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庭”想象与女性的性别认同

郭冰茹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早期女性写作中描摹婚姻家庭问题的文本，讨论新女性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女性性别认同的不同思考。论文认为女性的性别认同是与“新家庭”想象联系在一起的，女作家们虽然接收了新思潮，但她们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远比女革命者以及倡导女性解放的男性先行者保守和谨慎；正因为如此，她们对女性性别认同的不同思考留存了中国社会由传统而现代的复杂性以及女性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并表明现代女性写作的历史并非女性主义理论可以涵盖。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个人”或者“我”以势不可挡的力量闯入人们的生活，成为时代话语的关键词，也迫使现代女性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性别认同。然而，在这个由大家庭的成员变成自主独立的个体过程中，女人显然比男人面临更多更复杂的问题。一方面，男性在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中是“主外”的，修身齐家是他们的现实责任，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人格向往，他们与民族国家是同构的，不论他们是否依附于一个大家庭，其社会责任以及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是不变的。但是女性不同。女性的角色常被理解为“主内”，和妯娌、顺舅姑、任贤妻、做良母是她们的本分，社会生活与她们基本无关。如果整体的社会结构不发生改变，那么促成女性的性别角色发生位移的思想、观念、行为、举措必然给女陛生活带来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在五四“人的觉醒”的思想浪潮中，女性的性别意识有所觉醒，但当时的社会文化尚未为女性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反传统的语汇系统，简单的一句口号“我是我自己的”并不能回答怎样才是“我”或“我自己”的问题，而是把“我”更简单地理解为“我是和你一样的人”。女界先锋倡导“男女平权”，义正词严地说“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女人”的时候，被普遍忽视的常识是男女之间的性别平等意味着女人争取和男人平等的地位，而并非要求男人和女人承担平等的责任义务。当女性选择男性作为性别平等的参照物，以男性的价值标准来衡定自身而不是建立起一套属于女性的价值评判系统时，就注定她们要面临一系列性别认同的新问题，也注定女人要在成为“人”的过程中付出更多的艰辛。这成为我们讨论现代女性写作无法忽略的历史背景。“主内”是女性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是女性的“本分”，“个性解放”是时代赋予每个青年人的权利和奋斗目标。于是，在“内”与“外”、家庭与个人之间如何选择，如何平衡便成为新女性们思考女性性别认同的思想原点，换言之，女性的性别认同是与“新家庭”想象联系在一起的。

婚姻家庭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女子解放的核心问题之一。1919年11月，一名叫赵五贞的长沙女子因不堪父母为其包办的婚姻，在出嫁的花轿里愤而自刎。此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新青年》、《女界钟》、《新潮》、《新妇女》以及《妇女杂志》等刊物陆续刊登了有关结婚、离婚、妇女与家庭等方面的文章，成为婚姻家庭革命的导火线。然而，当时的女界先锋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包括胡适、蔡元培等人的著文基本都着重于声讨旧式家庭对青年人的压迫和束缚，倡导建立一夫一妻制的新式家庭，但对如何经营新家庭才能使青年人获得自由和解放却鲜有提及。即便是沈雁冰于1921年1月发表的《家庭改制的研究》，也只是分门别类地介绍了“西洋学者对于家庭改制问题的意见”，进而从理论上指出，按照中国家庭制度的特点，应该直截了当地采取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即：“由社会创办公厨、公共育儿所，主张由社会给衣、食、住于凡替社会尽了力、做了工的人，主张由社会来教育小儿、养老，……一切都由社会去办了”。显然，这样的家庭改制过于空想，缺乏实际操作的可能。可是新家庭怎样才能成为青年人理想的伊甸园，怎样才能使脱离了旧式大家庭青年特别是女子在新家庭中获得他们企盼的自由?新家庭仅仅是一种权利还是伴有新的责任?这些被思想领袖们忽略的问题却是新青年们必须面对的。

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们虽然也以讨论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登上文坛，但是表现女性生活的自觉，对女性自身身份、社会位置、权利和责任等问题的思考使她们很陕将目光投向了与新家庭相关的诸多问题上，于是我们在陈衡哲、冰心、凌叔华、苏雪林等女作家的文本中看到了她们借助新家庭想象而展开的对女性性别认同的思考。

新家庭以一夫一妻为基本构成，选择投入新家庭的男女双方都受过新式教育，都认可男女平权以及女性的社会价值，显然，它是一个包含了平等、自由、互助等元素的理想之所，与传统家庭中强调女性应该扮演“和”、“顺”、“贤内助”、“相夫教子”的角色有着观念上的根本差异。在这样的新家庭中，女性究竟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实是存在选择的，从五四到现在，都是如此。

