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4月19至20日，由中国鲁迅研究会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鲁迅博物馆、30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以及《文学评论》、《文艺争鸣》等学术刊物从事鲁迅研究的近80位专家、学者共聚古城西安，围绕鲁迅与“五四”新文学运动、鲁迅与现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建国60年来鲁迅研究的历史回顾等学术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深入的交流。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王保生主持，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萧正洪教授讲话后，文学院院长李西建教授致欢迎辞，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所所长杨义作了主题发言。

杨义首先对第八届中国鲁迅研究会的正式运作表示祝贺，肯定这次会议是一次新老朋友相聚的团结的会议。他指出，陕西是鲁迅研究的重镇，鲁迅也曾在85年前讲学于西安，今天在这里纪念鲁迅与新文化运动，有着特殊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未完成，它为中国在思想、文化、社会等方面开了一个头，打开了视野、开通了潮流、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其后我们的思考才有了革命与保守、启蒙与救亡、科学与民主等现代概念。他强调指出；改造国民性是鲁迅的一个深刻命题。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来自于由革命进程所生发的现实感受，是动态的、批判的、改革进取的，与西方传教士、日本及梁启超早期的国民性思想是不同的。鲁迅的文学观对民间性给予了足够重视，视其为改造旧文学的有益资源。今人在评价“五四”时既不能神化也不宜苛求，应该还前人应有、的伟大，也要保留现代人创造的空间，并以“五四”为参照积极反思如何建立自己的现代文化精神。

在随后的各单元大会发言及交流中，与会学者先后围绕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与中国文化建设等方面的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

一、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是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现代中国历史的标志性事件，其辐射广泛，对于现代社会、历史、文化、文学、及学术研究等各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之一，以其精深的作品和深刻的思想丰富了“五四”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时至今日，伴随着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和“国学”热的潮流，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质疑和批判业已兴起。但无论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反叛和文化创造的称赞，还是立足于文化守成对其的质疑和反思，都在证明其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在“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周年的今天，“五四”与鲁迅的后续效应远未结束，依然能够带给我们启发和思考。

张华教授(西北大学)认为，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短期内不易说清的问题，鲁迅对此的参与是全面的，他也接受了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双重影响。吕周聚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指出，偏至思想是“五四”文化革命的产物，脱离了革命的文化语境，它就失去了其积极的价值与意义。从这一角度来说，偏至思想并不具有普适价值，我们不应将之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应该说，偏至不仅是鲁迅思想的局限，也是“五四”新文化先驱者的共同局限。从“五四”到20世纪末的不断革命让整个民族付出了巨大代价，当社会转型之后，我们有必要对其合理性加以反思。王晓初教授(绍兴文理学院)表示，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经历了一个由冷淡疏离，到有保留的认同，再到执着坚守的过程。鲁迅真正代表了“五四”的文化变革及自由精神，并在此基础上生成(启迪)了一种“第三样时代”的文化，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长为有自由思想的、独立人格的人的文化。马俊山教授(南京大学)在考察鲁迅创作中“人欲”的书写、探讨的模糊及有限度的表达中，认为鲁迅作品中对人欲的表现极少，即使少数描写也是将欲望转化为文化机制，在30年代鲁迅接受以阶级分析的观点分析人欲，可以窥见20世纪文学中对人性围剿的端倪。张鸿声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是有差异性、不统一性甚至是冲突性的。鲁迅则有他自己的“五四”，他早在此前十年就完成了个人主义，“五四”时期的鲁迅超越了同时代作家从生活经验出发的创作，其作品具有某种抽象性，其思考也已超出个人主义，进入更为宽广的境界。李浩研究员(上海鲁迅纪念馆)谈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信仰问题，认为其对于我们是一个沉重的信仰，而过于沉重的信仰很难见诸于实践层面。同时它的核心思想在不断的被符号化，“五四”新文化固然对中国的社会实践各层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我们往往把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统统强加到“五四”身上。张全之教授(曲阜师范大学)指出：对历史事件的纪念一为封存历史，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安葬仪式；二为使历史重生，从历史当中获得精神资源。我们今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纪念应该是第二种纪念方式。同时，在会议所收到的学术论文中，李怡教授(被京师范大学)通过重读鲁迅的《呐喊·自序》提出：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二、鲁迅与中国文化建设

