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不能病

何三畏

“姐姐含泪捂死患病妹妹”案，近日在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做出判决。犯故意杀人罪的姐姐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执行。在这一悲剧事件中，杀人的姐姐、她们的父母、邻居、司法、媒体等所有方面所表现的对生命的态度，令人费解。

这是一对十九岁的孪生姐妹。妹妹十二岁时患脑膜炎留下后遗症，发病时精神失去控制，砸东西，打人，清醒时则为此感到痛悔。妹妹的病给亲人帶来痛苦，也成为家庭的经济负担。妹妹被家人用铁链拴过，在被杀死以前，家人确认妹妹没有治愈的希望，将其送到精神病院住院。在精神病院呆了很短时间，医院打电话叫家人去，病人的状况再次刺激了家人。姐姐要求晚上留下来“陪妹妹”，父母回家了。

此前没有人注意到姐姐的博客日记，早就流露了要“帮妹妹，也帮家庭解脱”的可怕念头。晚上，姐姐帮妹妹洗了澡。姐姐后来对媒体说，妹妹在这个过程中显得“很温柔”，但姐姐已经“不敢看她”。在妹妹被捂死以前，她们的父母接到姐姐的电话，汇报了洗澡的情况，说妹妹“好可怜”。此后，姐姐用两个枕头压在熟睡的妹妹头上，口念“对不起，对不起”的“咒语”，一直把妹妹捂到不再挣扎。然后，她打了电话报警，坐在床边等待警察到来。

父母因为“不能同时失去两个女儿”，找邻居签名“帮助”。据报道，被患者打闹骚扰过的邻居们果然有两百以上踊跃签名，他们证明姐姐是一个乖孩子，要求轻判姐姐。父母又要求给姐姐做精神鉴定。结论是，姐姐有“轻度抑郁症”。至此，“姐姐捂杀患病妹妹案”在媒体上几乎成了一个“道德案”，姐姐转换为“道德模范”，关注焦点转向姐姐所受的伤害：她在高三时放弃高考，回家陪护妹妹，陪出了抑郁症。

媒体使用的语言轻佻得吓人，其中有《含泪捂死妹妹，二百居民为姐姐求情》的报道，另一个报道的标题是《姐姐捂死妹妹，真不应该》。

当媒体判定“含泪捂死妹妹”是“不应该”的事情的时候，姐姐站在了法庭上，她已经被关押半年了，但这个眉清目秀的十九岁的姐姐表示，她“不后悔”，法庭则念其“自首”情节，且“当时患有抑郁症”，做出“判三缓五”的判决。她们的父母，此前曾向法院表示对凶手——自己的女儿“放弃刑事追究”，面对这样的“轻判”，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一家人“喜极而泣”（媒体语言），且向法官叩头“感谢”。

姐姐是否有轻度抑郁症，杀妹时是否正在患病，除了相信有关鉴定，人们无话可说。但是，姐姐的种种言行——“要帮妹妹和家庭解脱痛苦”，杀死妹妹过程中的冷静和始终“不后悔”，则表明她一直受清醒的意志控制。杀妹计划势必经过长期的心理挣扎，这到底是反人性的还是“太人性”了？这个问题是如此难以回答吗？

患者家庭长年生活艰辛，社会对患病女孩权益保障缺失，父母亲事后的“认可”，姐姐“杀死妹妹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可是，仍然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对于一个在同一瞬间孕育在同一个子宫里的生命，一个在十二岁患病以前完全正常后来也仅仅是间歇性精神病的生命，在被一个受过中学教育的姐姐杀死半年后，为什么就没有一些悲悯复活呢？为什么姐姐杀死妹妹的理由是如此受体谅呢？

人人生而平等，在这里，当事人父母，还有媒体、司法和公众的反应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道德和价值的倒退——精神病人的生命价值低于正常人的生命价值，这样的判决做出后，难以设想，是否会强化这种早已被文明社会摒弃的价值观，更难设想，是否会助长中国对精神病人的生活权益甚至生命权的漠视，要知道，中国在这方面本来就落后于先进国家。

在这里谈生命的价值是多么奢侈的事情。法院做出这个判决，不是一般的慎重。上级法院的一位法官，亦曾打电话给审理此案的法院，“建议”“不能机械地适用法律”，“社会效果不能不考虑”。成都的一些专家学者，在媒体上表示支持判决。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一位副所长说：将妹妹捂死，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她的行为也可以理解，是一种无奈之举”。而网络调查则表明，百分之七十的网友“支持判决”、“理解姐姐”。

以法律“优惠”这个家庭的不幸，终于成为司法实体、知识界和草根民众的主流声音（不过，另据报道，当地检察院认为量刑过轻，正在考虑是否抗诉）。这才是“姐姐含泪捂死妹妹”的“案发现场”。在这样的语境下，什么悲剧不可能发生呢?多数人“能理解”姐姐捂死睡梦中挣扎的妹妹，则被捂死的岂止是一个可怜的女孩，人性和良知是否同样受到了窒息？人性的黑洞多么令人惊悚，但都能找到根植于现实的呼应。

精神病人，是我们人类的同胞，也是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们的父母子女，这是家庭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但，正是是否具备对这种不幸的承担和对弱势群体的悲悯，才彰显出人之不同于普通动物，才刻画出文明社会和落后社会的分野。

【原载2008年第8期《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