也许出乎女性主义者的预料，当年许多女性接受了新思潮，但并非所有的接收新思潮的女性都选择与传统角色告别。五四时期最负盛誉的女作家冰心就非常强调女性在新家庭中的传统角色。1919年9月18日，她在《晨报》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两个家庭》。小说用平白简洁的概括式语言对照了两个留英学生的家庭，以此来渲染女主人对男子事业、儿童教养、家庭氛围的影响，进而说明一个娇惰的妻子不但无法相夫教子，反而会毁掉原本幸福的家。比这篇小说处女作发表更早几天的是她署名为“女学生谢婉莹”给《晨报》的一封信，题为《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在信中，冰心针对那些极力图谋“女子参政”、“男女开放”，推翻中国妇女的旧道德，抉破中国礼法的樊篱，完全模仿欧美女学生的“模范表式”的“中国的女学生”提出了批评，指出女学生要获得社会的信仰和尊重，要“引导将来无数的女子进入光明”首先要加强自身的修养，进而列出了包括服饰、言论、阅读、交往、性情陶冶等十项修身要求。从这封长信中可以看出，冰心认为新女性应该谦和、内敛，应该重视改良家庭和儿童心理，应该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1924年，冰心又创作了同一主题的小说《别后》，强调一个美丽温柔，人情练达，做事周全痛快的女人对于家庭的重要。即便到了1942年，冰心仍在《悼沈骊英女士》中借缅怀女友明确地表达了一个知识／职业女性该如何处理婚姻与事业，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她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骊英都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女子。我所谓之不平常，也许就是她自己所谓的‘陈腐的一套。女科学家中国还有，但像她那样肯以‘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的，我还没有听见过。这正是骊英伟大之处，假如她不能助夫，不能教养子女，她就不能说这种话，假如她自己没有成功的事业，也就不必说这种话了”。此时的冰心早已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学者、教授，一个拥有众多社会身份的职业女性，但她仍然坚持自己在五四前后关于女性角色的立场。1943年冰心出版了小说集《关于女人》。这个集子可以说是冰心对女人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新的性别认同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表达。集子中刻画的人物虽然性情迥异，但作家推崇的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却是一致的，

比如勤俭、善良、包容、忍耐、坚强、体恤。这些文字明确表达了冰心对作为“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的贤妻良母的认同和敬重。

与冰心观念相近的是她的前辈陈衡哲。陈衡哲1914年就考取清华留美预科，这在同辈的女性中绝对是凤毛麟角，她还被胡适称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这些都足以说明她并非传统守旧之人，但她却是个旗帜鲜明的贤妻良母拥护者。1927年陈衡哲在一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中明确表示，在女子“应受训练的职业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母职了。此话初看上去似乎很顽旧，似乎又回到那个陈旧不堪的贤妻良母的路上去。但我是从来不曾鄙弃过这条路的，虽然我不承认那是妇女生命的唯一道路。因为我深信，女子不做母妻则已，既做了母妻，便应该尽力去做一个贤母，一个良妻。假使一个女子在结婚之后，连这一层也做不到，那么我想她还不如把对其他一切事业的野心都放弃了，干脆做一个社会上的装饰品罢，所以我说母职是大多数女子的基本职业。”

冰心对贤妻良母的推崇与她的成长环境相关。在她不同时期的文章中，我们都能读到她感念家庭温暖融洽、父母开明慈爱的文字。冰心早期的著名作品《斯人独憔悴》是经父亲之手修订的，而且，冰心有一位传统且开明的母亲，她成为冰心立身行事的典范：“她一生多病，而身体上的疾病，并不曾影响她心灵的健康。她一生好静，而她常是她周围一切欢笑与热闹的发动者。她不曾进过私塾或学校，而她能欣赏旧文学，接受新思想，她一生没有过多余的财产，而她能急人之急，周老济贫。她在家是个娇生惯养的独女，而嫁后在三四十口的大家庭中，能敬上怜下。得每一个人的敬爱。在家庭布置上，她喜欢整齐精美，而精美中并不显出骄奢。在家人衣着上，她喜欢素淡质朴，而质朴里并不显出寒酸。她对子女婢仆。从没有过疾言厉色，而一家人都翕然的敬重她的言词。她一生在我们中间，真如父亲所说的，是‘清风入座，明月当头，这是何等有修养，能包容的伟大的人格呵!”这样的母亲和家庭确立了冰心在家庭中以奉献、自我牺牲为主调的贤妻良母观。陈衡哲讲述自己的文字并不多，从她1914年考取清华留美预科这一事实也仅能推断她的背后有一个贤明的家庭支持，不过从她早年的留学经历、她与胡适等人的交往，她最初的独身决定和后来与任叔永结成学界伉俪以及她对“母职”的推崇似乎能说明另外一个问题，那便是，对陈衡哲这个具体的个人而言，在社会整体结构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对“个性解放”、“女子解放”的倡导只是一种思潮，而没有变成一种生活安排，它虽然启蒙了她的女性意识，但没有最终设计她的生活。

