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考证、辨伪和古典文献的利用

郑杰文

内容提要考证和辨伪是中国的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建国后曾一度受冷落。但学术研究必先确定研究对象的真伪，这就需要辨伪；学术研究必先厘清研究对象所处的确切时间与具体环境，这就需要考证；古文学研究还需进行作品的会通性考证以及作家或作品的编年考证。这些考证和辨伪都离不开文献。尤应强调的是，在上古文学研究特别是考辨中，应特别注意出土文献和古佚书的利用；在中古和近古文学研究特别是考辨中，应特别注意佛道文献的利用；在近古文学研究特别是考辨中，除佛道文献的利用外还应特别注意民间文献的利用。重视建立在各类古典文献基础上的考证和辨伪，是完善东方学术研究体系的重要环节。

一、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考证和辨伪

考证和辨伪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的基础研究方法。无辨伪难以明真伪，真伪难明则徒发议论，无考证难以厘清研究对象所处环境，所处环境不清则难以深入研究。故学者在古代文学、史学、哲学等研究中多使用考证和辨伪方法，以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理论阐发建立在扎实的文本辨伪、史实考辨、人物考证等基础上。但自西学方法传入我国，特别是上世纪中叶批判胡适等人的“繁琐考证”并上纲为“资产阶级学术方法”之后，考证和辨伪便成为渐受冷落的学术方法。由此引发一个话题，即古代文史研究中的考证和辨伪是否必要呢?

不错，胡适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讨论先秦诸子思辨方法前，必先来一番文献辨伪或作者考证。如，其分析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上·墨子年表序》之墨子“当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的错误时，首先考辨孙氏定墨子生卒所据《墨子》之《亲士》、《鲁问》、《非乐上》等文献的产生时代不可靠；又考证墨子决不会见吴起之死；并在驳论中考定“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与三十年之间(西历纪元前500至490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与十年之间(西历纪年元前425至416年)”。这便为其下的墨学研究和评论奠定了学术基础。所以，这种考证和辨伪是必要的，不可妄称为“繁琐考证”。

鉴于上个世纪之交的古文献整理现状，胡适特别强调古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献辨伪问题。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中说，研究哲学史的“根本工夫，叫做述学”，即对研究材料的考证和会通。他把研究材料分为“原料”(各哲学家的著作)和“副料”(有关哲学家及其著述的其他材料)，强调两者在使用前都须考辨真伪(即其标示的产生年代与真实年代是否相符)；并总结考辨方法有五种：史事真伪法、文词特点法、文体特点法、思想鉴别法、旁证法。胡适主张，考证完成，才可进入明变求因、评判论说的系统研究阶段。

考证和辨伪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在于它厘清了研究对象产生的真实年代，以便对研究对象作切合实际的探讨和评说。此即考证和辨伪的目的及学术意义所在。否则，若不进行研究对象的考证和辨伪，即如胡适所说，“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为真书，必致(一)失了各家学说的真相；(二)乱了学说先后的次序，(三)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正是出于这种学术考虑，胡适在进行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研究前，都先对研究所依据的材料进行考辨。

胡适此论，与杨向奎先生所强调的文史研究中的“四维时空考辨”(即对研究对象所处的不断变化而又紧密关联的历史时、空进行考证和辨析)相似，都强调首先要厘清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环境与真实时间。

