影响下逐步接触五四新文化——长期以来，研究界也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广泛深入地论述了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另一个事实：1925年夏赵树理进入“师范”就读时已经20岁。结婚已经两年儿子也已出生。此前，“6岁就开始跟祖父读《三字经》、《四书》”，11岁“人本树私塾”，“老师赵遇奇，是位老秀才，整天让孩子们背《四书》，赵树理背得挺熟”，12～14岁辍学习农期间，“攻读”《聊斋》、《施公案》、《包公案》、《七侠五义》、《刘公案》、《西厢记》等“闲书”。15岁，“人磕山寺高级小学”。1923年秋，18岁的赵树理不仅“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磕山寺高小，应聘担任本县野鹿村初级小学教员。毕业前买了一部江希张注的《四书白话解说》，认真攻读”。“任教期间，每日捧读《四书白话解说》，并信奉、实行之。假期回家，听妻子诉说‘日常生活之苦，以为无关圣贤之道。此书杂以‘独身主义的佛家思想，自己也清心寡欲起来，对妻子疏远。”进入以“做古文为学生的主要课目”的“师范”读书之后，“仍继续钻研《四书白话解说》，并购得江希张所著另一部书《大千图说》，读后更加迷信。”“越说明，儒家思想体系及其观念，不仅很早就进入到赵树理的意识构成之中，也成为他知识谱系的重要部分。

与此同时，抗战前赵树理生活的“乡村民间”，应当说始终是一个被社会主流意识所覆盖的非自主的思想场域，以传统儒家思想信仰为主流的价值观念，并不是主要表现为以经典为核心的知识谱系的普泛化建构，而更多是以主流价值观念的“日常生活化”方式对一般百姓发生影响。作为“读书人”和“乡野俗民”两重身份的赵树理，主流意识(儒家思想观念)的“谱系化”教育和其“日常生活化”影响的两种方式，同时对主体的情知建构发挥着作用。“士”的身份与观念，便在这一与“农村”“不即不离”的状态中逐步地孕育成形。同时，也为他参加革命后在新的“庙堂”与“江湖”之间明确自身的“中间人”角色，奠定了意识基础。

从先秦儒家开始，儒家士人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这一群体是独立于“上面”(君)与“下面”(民)之“中间”的社会阶层。士人群体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不仅是他们区别于其他阶层的精神徽记，也同样构成了这一群体“人世”“干世”的武器。关心天下、钟情大事、议论政治、干预社会等，在其对社会生活全方位的深入中所世代承续的“忧君忧民”之精神文化，日渐泛化为士人群体的职责行为。尤其是当处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时，他们更浓烈地希冀于通过关心天下大事、解决社会问题来寻找安定的社会环境，从而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他们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充当了协调者、中间人的角色。就在野的士人群体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看，士人群体是以制约规范这种政治权力为旨归。士人阶层价值话语建构之背后，隐藏着的是强烈而自觉的主体精神与权力意识——即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制约而使社会秩序和谐化，进而构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上可以规范制约君权，下可以引导教化百姓—这种双重施教者的“中间人”身份，在中国古代儒家士人群体身上是普遍存在着的。

无疑，赵树理深受儒家士人群体这一“身份”传统的影响，甚至从某种意义说决定了赵树理的自我身份定位。“我虽出身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赵树理的这一强调，寓示着他对自己小说创作(包括戏曲创作)中“叙述人”身份与预设读者之间的“疏离性”认识，始终保持着清醒和自觉。赵树理谈他的写作对象时有三种不同的言说。第一种是赵树理经常强调的在写作中对“农民读者”的设定：“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读者读的。”“我所要求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农民。”第二种则明确说明是写给干部(上面)看的。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催粮差》，是挖掘旧日衙门的狗腿子卑劣的品质的。那是一九四六年，我到阳城去，见到好多那一类的人员，到处钻营觅缝找事干，恐我们有些新同志认不清楚，所以挖一下。”关于《福贵》，赵树理说：“那时，我们有些基层干部，尚有些残存的封建观念，……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作农村工作的人怎样对待破产后流入下流社会那一层人的问题。这一层人在有些经过土改的村子还是被歧视的，……我写福贵的时候，就是专为解决这个问题”。第三种，赵树理对自己作品读者的“预设目标”具有双重指向—-既是写给农民(下面)的，又是写给干部(上面)看的。比如他在谈到《邪不压正》的写作意图时这样说：“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使我预期的主要读者对象(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从读这一恋爱故事中，对那各阶段的土改工作和参加工作的人都给以应有的爱憎。”赵树理从这样的预设要求出发，自然认为好作品的标准就是“农民欢迎、领导欢迎”。故而，他对心目中理想读者(干部与群众)的意见是很重视的。相反，他对“文艺界本行话”却颇不以为然。在《关于邪不压正》、《和青年作者谈创作》、《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等文中他都明确表达了这样的取合。令人深思的是，赵树理有意忽略的“本行话”，却往往代表着主流政治对他的批评一这种批评，在客观上常常形成对赵树理站位于“中间人”立场、干预“政治”企图的一种压抑与非难。