鲁迅作为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巨人，其影响全面而深远。他不仅是作家创作可供汲取的宝贵思想资源，是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研究的重镇，同时“鲁迅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也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现当代社会及其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黄健教授(浙江大学)认为要在，“大历史”视阈中观照鲁迅，即把鲁迅置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乃至整个文明转型的特定境遇中进行认识和把握，审视其精神、思想、人格，以及创造性的文化实践。认为从现代文化建设的历史维度上来说，鲁迅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期待出现的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化伟人。他在思想上最具现代文明的意识，在人格上也最具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有着发展中国新文化的缜密思考，有着沉郁、激越、刚毅、坚韧和顽强的文化性格，有着对国民性(民族性)进行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在他的身上，始终都洋溢着为现代中国人寻找真正归宿的思想激情和精神风采。阎庆生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也指出，应以历史的眼光，将鲁迅放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化发展的大演变中进行考察，从整体上进行把握。鲁迅研究、新文化研究要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相联系，应该避免纯学科化的研究，才能体现出研究的真正意义。袁盛勇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的关注点则集中于当代中国毛泽东时代的“鲁迅现象”。强调鲁迅在20世纪与毛泽东的相遇，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和文化事件。毛泽东

时代的“鲁迅现象”含蕴了当时政治的、文学的、文化的观点乃至宗派观念的斗争，它在一个复杂的历史场域中呈现了一种异常复杂的精神文化景观。认为鲁迅的存在既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存在，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存在，是政治、文学、文化、宗派的复杂结合体。对毛泽东时代“鲁迅现象”的清理，其实也包含了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和鲁迅思想缺陷的清理。朱献贞副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在提交的《近三十年来文革“鲁迅现象”研究的历史回顾》文章中也从学术文化角度反思存在的诸多问题。任广田教授(西北大学)分析了鲁迅对启蒙主义既主张又怀疑的矛盾态度，认为鲁迅的怀疑主义表现在他怀疑启蒙主义者本身能不能坚持，并且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的共同体，没有理想与信念的知识分子会给启蒙事业带来太多干扰。哈迎飞教授(广州大学)由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与宗教性问题，注意到了鲁迅所受到的在中国无宗教之名却有宗教之实的儒教伦理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准宗教”心态，如他的事母至孝、爱弟至切和永不分家等。鲁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最终突破了家族伦理的束缚，做到了既献身社会，又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个性，在社会和个人之间保持了应有的张力。李继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从作家主体和书法文化的视角，来观照鲁迅与书法文化的深切融合，解析书法文化活动作为鲁迅文化创造行为所具有的文化功能。认为鲁迅的书法与旧体诗词、联语等有深切的结合，当人们在“新国学”视野中重新估价旧体文学艺术在文艺史、文化史上的地位的时候，确实应该避免简单的线性判断，给出更为全面和恰当的评价与分析。事实上，作为文化象征性人物，鲁迅不仅代表着“新文化的方向”，而且也代表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向”。李春燕(西安工程大学)从鲁迅作品及其文本解读中努力阐发鲁迅对于中国妇女问题思考的当代意义。认为追溯鲁迅当年对于妇女问题的思考与认识，对建构和谐的现代性际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三、鲁迅研究与鲁迅文学

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上，鲁迅研究是一个成果丰硕、内涵深刻、牵涉众多的领域，特别是建国六十年来，“鲁迅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与会者多是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学者，因此，鲁迅与建国以来鲁迅研究的历史回顾及学术现状，就成为了与会专家学者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