我们说，就古代文学研究来讲，他们强调的“四维时空考辨”应是研究作品内容和艺术、研究作家思想和贡献前的必要步骤。

就古代文学研究对象来说，大概不外乎作家、作品和文学专题三大类。作家研究，不论是单个作家的研究，还是以地域或流派区分的作家群的研究，都必须先厘清他(他们)所处的空间位置即具体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生活环境、思想环境等，以便为其下对作者思想情怀、写作动机、艺术修养的研究、特别是其成因的研究提供学术基础，这就需要考辨。同时，政治环境、生活环境、思想环境等具体环境都会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这就需要对作家或作家群所处的具体时代作考辨。而作家或作家群所处的具体时代中的不同时间段上的具体环境，又必定随着时间变换而不断变化着。因而，对作家或作家群所处的不断变化着的政治环境、生活环境、思想环境等具体环境的考辨，就必须和作家或作家群所经历的一个一个典型事件之“时间段”的考辨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这种考辨，必须是对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而又有机连接的“典型时间段”上产生的一个一个特征有异而又因果相关的不同政治环境、生活环境。思想环境等具体环境的“四维时空考辨”。时间变化和空间变换紧密关联，具体环境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而又前后因果相关，是“四维时空考辨”的显著特点。而进行这样的“四维时空考辨”，是真正明了作家或作家群的思想情怀、写作动机、艺术修养等的生成环境特别是发展变化着的多种复杂原因的必要步骤。所以，“四维时空考辨”应是作家或作家群研究中最具基础性的先导学术工作。

同理，作品研究，不论是一部作品的研究，还是某作家全部作品的研究，抑或是某一文学类别作品的研究，都必须首先厘清它(它们)所处的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着的一个一个的空间环境，即先做好某作品的“四维时空考辨”，才能进而做其他深入研究。文学专题研究，不论是一个文学概念的研究，还是一类作品流变的研究；抑或是某一历史时段各类文学作品的综合研究，亦复如之。

除了作家、作品、文学专题的“四维时空考辨”外，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还要做文学作品的会通性考证，有时还要做作家或作品的编年性考证：

作家编年或作品编年，是深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作家行事逐一考证和编年，将此研究对象“细化”，可更为具体地把握作家的性格变化和思想演变轨迹，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其作品思想和风格的生成、发展、变化的复杂原因。对一类作品进行编年，将此研究对象“细化”，可更为详细地把握某类作品的演变轨迹，探查致其演变的各种复杂原因。如我们读《左传》和《史记》，发现先秦两汉历史散文呈现出由“纪事为主”到“写人为要”的重大变化；而正是通过对《战国策》各篇策文的考证和编年，才发现此变化是通过《战国策》所收录的200馀年间产生的近500篇策文的不断演化而逐步形成的。前人没有厘清这种演化过程，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对《战国策》所收策文的作时逐一考证，没对《战国策》所收策文做系统编年。

文学作品的会通性考证，主要指对于作品所涉人物、事件、物品、礼仪、制度、风习等进行考证，以正确、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例如，今人曾考《聊斋志异》之《马介甫》中杨万石怕老婆事，实以作者蒲松龄之学友王鹿瞻为原型：王鹿瞻惧内，听任悍妻将老父逐出家门，致使老父客死外乡旅店；蒲松龄闻之甚怒，写信严斥王鹿瞻，并令其立备棺木，迎回老父遗体。今人又考蒲松龄在宝应县令孙慧处辅政时，结识孙慧所买小妾顾青霞，顾青霞聪颖

异常，从学后极善吟诗，、且孙慧在后来赴京上任时曾留顾青霞在淄川蒲家小住，顾青霞实是蒲松龄的“心中情人”，因而在《娇娜》、《连锁》、《白秋练》诸篇之吟诗精灵中有她的影子。这种借助酬和诗文以及方志、正史记载所做的文学作品的会通性考证，确可加深对《聊斋志异》所涉事件与人物的理解，为深入把握作品意旨奠定学术基础。