正是由于对儒家士人群体“忧世”精神和“中间人”角色的认同，赵树理自觉承担起“新政权”与底层民众(尤以乡村农民为最)之间的利益协调者角色。从早期《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到建国后《三里湾》《锻炼锻炼》《十里店》等，其作品的深层意蕴无不含纳着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深沉关切——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当赵树理在情感上倾斜于“民众”而与自己参与建构的“新政权”实际处于“对立”状态时，他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一在县地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愁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在农民方面”。在这里我们须注意的是，赵树理的“矛盾”，并非来自于他的角色犹疑，而是来自于“新政权”对农民利益的漠视所激起的赵树理在特定角色作用下的价值情感的应激反应。

当然，对赵树理的社会身份进行归类，确实比向时代的其他作家更为困难——这一点既与赵树理人生历练的特殊性相关，也与赵树理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己写作姿态的诸多权宜性表白不无关系。赵树理既担任过县委副_书记这样的公职，又从形象、气质到感情都充分的“农民化”过，甚至“是一个从俗流的眼光看来的十足的乡巴佬”。若从文化谱系和学养构成看，他的“身份”的复杂性则更为突出：赵树理会写(与一般文人相比甚至是“善写”)通俗化的故事，对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稔熟而又痴迷；同时他又多次提到自己还是一个“颇懂鲁迅笔法”的与农良“毕竟不同”的现代知识者。这些原本已呈模糊状态的“文化身份”，亦在不断激进化的意识形态对赵树理时代价值的重新阐释和他与“五四”文学正统传人之间日渐深化的隔阂中，遂使得赵树理“文化身份”的确认日益变得复杂起来。笔者认为，也许正是这种“暧昧”的复杂，却使我们认识到，赵树理既不是“民”，也不是“官”，而是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诚然，这一身份的建构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一既与他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乡村文化教育有关，更为重要的是赵树理在20世纪30年代的境遇独特性，强力推助他无可选择地认同并确立了这一身份。

正如杰克。贝尔登所言，赵树理的身世“也许更能说明乡村知识分子为什么抛弃蒋介石而投向共产党”。％处乱世之中的赵树理早年一直过着“萍草—样的漂泊”生活。他的这段经历可以用“凄凉”、“悲惨”来概括。这段“丰富的”经历也直接影响了他在30年代初文学观的形成以及抗战以后人生道路的抉择。实际上，1925秋赵树理在进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求学后不久就对五四新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在政治上和艺术上均表现出少见的激进性。但是赵树理很快就因为“乱世”处境的挤压而理智地放弃了这一选择。理性地选择，理性地放弃，这正说明了赵树理思想的成熟。赵树理在四师读书时参与领导学潮一事，对他来讲并非只是正面的影响，毋宁说是收获了太多的人生酸辛与悲苦—一从1928年初夏开始，赵树理为了逃避当局的搜捕，只好半路辍学逃入阳城等地的山中，被人告密被捕，旋即由于证据不足获释。为了生计他常年流浪于太原、沁水及开封等地。做过游方郎中，当过学徒，也教过几天书，甚至为了糊口不得不替人刻讲义、改作文、糊信封、印信纸，当差役，入青帮。但是无论赵树理如何努力都无法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最苦恼的是，我维持不了生计。不能见容于现世的赵树理只好选择自杀。甚至后来土匪在太原想毒死他时，“他那漠然处之的态度使土匪也感到惊奇，他们觉得犯不上把这种绝望的人杀掉，有一天，当他们转移巢穴的时候，就把他放了”。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热情的农村知识分子，赵树理在这种处境下必然会对以前的选择做出反曷、从而重新确定新的路向——他当年立下“上文摊”的志愿坚持大众化、通俗化的探索等等，就是建立在这种为了解决自身困境的反思上面。这是儒家知识分子积极人世精神的“原始动机”。对赵树理而言，无论学生时期对五四新文学的热衷，还是混迹于乱世卖文为生时期小说创作的大众化取向，应该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它们的意旨是一样的，都是儒家知识分子积极人世、干预现实的精神之体现，都是为了让文学担当知识分子话语建构之责任。

