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在何处

沈艳燕

摘要：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伯格女儿》和J.M.库切的《青春》都聚焦于白人少年的苦涩青春。在令人窒息的畸形杜会制度下，他们无法获得健全的成长，于是选择了逃避，前往欧洲寻求尊严和主体。在欧洲，他们发现自己依然是找不到归属和自我的局外人。经过一番在迷惘申的挣扎，伯格的女儿选择了回归，而《青春》中的保罗依然在路上彷徨。他们笔下少年在迷恫中对人性的追求，正是作家在畸形社会中的煎熬和探求的再现。

关键词：《青春》；《伯格的女儿》；他者；主体身份

1991年和2003年，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和J.M.库切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作为南非文学的伟大代表传入我国。种族隔离制度把黑人和白人对立起来，作为为正义和平等书写的良知作家，他们在南非并没有受到普遍的尊重。尽管享有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在文化上却有孤独感，甚至有他者之惑，游移于欧洲文化与非洲文化的夹缝中，如同精神弃儿。一方面他们被部分白人视为“叛徒”，必须面对政府苛刻的审查制度：一方面要承受黑人的怀疑与误解，黑人作家认为白人作家无法理解黑人的痛苦，也无权参与斗争文学的创作，疏远和拒斥他们。事实上。戈迪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唯一反对的声音就自国内。

文本总是处于一定的时空社会关系之中，受到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约。因此文本存在于世界中而具有世界性(worlduhess)。而在南非支离破碎的社会语境下，文本的世界性显得尤为复杂。作家面对的首先就是身份“定位”问题：“我是谁?”“我为哪种权利言说?”他们的作品既投射出对自身归属和文化认同的焦虑，也反映了对南非社会现状和出路的担忧。正如戈迪默所说，我们“不止是在两种社会秩序之间，而且是在两种认同身份之间行走……白人也在为那个未来付出，尽管并不知道是否最终会找到家”。

自我认同的追寻和对家园的寻找始终是南非白人作家的主题。戈迪默的《伯格的女儿》(Burghers Daughter，1979)和库切的《青春》(Youth,2002)都以少年的苦涩青春入手，都在“出行”的元叙述层面上展开，从而让作者得以自我审视、自我寻觅。无独有偶，为了逃避南非令人窒息的环境，两人笔下的少年都想去欧洲寻求身份，希冀“在路上”重建新的“自我”，找到尊严、人格和主体。

自我身份是“由意识形态、社会实践和权力所集成的交汇点”。在畸形的社会制度下，仅出生就给白人打上了他者的烙印，现有的民族框架和意识形态界定了他们碎片式的身份：他们的欧洲祖先那么遥不可及，而在黑人心目中，他们又无疑是入侵的敌人，所以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磨难和艰辛。

《伯格的女儿》讲述了白人革命家的后代罗莎·伯格的成长历程，她父亲莱昂内尔是著名的反种族隔离制度的革命家。母亲也忙于革命斗争而疏于照顾子女。由于父母经常入狱，年幼的罗莎不仅需要照顾弟弟，还要承担起探监、传信这些任务。这样的生活记忆时常使她感到委屈甚至怨恨。在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以后，这种怨恨情绪又因为其他同志期望她继续完成他们的事业和社会使命而达到了极致。正如安德鲁·V·艾汀所说：“她不愿被动地继承父母为非洲人争取‘和平、土地、面包的梦想，(“和平、土地、面包”是ANC的口号)她必须首先发现自己的身份——作为罗莎，也作为伯格的女儿。”罗莎希望尝试一种全新的远离政治的生活：“我无法不离开。我不知该如何继续生活在莱昂内尔的国家里。面临自我身份与政治现实的冲突，罗莎采取了逃避态度，她选择逃离这个她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前往法国尼斯，投靠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卡迪娅。

《青春》的背景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约翰是个落落寡合、郁郁寡欢的白人青年。父亲碌碌无为的一生使他惶惑，母亲的过度呵护令他窒息。尽管总是陷在个人忧虑上，但是他还是会看到国家处在骚乱之中。“非洲人，而且只有非洲人需要遵守的通行证法的执行抓得更紧了，到处都爆发了抗议示威。”一方面他要面对令人厌恶的南非现实：“法律本身；流氓打手警察；拼命叫喊为谋杀者辩护、谴责死者的政府；不敢说出只要长眼睛就能看得见的事实的报纸。”另一方面他要承受黑人的敌意：“非洲是非洲人的!把白人赶到大海里去!”面对种族冲突日益加剧的南非，他觉得“他面前只有一条路——逃走”。他决定以逃避和遗忘来拒绝现实、拒绝南非带给他的耻辱和羞愧。怀着“摆脱旧的自我，揭示自己新的、真实的、充满激情的自我”这样的美好憧憬。他来到伦敦，追寻他景仰的庞德和艾略特的足迹，并一心想做个诗人。

两位年轻人不约而同选择逃离令人窒息的祖国，到遥远的欧洲去寻找自我。他们与既爱又恨的祖国割断了脐带，冀望在新的社会中得到“身份”的认同，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痛苦地发现：这些国度更让他们觉得像一个“边缘人”。他们被视为“二等公民”，永远无法真正融人和他们拥有共同祖先的团体。这种困惑和窘迫使他们处处感到自己是不合时宜的他者。正如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所指出：，外国人没有自我。仅有空洞的自信和微不足道感，和根据他人的意愿依情形不断形成他者的可能性。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但那不是，我——‘我在他处，‘我不屑于任何人。‘我也不属于‘我……‘我在吗?”他们投有文化根基，没有家园根基，没有任何此时此地的归属感。