重视鲁迅研究及其史料文献的考证、梳理、建设工作，是孙郁研究员(北京鲁迅博物馆)多次强调的一个问题。他除了介绍鲁迅博物馆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史料的整理和发掘，同时准备对馆藏的鲁迅一万四千余册藏书进行整理，出版鲁迅藏书目录之外，重申史料及文物对于鲁迅研究和还原鲁迅及其周围生态，了解鲁迅周围的知识分子生态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认为要从未被研究者重视的文物、史料出发，私藏品应该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之内，还要充分利用海外资料研究鲁迅的思路。阎愈新教授(西北大学)通过对《鲁迅、茅盾联名致红军贺信》的考证及其争鸣的回顾，再次强调鲁迅研究要重证据，少主观臆断。张梦阳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长期以来从学术史的角度坚持注视着鲁迅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资料整理和研究，除了先后完成多卷本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专著之外，还一直关注着当今鲁迅研究界的新人新作，并表示将对自己已经出版的《中国鲁迅学通史》进行补充、修订。张泉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也从学术史研究的层面指出，鲁迅学研究尚存在着地域／时段空缺，如抗战时期“沦陷区”的鲁迅研究状况尚未进入视野之内。田刚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通过文献资料的整理及探讨，发现并指出鲁迅及其“两个口号”论争的根本性或深层次的矛盾，既不是政治上也不是人事上的，而是文学观念上的矛盾和冲突，或者说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碰撞和较量。鲁迅维护并捍卫的，正是文学不同于政治的这种“独立”的价值。徐改平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通过认真的史料分析和研究指出，加入左联后的鲁迅并未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文艺战线上的战士，而是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认为鲁迅的思想确曾有过左的倾向，但他在结盟的同时依然保持了自己相对的独立性。

对于鲁迅的新文学创作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与会代表及提交会议论文中讨论最广泛的部分。汪卫东教授(苏州大学)明确提出了一个“鲁迅文学”概念。认为“鲁迅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和“范式”的历史存在，通过其示范效应，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并和世纪文学一道，形成了“严肃文学”的范式和传统。杨剑龙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注意到了《野草》当中的词语悖反(如完全否定式、完全悖言式、组合式并置等方式)、母题悖论(如沉默与开口、黑暗与光明、希望与绝望、理想与现实、爱与憎、生与死等)所呈现出的艺术张力。田建民教授(河北大学)则对新世纪以来的《野草》研究，从情感道德、西方理论、哲学意蕴、文化内涵、美学研究与比较研究等角度进行了梳理与考察，并对研究中的成就与不足给予了评析。李震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指出：鲁迅《摩罗诗力说》的百年史，基本上是一部被忽视与被误读的历史。认为它以宏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与本土文化语境、人类文明视野与文化批判意识、西方近现代哲学高度与理性批判精神，决定了其作为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意义。甘智钢教授(湖南工业大学)关注到鲁迅小说文体观的特殊性，即小说是人类思想运作的产物，它以塑造形象为中心(而非情节或环境)，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思想的审美活动。程致中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对鲁迅和沈从文两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作家进行了对比，发现尽管两人在文学观念和审美取向上存在很大差异。而他们共同的对于生命意志的张扬和生命价值的关怀，对于人性解放的向往和对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揭露，对于乡土文学的开拓、探索与创新，又表明他们是文心相通、异途同归的文学寻梦者。与会其他专家学者，也都在研讨会期间分别以多种交流方式，对相关问题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对鲁迅研究事业表达了由衷的关切。

2009年是中国鲁迅研究会换届后开展学术活动的第一年，此次会议是第八届中国鲁迅研究会举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在4月18日先期召开的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秘书长联席会议上，新当选的会长杨义，常务副会长孙郁，副会长王保生、郑心伶、张梦阳、何锡章、李继凯、谭桂林，以及秘书长赵京华、黄乔生，副秘书长郑家建、王晓初等，就研究会内部事务如完善组织机构、修订有关章程、学术会议安排、发展会员、协办学术刊物等进行商讨，决定聘请周海婴先生为本会名誉会长。副会长王晓明、王锡荣、宋益乔、朱晓进、张福贵及副秘书长陈国恩因公未能与会，也都发函来电对学会工作的正常开展表示祝贺，并对以后工作发表了意见。孙郁常务副会长在太会的闭幕式上通报了此前通过的有关决议，并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鲁迅研究会在沉寂多年后重新开始学术之旅意义重大，本次会议完成了学会的诸多议程也收获了丰硕成果，我们见证了学界同仁思想的交汇与碰撞，见识了学者们对进入鲁迅这一对象世界所作的多角度探求。他最后还代表中国鲁迅研究会对承办本次会议的陕西师范大学深表谢意，并祝愿与会学者在中国鲁迅研究会这样一个开阔、健康的精神平台上扎实前行，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王荣周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