同时，赵树理显然承续了近代以降新型知识者(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人世”“干世”精神，对这种选择的文学表达，他有意采取了与普遍欧化方式迥异的表达形式——中国形式。这是因为赵树理强烈地感到新文学和群众间的隔阂。赵树理将这种文学称之为“交换文学”。很显然，这种文学在当时是无法起到发动民众的作用的。显然，当赵树理以这种心态从事文学写作时，“通俗化”(大众化)就被赋予知识分子在特定语境中进行话语建构的功能，在新的现实中以新的方式彰显着儒家士人群体以话语建构参与现实政治的强烈愿望和干预现实权力的努力，这也是儒家士人千百年来所惯于操持的基本政治策略和文化策略。赵树理期待着借重子这一“话语工程”的建构，赋予。审美文本这样的价值取向：既可以规范制约现实政治，又可以对“下”起到“启蒙”的作用，从而引导、教育农民。即“通过自己持之以恒的话语建构使整个社会都纳入严密有序的价值规范之中，而自己也在现实生活和个体精神上最终找到安身立命之所”。1940年代的周扬，曾强调了赵树理1930年代在思想上的成熟。他认为赵树理是“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其成熟的重要标志，不仅在于有丰富的生活积累，纯熟的语言技巧，更重要的，是他有明确而坚定的创作目的。有人将赵树理描述成一个天生的大众化作家，这显然低估了赵树理。

当然，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儒家话语建构过程的权力运作是很复杂的现象。儒家欲使自己的话语建构产生实际的效果，便不得不以满足主流政治稳定政权的需要为交换条件，所以他们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建构者角色。这样，他们的言说才能达成真正有效的言说。赵树理的文本显然是政治权力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乌托邦话语的复合。这一“复合”显示了赵树理审美文本的两个世界一“显在”的话语世界和“隐在”的话语世界。

二

赵树理审美文本的话语世界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无疑常常受到“中间人意识”及其与之相对应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多重制约。笔者认为，赵树理所表现的已被现代文化氛围浸润的“中间人意识”的核心是：一日对“下”——对农民进行反封建启蒙教育，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改造农村旧风俗旧习惯以及农民“落后”思想的高度重视(例如迷信报应、好逸恶劳、自私自利、软弱胆小怕事、保守等)。二日对“上”——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对解放区中共政治权力进行规约。“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一