总之，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四维时空考辨”、作家和作品的编年考证以及作品的会通性考证，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不管是作家、作品、文学专题研究中的“四维时空考辨”也好，还是作家和作品的编年考证抑或作品的会通性考证也好，都离不开考辨材料。考辨材料若按其流传和保存形式来划分，可分为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民间文献三大类。传世文献指在学界公开流传(或被学界所知)和被图书馆保存(含个人藏书)的古文献，它是我国古文献的主体，自隋代起正式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出土文献指考古发掘和发现的前世文献，依其载体不同而分为竹简木牍文献、缣帛文献、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等。民间文献指在民间保存和小范围流传而没有进入公私目录系统的文献，含民间谱牒、文书、应用文籍和民间创作以及档案等。在上述三大类考证所用文献中，最为大家关注和常用的是传世文献，而出土文献、民间文献以及世传文献中的古佚书和佛道文献，却往往较少被关注和利用。出土文献、民间文献以及传世文献中的古佚书和佛道文献等在考证和辨伪中的利用，是当前古代文学研究中甚应关注的问题。

二、上古文学研究与出土文献和古佚书的利用

近百年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初步调查有170馀批。其中的19批简帛文献中存有近200部可与传世文献对读的典籍。

出土文献在文史研究中的作用，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研究院讲演时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以“地下之新材料”弼正或补充“纸上之材料”，对于古代文史研究，尤其是对于基础资料相对贫乏的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具有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

出土文献对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上古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就古代文学研究对象即文学作品本身来说，其作用至少有三点：(1)像汲冢竹书《穆天子传》、尹湾汉简《神乌赋》那样，文学佚作的出土可补充传世文学文献的不足，可以此作为文学发展中的某一缺环而串联前后同类作品来探讨古代文学发展的某些规律和阶段性特点。(2)借助与古代文学研究直接相关的考古发现和可以间接利用的考古成果，可考辨传世文学文献的讹、衍、残、窜，为文学作品研究提供正确文本。(3)可用来考察传世文学作品中所涉人物、事件、舆地、名物等，以弼正或补充传统阙误，以加深对文学作品的正确理解。

(二)就对作家、作品、文学专题的“四维时空考辨”和作品的会通性考证以及作家、作品的编年性考证来说，其作用主要有：(1)它可为考证作家生平和思想提供更为广泛的补充或弼正材料。(2)它可为考察作家所处时代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背景提供更为广泛的补充材料或弼正材料。(3)它可像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为《战国策》所收策文的编年考证提供时代比照坐标”那样，为传世文学文献的编年性考证提供“时代坐标”，以确定传世文学文献的准确作时，以更为确切地考辨作品所涉时代背景。

(三)从文学研究的形而上的意义讲，出土文献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还在于，它为“大文学研究”和“跨文学研究”的开拓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路径。出土文献可启发我们部分还原随着时间的_二维性特征而从当代研究者视野中消逝的“文学、文化、作者三位一体”的固有关系的链接，使得文学作品所隐括的彼时社会文化背景、物质基础、作者情怀等等之间的有机关联，借助于考古实物这一中介而更加鲜活起来，从而打破传统思维惯势，启迪我们去发现传统研究视角、传统研究课题之外的新问题，以对古代文学发展规律作更广阔、更系统的探索，以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另外，在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上古文学研究中，还应注意古佚书的利用。

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建国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间古佚书5206种(计经部18类1702种，史部12类884种，子部12类763种，集部2类1857种)，而前人所辑此时期古佚书的实际存量还应多于此；并且，前人所辑隋唐至明清古佚书，目前尚无综合目录而难以全面统计。那么，古佚书应是一笔数量巨大的传世文献遗产。而这批庞大的文献遗产又是研究古代文史必不可缺的重要基础文献。凭借它们，可以补充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研究对象的欠缺和基础资料的缺失，以推进古代文学特别是上古文学的深入研究。

例如，借助《诗纪·汉》卷一和《全汉诗》卷一所辑刘安佚诗，及《全汉文》卷十二所辑刘安佚文，我们可了解刘安这位外邦藩王的政治理念和慕仙情怀，发掘其诗文艺术特色，以对西汉文学发展史作更加全面的研究。另外，大量的经部、史部、子部古佚书，更可为我们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四维时空考辨”，以及作品的会通性考证和作家、作品的编年性考证等提供更为全面的文献资料。