在欧洲，罗莎在卡迪娅的温柔呵护下，尽情享受着地中海的美食和美景。她从被监视和审查的被观察者转化为观察者，流连于欧洲各地的博物馆、画廊和艺术家们的聚会，并且和一位已婚教授陷入了情网。她极力避免接触父亲的老战友，忘却充满暴力和冲突的祖国，远离曾经有过的生活方式。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一次在伦敦关于革命英雄的演讲活动——其中特别提到了她的父亲莱昂内，伯格。在这次聚会上，罗莎遇到了她父亲多年前曾经收养过的黑人男孩一贝西。意外的重逢让罗莎惊喜交加，而贝西却对她心怀怨恨，他告诉罗莎自己的父亲和罗莎的父亲一样是革命英雄，仅仅因为后者是位白人就备受赞扬。而白人事实上并不真正理解黑人的痛楚。贝西的反应让罗莎震惊不已，她痛苦地意识到了黑人深层的怨恨和痛楚，无以回避地看到了祖国的顽症和弊病。

初到伦敦，库切笔下的约翰似乎也十分顺利。他找到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在IBM的伦敦总部上班。穿着一身黑西服，坐在IBM放着“思考”的座右铭的桌子前，他觉得“他摆脱了南非。一切都很好，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虽然自己认为融人了英国社会。但在伦敦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外国人，出于自己愚蠢的原因选择到不属于他们的地方来生活”。当他大胆地疑视过路人的脸时，“他们冷漠地避开他的目光”：当他在房东家遇到来自非洲的黑人保姆时，后者却因为他是南非白人而对他心怀愤慨。周末，他只好流连在电影院，或者在阅览室撰写有关英国散文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论文。然而，

他发现苦苦追寻的欧洲文学并没有使自己得到救赎。他失去了写作的能力，找不到研究的出路，他下狠心要断绝和故国的一切联系：“如果明天大西洋上发生海啸，将非洲大陆南端冲得无影无踪，他不会流一滴眼泪”。可阅览室里真正引起他阅读兴趣的却是关于南非的游记。母亲每周的来信和表妹的来访使他感到和母体无法割舍的关系，他痛苦地自问：“开始折磨他的是爱国精神吗?他是不是在证明自己没有祖国不可能生活?”他在矛盾中苦恼和彷徨，成为精神上的雾都孤儿。

生活在此处和彼处、边缘和中心的错位和断层中，他们开始自我怀疑：自己究竟能否割断与祖国相连的精神脐带?怎样才能获得自我界定?

出走主题的叙述中，高潮一般都是主人公的回归，在《伯格的女儿》中，罗莎的旅行方向由于贝西的电话而开始转变：“我无法向任何人解释为什么，那个深夜的电话使一切可能变成了不可能。”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无法隔断过去、逃避现实，她无法抛却父辈传承下来的使命，只有直面现实，回归祖国。她想要获得自我主体性，必须在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进行协调。小说最后，她回到南非，以习得的医疗技术为“索韦托事件”(Soweto)的受害者治病，并因此入狱，她的回归是与一如既往的黑暗社会政治现实的碰撞，是悲壮的成长和觉醒。她的欧洲之行使她童年缺失的一切得到了弥补，也消除了同宗主国联系的神话，白人革命者若要投身这场黑人的革命，必须具有更高的牺牲精神。伯格的女儿是属于非洲的，她要在非洲生活、在非洲斗争，甚至在非洲坐牢。

《青春》中的约翰依然在路上寻找。在IBM工作了一年后，他以在伦敦人听来十分可笑的“得不到友谊和朋友”这样的籍口提出了辞职。伦敦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灵感和信心。他的关于福特的论文毫无进展。他也不愿意回到南非，因为“南非是他内心的创伤。还要多久傷后才停止流血?”为了维持生活，他来到伯克郡的国际计算机公司，在那里继续等待命运之神的到来，尽管他清楚，他已困在“缺乏热度、缺乏热情”的生活里，‘不是诗人，不是作家，不是艺术家”。怀着对故国的关切和在异乡的边缘感，他依然苦苦在幻灭中挣扎。

在《伯格的女儿》和《青春》中，戈迪默和库切不约而同把视角投向处在边缘和夹缝中的孤单的青少年，描写他们无法摆脱的异化感，和寻找自我屑性的苦难历程。这种双重扭曲的心态，正是作家们经历过的精神灾难；这种对理想和主体的永恒追求，也正是作家们透过文字传递出来的人性之光。

评论家们在评价南非文坛的这对双子星座时，往往聚焦于两者创作的差别而忽略他们的共性，而在他们对彼此的评论中，却不难看出大师们的惺惺相惜，戈迪默曾说，批评家们往往“看不见库切运用精心构制的寓言所描绘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他的主题都在从流血的严酷事实中提炼出来的”。库切则把戈迪默形容为“来自未来的访客，不是消极地等待解放和自由，而是以小说为载体身体力行”他们始终站在历史赋予的独特位置上，书写着多民族国家的沧桑内史，他们笔下少年在迷惘中对人性的追求，正是作家在畸形社会中的煎熬和探求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