名言——正是赵树理“中间人意识”及其自我角色定位后的通俗表达。他的所谓“老百姓喜欢看”就是对下的教育功能，“政治上起作用”就是对上的规约作用。

首先，从他的中间人立场出发，赵树理在创作全程中重视作品对农民的教化作用，即“反封建教育”。他直言要“真正替小伙子想办法”，因为他“究竟比小伙子多上过几天学，能够告小伙子说遇到了苦难‘怎么办”。赵树理认为通俗化“应该是‘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从而也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一个组成部分一新启蒙运动，一方面应该首先是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使他们接受新的世界观。而这些离开了通俗化，就都成了空谈，都成了少数‘文化人在兜圈子，再也接近不了大众”。赵树理极为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并把这一观点一直坚持到生命的终点。“劝人说”就是他文学功能观的别致表达。“小说是说‘人的书，《三里湾》也是如此。……其中我赞成的人，我就把他们说得好一点；我不赞成的人，我就把他们说得坏一点。”“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凡是写小说的，都想把他们自己认为好的人写得叫人同情，把他认为坏的人写得叫人反对。你说这还不是劝人是干什么?!”“《三里湾》中几个反面人物对人民起告诫作用。好人是教人学习，让人同情-坏人要使人恨，或引以为戒。”“通过什么形象来感动人，使人受到感动后思想意识上可能发生一点什么变化，是写作者在计划一个具体作品之前应该首先考虑的事，不见得见到了什么人什么事都有写成文艺作品的任务。”有无教育意义决定了赵树理对题材、主题的选择一甚至他认为，即使事情“动人”，但没有教育意义也不要写。写《万象楼》这样的反迷信戏是因为它的“主匦有广泛的教育意义”。有无教育意义甚至决定了赵树理对旧戏的态度。抗战时期赵树理对有关罗成、张飞等的英雄戏大加赞赏就是因为它们“在广大群众中还是有些鼓舞作用的”。“抗战时期许多农民就是听了罗成等英雄的戏去当八路军的。”“八路军三八年在太行山动员农民参军，那些受地主，日寇压迫的人参加了革命”，就有看戏的影响。也许正因为如此，建国后赵树理对旧戏依然秉持宽容、扶持的态度——不过，唯独对“状元戏”讨伐有加。“这些高中皇榜的公子们都是投降于统治者，或者说是‘入伙到统治阶级中去。旧社会有的穷家子弟上学读书，大学毕了业，当了区长，还给阎锡山卖土、收税，结果是入了统治阶级的伙，不入伙，就当不了官。和他有关系的人也因为‘一人成佛、九族升天，爬上了统治阶级。中状元报仇，就是这类思想。这种思想还有一种副作用，穷小子一旦得中，有轿有马，呼奴使婢，洞房花烛，这对今天中学毕业后，还乡生产的青年学生们，会起极大的副作用。”究其缘由，只是因为“状元戏”“对今天中学毕业后还乡生产的青年学生们，会起极大的副作用。”赵树理一贯强调创作主体对作品主题的积极性预设与把握，在他看来这是充分实现审美“美刺”功能的重要方面。他结合自己的创作多次谈到，作家在写作时。处世哲学要正确，思想健康，不然的话，你感到要表扬的人，恰恰不是应该表扬的；你感到要痛恨的人，又恰恰不是应该痛恨的。“劝人有劝对了的时候，也有劝错了的时候。”“我们写小说的，想叫自己劝人劝得不出错，就得先端正自己的认识。……一方面要靠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要锻炼自己的思想感情使它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融洽起来，简捷地说来，就叫做政治修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赵树理的“政治立场”并非只是一般意义上与“行政权力”相勾连的价值站位，而更多地是“中间人”身份所已经含纳的不乏民主意味的“亲民”、“民本”等方面的价值理性，这也是他对政治常常意欲把文学扭变为纯粹服务性工具的倾向，能时时保持警惕的深层缘由所在。不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赵树理的审美文本都可以看作是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建构与国家权力话语建构的美妙混合‘一笔者认为，他在建国前的小说创作，对此表现得更为自然、也更为熔融。比如《地板》就是这样一部对“减租减息时候农村中一些人的传统偏见”进行批评、“在减租减息时具有教育群众的意义”的作品。因为“农民”这种“偏见”不利于中共动员农民而直接影响到战争的成败、政权争夺的结果。赵树理很清楚，这种“偏见”是以在“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的传统思路上形成的，赵树理就为了说明“粮食是劳力换的，不是地板换的”而创作了这篇作品。

再比如，针对农民对新政权的不信任情绪，赵树理积极给予教育开导。他对农民中间普遍存在的对新政权不信任情绪，不仅耳熟能详，更是忧心忡忡，每有机会他就注意对身边的群众进行教育。“土改前，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很复杂，在根据地地主虽受到民主政府的遏制，但封建的经济基础未变，他们仍然有地、有粮、有钱、有人，所以威风不倒。农民们对他们还是恐惧的。老赵对这些底细了如指掌，与老乡唠不了几句话，就能叨住事物的本质，说出他们心中的秘密；使农民觉得老赵是他们的贴心人，对他可以无话不谈。”“敌后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有些老百姓怕‘变天，有一个老伙夫聂同志，也不相信八路军能胜利，老聂当年走过太原，修过同蒲路，他常说：‘我就不带听八路军宣传，你们光说有办法，攥在这山沟子里，拨火棍(意即破枪)每人还发不上一根，凭什么能胜利?!老赵不给他说什么大道理，他只就老聂赞成过的事情上说起，上下古今的打比方，后来老聂对人说：‘我就佩服老赵，能说得人情人理!”抗战时期，根据地和游击区农民对共产党草草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及其有效性多有怀疑甚至不屑，“观望”在一些地方和一些时候成了农民面对新政权的普遍性姿态。“这曾经是当时一必须巩固人民政权基础时期一个最重大的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新政权的统治就难以稳定。所以，要求干部深入群众，取得普通民众的普遍信任，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方法问题。正因为如此，解放区时期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显然是别有深意的。赵树理创作中所具有的关乎政治利害性的价值，在这样的特殊语境中得到分外强调。