三、中古，近古文学研究与佛道文献的利用

自东汉时佛教传入我国后，汉译佛经渐多，影响了汉人的思想言行和文学创作，不但使古代文学作品出现了新的思想内容，也使其形式体制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

就文学作品的内容题材看，中古、近古文学作品中常常会有僧徒、寺院、修持。菩萨、罗汉、阎罗、地狱、鬼魂等描述，这些题材主要是从佛教来的。且不说以玄奘取经为题材的宋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人院本《唐三藏》和元人杂剧《西游记》、神魔小说《西游记》之类，即便是那些以寻常社会生活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如《西厢记》、《红楼梦》等，也往往与和尚、寺庙、禅悟等相关联。自南北朝起，佛教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社会、人生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又哪能没有佛教类内容题材呢?

就文学作品的思想意旨看，因果报应思想除受墨家和道教影响外，所受影响更深的是佛教之说——诸如沈既济《枕中记》、蒲松龄《聊斋志异》之《续黄梁》和《画壁》等所表现的“无常苦空”思想，诸如南朝齐王琰《冥祥记》、蒲松龄《聊斋志异》之《席方平》等对“地狱轮回”的描写，诸如《聊斋志异》之《菱角》等表现的“修持得福”说教等，都可甚为明显地看出佛教的影响。

另外，就韵体文体裁方面看，为了翻译佛典，魏晋时起就有僧人从事汉语音韵研究，逐渐积淀出“字母”、“反切”等音韵理论，促进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南朝齐梁之际，沈约等人受佛经“转读”的启发，提出“四声”理论，并运用到诗的格律上，因而开创了永明体。永明体推动了

唐朝格律诗的形成和发展。

还有，诗歌“意境”的讲求、某些新诗派的出现，也与佛教关系甚为密切。东晋僧人支遁，词藻精绝，诗韵妙美，诗作意境清远，从而使得当世文学家如孙绰、许洵、殷浩、王羲之等人与之交游甚密，多受其影响，因而推动了玄言诗的出现。谢灵运曾参与译佛经，从而使得其诗作将山水美景与佛法义理相结合，开创出境清义深的山水诗一体。唐代禅风大行，学士多合儒归佛，如王维、杜甫、白居易等。他们常与禅师参禅论佛，故能吟出富含禅趣的诗歌。

就散体文学的体裁看，受佛教影响最大的是古代小说和戏剧等。佛教传人中原后，为了争取信众，故对教义深微繁富的佛经作通俗化讲唱，因而出现了佛经俗讲的底本——变文。变文不但是后来的宝卷、鼓词、弹词的直接源头，也对宋元小说、戏曲、杂剧乃至后来的昆曲、黄梅戏、歇仔戏等的产生，有很大促进作用。

就散体文学的结构方式看，受佛教影响最大的是散、韵相间的散体文学方式的出现。佛经一般是在散文中搀杂着韵文，既有直说义理的散文一“长行”，也有重述长行内容的韵文——“重颂”，此外还有不依长行而独立叙说义理的韵文一“偈颂”。这种用讲唱交替形式来演述各类故事的佛经结构形式，对唐代小说如《王昭君变文》、《一枝花话》，还有《柳氏传》、《南柯太守传》等作品的讲唱交替文学形式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而宋以后的短篇小说，如宋人话本《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里收的短篇，如明人仿作的拟话本“三言”、“二拍”里收的短篇，多用诗或词开头，用诗煞尾；中间大部分用散文，而讲说的关键处即需要着重描画解说处，则引用诗词或骈文来点染或印证。这种结构形式，脱胎于作为佛教俗文学的变文的痕迹是甚为明显的。宋以后的长篇小说，如说话人演述的话本《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如后来衍生的章回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也都是在散文之中插入一些诗词偈语。