不过，尽管冰心和陈衡哲如此推崇。母职”，我们并都不会因此认为她们是旧式女子。她们职业女性的身份和对“贤妻良母”的认同提示我们重新思考女性的现代身份与传统角色之间的关系。

当然，无可否认，时代对“个性”、“自由”、“独立”的倡导最大限度地刺激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女人也渴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渴望在社会上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尤其是那些已经脱离旧式家庭走人社会，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所以，当她们执着地按照“女子解放”的思潮来设计和安排自己的生活时，便敏锐地感觉到传统的相夫教子的角色定位与个体人生价值的追求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

1920年，向警予在她的《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中明确地指出新家庭并不能解决女子问题，因为“家庭是以女治乎内为原则的，故家庭的中心人物为女子，家庭又是以男子为主体的，但他自己却并不来承担，一切的事，概由女子处理，己则服务社会，惟居指挥使命的地位，所以女子在家庭服务，简直可说是受丈夫的委托做他家庭的常驻委员而替他专理衣食住养老育儿诸琐务。小家庭不过范围缩小点儿，实质却仍是一样。故家庭制度一日存在，那女子常驻委的职任一日不能脱离，又哪里能够在社会与男子同样活动呢?现在一般提倡新家庭的人，不啻又把女子送到一个新圈套里去，这可算得真正解放吗?”向警予虽然更多的是从女子参与社会事务的角度来否定新式家庭，而她与蔡和森的恋爱也因此令其陷入痛苦和犹疑，但她指出新家庭并不改变男女两性的性别分工，家庭事务仍要牵涉女子过多精力的基本状况却着实道出了新女性的困境。

庐隐在《胜利以后》曾借社会上的舆论谈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进入家庭后出现的问题：“现在我国的女子教育，是大失败了。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子，一旦身人家庭，既不善管理家庭琐事，又无力兼顾社会事业，这班人简直是高等游民”小说讨论的固然不是知识女性是否成为“高等游民”的问题，但是却涉及到女学生在争得了婚姻自主的“胜利以后”角色定位的问题。女教员沁芝认同“结婚后的女子的唯一的责任”是“料理家务”，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实在不甘心就是如此了结，只要想到女子不仅为整理家务而生，便不免要想到以后应当怎么作?”在庐隐后期创作的另一篇小说《补袜子》中，女人的职业和家庭责任起了冲突。丈夫的袜子破了，没人补，抱怨妻子不会管家，丈夫对妻子的要求是“我觉得补袜子的太太也很需要的呢!譬如炒炒小菜呀，管管仆人呀，家里弄得清清爽爽多舒服呢!”妻子和丈夫一样在外面教书，下班回来那些琐碎的事情已经没有精力过问了，所以妻子会说“天下的事很难两全，你要我送你两双新袜子倒好办，如果要我替你补袜子那就办不到了。别说我一天到晚都忙着在外面工作，就是有些功夫与其补那破袜子，我还不如写写文章呢”。庐隐自己在读书时曾经希望做一只狡兔，能够在“教师”、“作家”、“主妇”三个角色中自由出入，但为了应付生计，终于成了一只负重的骆驼，“补袜子的太太，和能经济独立的太太不可得兼”在庐隐身上成了一个现实的妇女问题。

苏雪林对女人／主妇为家庭做出的牺牲多有不平。在《岛居漫兴·十七》中她描摹了一幅理想家庭的静态画，之后她坦言：“家庭果然能够给人以快乐与安适，但那油盐柴米的琐碎，那男女庸仆的驾驭，那宾客亲戚的款待，还有家庭里一切说不尽麻烦事，想来常会教我眉头起皱。倘使我不可避免地有个家，我愿意做个养家的男人，而不愿做司家的主妇”，接下来，她转述了—个独身多年的女朋友的想法：“找个女友同住，这女友须具有贤惠、忠实、能干，对人又极细心熨帖的主妇资格，既能像慈母一般爱抚她，又能像良妻一般顺从她。她把整个的家交给她而不愁她有外心。她在社会上受了刺激在她身上发泄发泄，而她能不记恨，能不出怨言”。显然，苏雪林也承认一个理想的和平温馨的家庭是需要有人为其投入，为其付出的，只是她不合适做这样的主妇。苏雪林本人的婚姻形同虚设，她和自己的胞姐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组成了独特的“姊妹家庭”，她真的成了那个“养家的男人”，而胞姐扮演着“司家的主妇”。

不管冰心、陈衡哲、庐隐和苏雪林站在什么角度来思考女性在新家庭中的位置和责任，她们的文本同时都说明，在男性的性别角色不发生任何变动的社会结构中，新女性要成为冰心所说的“贤妻良母”，或者如陈衡哲所倡导的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