三

赵树理当年利用文学对农民进行“反封建教育”，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戳破迷信的骗局。由于破除“迷信”直接与新政权的生存密切相关，因而得到了中共政权的提倡与帮助。创作戏曲剧本《万象楼》便是赵树理1941年“为了揭露敌人、教育人民”、“反迷信”的“奉命之作”。那一年，太行抗日根据地腹地黎城县发生“离卦道”暴动。该县“离卦道”组织在敌伪唆使下发动叛乱，攻打抗日县政府，杀害抗日干部，并有许多不明真相的农民参加。虽然这次叛乱很快被平息，但却给中共当局敲了警钟，使他们认识到破除封建迷信对巩固政权基础的重要性。“我当时在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工作。领导问我能否写反迷信的戏，我就把迷信、反迷信的材料，作了剧本的主要来源。”历数赵树理建国

前从《小二黑结婚》到《田寡妇看瓜》等十几部小说戏曲作品，“迷信”与“反迷信”冲突，或浓或淡地流贯于所有作品之中。

当年，解放区政治权力主体对“反封建”的重视，还由于封建意识的存在已严重影响到基层政权的良性运作。赵树理作品中多有这样的描写：地主恶霸利用了农民的落后思想，对农民进行分化，收买，导致新政权仍然掌握在旧势力手中。“旧势力”又以“权力”状态分化、弱化农民的减租、土改和建立民主政权的要求。“他们(地主——笔者注)充分地利用了农民的自私落后，”和工作干部的没有经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李有才板话》中《丈地》一章便提供了关于这一方面非常特出的描写。“村政权既然这样不民主，那自然要发生贪污，使得减租只是个名目。”正因为这样，周扬才有理由认为赵树理描写了解放区农民“为实行减租减息，为满足民主民生的正当要求而斗争；这个斗争在抗战期间大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地位，因而组织了中国人民抗敌的雄厚力量”。新政权对反封建予以支持的根本理由在于：“反封建”能够有力地促进新政权尽快获得“合法性”与“权威性”。《小二黑结婚》的意义便不只是仅仅讴歌了自由恋爱的胜利，而在其“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力)”。同时也正因为如此，一赵树理对解放区政治的批评和规约意图，轻易地获得了容忍与默许。解放区时期和建国初期的赵树理文本中，其“封建”的意蕴是复杂的：它不再是五四时期与个性解放、科学民主相冲突的“旧的历史意识”，而更多是那些容易直接影响到政权建构及其有效运行的“对立物”。当权力建构需要时，“封建性”生活细节的“现实转化”已在解放区被大大宽容。赵树理作品录下了一系列这样的“历史细节”：《小二黑结婚》中“区长的恩典”、《李有才板话》里。老秦的磕头、《传家宝》主人公李成娘“高兴得面朝西给秀主席磕过好几个头”等等，这些“历史细节”的象征意味是耐人寻味的(它似乎给人一种暗示：有助于证明新政权合法性的“封建”可视为“合理的封建”)。所以，这就出现了赵树理阐释历史上的矛盾现象：既有人批评赵树理对“封建思想意识的严重程度夸张得有些过分”。又有人指责他“对我们这个拥有数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封建主义表现，缺乏足够的揭露和批判”，“把封建主义的强大障碍这一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最危险的敌人轻轻放过了”；赵树理。“对三仙姑婚姻悲剧缺乏同情，对其装扮服饰的过分指责，就已暴露出他对农民思想中旧道德旧传统的认同”。如果我们回到赵树理文化身份的特殊性范畴来认识这一“矛盾”现象，我们便能够意识到“中间人思想”及其相关身份在特定历史时期展示自身时的尴尬与痛苦。赵树理并非不想“两面讨好”，然而赵树理所要兼顾的“政治”与“农民”二者之间的潜在冲突，不但无助于他在身份坚守时获得价值理性的神圣感，而且主体在卫护已有的“中间人”知识者身份所需要的‘内心平衡也终将失去。赵树理建国后一系列悲喜“遭遇”，正是在这样的身份范畴和对象范畴中，赢得一份极为独特的沉重感。