所以，中古、近古文学的深入研究，就离不开对佛教教义和佛家思想的理解，就离不开对佛典行文方式、表现手法的掌握，因而在研究中也就不能不注重对佛教文献的利用。

道教自东汉创立，几经沉浮，后在佛教义理框架启示下，吸取先秦两汉诸子理论，渐渐完善自己的论说体系，自唐代起终于与佛、儒并列为“国家三教”，争得一席正统地位，对中古、近古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古以来积累下来的道教文学艺术成果颇多，如仙道文学、斋醮音乐、道观艺术等。仙道文学多以仙境游历、度脱成仙、点化烧练、法术除妖等为主题，如传为魏文帝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幽明录》等神怪仙道小说，而王度的《古镜记》、杜光庭所辑《神仙感遇传》、《封神榜》更是流传甚广的此类仙道文学作品。另外，某些名著中的仙道故事情节如《水浒传》中九天玄女馈宋江天书的故事等，在民间都甚有影响。它们构成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另一类重要对象。

道教对中国文人影响最大的是其教义中的成仙论说、服食学说和任诞思想。《晏子春秋》记齐景公东海求仙，《史记》写秦始皇、汉武帝寻求仙药，魏晋南北朝士人服药炼丹成风，至唐宋时此风仍炽。这种思想，这些风气，都不能不通过文人的文学创作而反映在文学作品中。

论此内容，不能不说到李白。综观李白的一生，不论是春风得意之时，还是悲愤苦闷之际，其思想、其活动都与访道求仙结下了不解之缘。访道求仙而烧炼丹药、访游道教圣地而体悟人生玄机等，也就成了李白人生生活的重要内容，并深切地反映在其诗作中。

那么，欲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此类内容作深入理解，就离不开对道教教义的参悟，就离不开对道教文献的利用。

可见，佛道文献对于古代文学文体生成和流变的研究、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会通性考证等都有重要作用。所以说，古代文学特别是中古文学乃至近古文学的研究，若不注重与佛道文献的利用，便难以深昧的要。

四、近古文学研究与民间文献的利用

民间古文献，相对于传世文献来说，是指未经公私簿籍著录的古代民间文献资料，主要有地方志、民间谱牒、民间文书(如契约、诉状、规约)、应用文籍(如账簿、日记、书信、药方、日用杂书以及宗教科仪书、经文)、民间作品(如唱本、剧本)五大类。它们不但是研究民间历史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全貌、深刻认识中国历史与当代基本国情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文献资料。

战国以降，由于民众教育的逐步发展，由于下层文人的广泛存在，由于后来造纸、印刷术的发展，更由于儒家“学而优则仕”观念在民众中已根深蒂固，所以中国历史上曾有甚为丰富的民间文献产生和流传。只可惜由于战乱、饥荒、保管不善等原因，保存至今的民间古文献基本是明清时期的近古文献。

民间近古文献中的地方志数量众多，卷帙浩繁，内容广博，反映着某地域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经济、资源、民族、风俗等，因而对于跟它产生时代相近的近古文学的研究有极大帮助，对于近古作家、作品、文学专题研究中的“四维时空考证”和作家、作品的编年考证以及作品的会通性考证有极大帮助。

首先，很多地方志除搜集、著录历代传世文献中的当地名人的作品或目录外，还多搜集、著录本地其他文人的作品或目录。如新近出版的李树棣等编纂的《黄河三角洲_古代文化名人著述目录》，主要依据各种地方志的著录，整理出鲁北十一县区1309位历史人物的诗文作品目录，它比传为“收罗完备”的《山东文献书目》所收该地文人作品目录多出数倍。因而，地方志可为全面了解某地古代文学家特别是那些传世文献中记述较少的“三流”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而掌握某地域文学概况、特点及规律，提供极大帮助。另外，有的地方志不仅如此罗列地方文人作品目录，还抄录地方文人诗文作品，其中某些部分已成为弥足珍贵的孤传资料。它们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特殊文本，扩大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文本范围。