四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赵树理不但没有使这种面对农民的启蒙教育转变为权力话语的传声筒，而且他还自觉地时时警惕着这种危险。正是在这里，赵树理的“中间人意识”及其身份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固化。这首先表现在他并非完全按照权力政治的要求对农民进行教育，毋宁说赵树理更多是站在儒家知识分子“民本”“亲民”立场上，具体实施着对农民的“体谅”与“呵护”。比如他对《孟祥英翻身》写作主题的修改。本来，他打算写孟祥英是如何领导生产度荒的英雄事迹，但后来却写成了她是怎样从旧势力压迫下解放了出来。在《刘二和与王继圣》中，赵树理也通过小说人物聚宝之口喊出了“启蒙”之难：“唉，照你们这样，一千年也翻不了身!”它渗透着知识分子话语建构的企图。赵树理说自己“颇懂一些鲁迅笔法”，“鲁迅笔法”实际上就是儒家士人的那种积极人世、干预现实的精神，是“改变他们的精神”的那种圣人情结。可以这样说，赵树理的“教给小伙子们怎么办”和鲁迅“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都是知识者文化权力在价值引领上的重要表现。

其次，更重要的是，“儒家从甫一诞生，就是以整个社会各个阶级共同的教育者和导师的身份出现的，他们认为为全民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是他们的天职。在他们眼里，即使是君主，也是受教育的对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君主似乎是更重要、更迫切的任务”。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就是“把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来以教育干部和群众”，而不仅仅只是以教育农民为旨归。这渗透了赵树理对延安政治权力的某种规约企图。“记得当时就有人说过，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了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而我的文章却没有指出这点，是一个不足之处。”“为什么在延安时代他看不到赵树理作品中的这一特点呢?这种揭露根据地农村干部的阴暗面。显然不是延安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所需要的。”根据赵树理的了解，当时根据地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对新的政权还摸不着底子，采取观望的态度。一些流氓分子乘机表现积极，常常为根据地新政权里那些没有工作经验的同志提拔为干部(当时的村长大部分是上面委派，不是本村人)。所以当时的基础政权中像《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兴旺这样的干部有着相当的数量。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创作中，连续性地追问着解放区基层政权严重不纯的重大问题。这显然是站在农民立场上对新政权的一种提醒，因为政权不纯首当其害的是那些贫弱的底层农民们。这些恶霸式干部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鱼肉乡里、为非作歹。金旺、兴旺是“想捆谁就捆谁”，陈小元刚当上干部就逼着邻居当奴才。赵树理的艺术表现堪称触目惊心。

其实，赵树理对权力者的规约企图，同样延续到解放后的创作中。《登记》写于1950年，本是“宣传婚姻法”的“赶任务”之作。但是赵树理在实际写作中却寄予了对权力滥用者的某种规约企图。作者通过这篇小说试图说明，在一个“完全新的时代，即消灭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威胁的时代”，“自由婚姻的破坏者”不仅是赵五婶、燕燕的妈妈这样头脑里装有封建思想意识的老一辈农民，更可怕的是像民事主任、王助理员这样的乡村权力的拥有者。其实，艾艾、小晚、燕燕、小进等青年的婚姻命运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村干部不给写介绍信，区干部就不给登记，“任你有天大的本事，这个介绍信不写!”“不服劲你去试试!”——作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群“新贵”玩弄权力的丑恶嘴脸。赵树理告诉我们，在农村中贯彻实行婚姻法的最大障碍来自于干部。赵树理在这里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命题：如果新的政权不对自身进行纯化，那么，即使是在“消灭了旧阶级的新的时代”，农民的利益自主也是没有希望的。

如上所述，既然赵树理对新政权的规约只是一种“历史的需要”，那么当这些“历史的需要”不能见容于日益激进化的现实时，赵树理的“老写法”就是“丑化工农兵”、“污蔑解放区”了。虽然赵树理一再辩称这些人物落后性的根源仍然是“旧社会”，但是，依然摆脱不了日益强化的阶级斗争语境中激进者对作者写作动机的指责。种种批判与指责说明，赵树理基于“中间人意识”的价值立场及其言说，蕴含着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实施否定的可能与企图。从这点上看，建国后赵树理不断被否定和批判的命运，早已由他自觉选择的文化身份所给定，他在当代的悲剧命运，也映现了具有儒家“中间人意识”的知识者的精神光辉，在特定历史时期里饶有意味的黯淡过程。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冰心文学馆]

责任编辑：邢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