更为重要的是，地方志可为研究作家思想和作品产生背景的“四维空间考辨”提供细致的、无可替代的参佐资料。尤其是研究那些在正史中无传的文人时，这种参佐资料就更显得珍贵。

地方志在文学作品会通考证中的参考作用也不容忽视。我国地域广博，民族众多，风俗多异。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又多与作者当地的风习、生活、物产、环境等有着密切关联。因而，若对文学作品所涉人物、事件，物产、礼仪、风习等进行考证，以正确、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地方志所记的作者当地的方言、事件、方物、风习、生活、环境等，便成为无可替代的文献资料。

除地方志之外，民间近古文献中的民间谱牒、民间文书、民间应用文籍、民间文艺作品的存量估计会更大一些。它们对于近古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与地方志相类。民间文艺作品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民间谱牒、民间文书、民间应用文籍作为研究作家思想和作品产生背景的“四维空间考辨”的参考资料，作为对文学作品会通考证的基础

资料，会比地方志更为具体细致些。

可见，注意对民间近古文献的搜集和利用，是推动近古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途径之_。但由于民间古文献的流传范围相对狭小，收藏十分分散，故而至今尚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整理，而正是由于它流传范围小、收藏分散，故而湮灭绝传的可能性较传世文献大得多，其抢救和整理，也就成为当今学界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

五、东西方学术差异与东方学术研究体系的重构

我们在此喋喋不休地强调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考辨和古典文献的利用，其目的主要在于对上个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进行检讨。

上个世纪之交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文化劲风的疾吹，古代文学研究中那传统的“作品感悟式”评点方法和“人物品评式”作家研究，也随着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和表现样式的传人，逐渐变成对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和“章节式文学史”表现形式，并成“显学”——上个世纪，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就曾出版过百馀种。

诚然，“西学东渐”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学术认知体系，出现了新的学术评价系统和学术研究方法，前代学者运用西方的解析研究等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亦如此。但是，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环境中的包含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术，是否用西学思想来比附和用西学方法来解析就能把握的要?20世纪某些“以西框中”来解说中国传统学术而失败的例子，应引发我们古代文学研究界多做思考。

建国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界不断引入西方研究方法，诸如“阶级分析法”、“经济基础决定论”等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改革开放后，又渐次引入“旧三论”、“新三论”、“阐释学”、“接受学”、“叙事学”等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都试图取得较大突破而获取创新性成就。但结果却往往像谭戒甫先生批评上世纪50年代某些学者的墨辩逻辑研究时所说的那样，“只是摆着西方逻辑的架子，再把我们东方的文句拼凑上去做一个面子。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虽然有些出于自然比附，但总没有独立性”。这种研究方式，只会使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徒有形式上的“新变”，难有实质性的学术突破。

相对于西方学术来说，东方学术以“内容涵蕴深广”、“表现手法朦胧”为主要表现特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表现特点也是如此。另外，中国古人的“文学”概念往往是囊括一切文献的“大文学”观念，因而它与社会现实的关联就更为直接和多样。如就散体文学的思想内容而言，由于儒家“文以载道”教化理论的影响，其与社会思想政治的关联特别密切，就散体文学的表现方式而言，由于“春秋笔法”的被推崇，其内在社会意义的蕴涵更加复杂。因而，若脱离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思想背景去考察文学作品，其研究便难以深入；而要厘清文学作品产生时的社会现状和思想背景，就离不开“四维时空考辨”。再就韵体文学来看。其表现形式的朦胧性和隐晦性更大于散体文学，其思想意旨的多维性更甚于散体文学。因而，除须对其进行“四维时空考辨”外，还需进行作品会通性考证。

我国古代文学这些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硬套”西学方法去研究它。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古代文学的自有特点，以我国传统研究方法如“考辨为先”、“扎实考证”、“作品会通”、“文献实证”等为基础，再灵活吸取西学研究方法中的可用成分，来建构我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新体系，进而重构我们的东方学术研究体系。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