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恐惧与仇恨

野　夫

我的故乡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偏远小镇，即使今天依旧交通闭塞。外地人很难想象“文革”之火，竟然也会燃烧到这样的角落。1966年的夏天我只是一个初有记忆的孩子，但恐怖的画面却会让人终身刻骨。

小镇的“文革”之火事实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读大学的几个学生回乡点燃的。此前人们只知道山外又在开始一场运动，其具体形式和对象皆不明了。

这几个大学生是小镇的凤毛麟角，他们在都市学习和洗脑，必然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先锋和代表。他们以一种神圣的使命姿态回来，要把小镇拖入历史轨道并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只因他们有知识，所以他们比镇长更能诠释“封资修”的涵义。没有谁敢于阻挡他们率领一群学弟学妹去焚烧图书室，去砸碎寺庙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当人们看见他们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镇领导押出来批斗，竟然无人干预时，被压制多年的人民终于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除了脾气急躁偶尔骂人外，基本上可谓好人。那个夏天，我突然发现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队扛着刀枪的工人。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亲的化装游行，却看见母亲的泪眼——从此，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惊恐而压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灯塔园，那是模仿延安宝塔的建筑，是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批斗台。家父则成了那石阶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项挂沉重木牌，弯腰九十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腿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

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保留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劫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

我看见邻居的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章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仿佛暴动或起义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那些造了反的同事来报账，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

但并不是每个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从北京传来，全镇要举行火炬游行欢庆。又或者警报尖叫，说是苏修的坦克已开到邻县，全体镇民要钻山洞备战。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队伍来突击检查，看谁家在收听敌台。在一个孩子的眼中，仿佛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惊恐剧，但那时的父母却是实实在在地惊恐，害怕我们遭遇流弹。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中度过。这只是中国最偏远小镇的闹剧，而且此镇历来都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却在一个非常年代同样演变成为一个沙场。

几个大学生在点燃小镇的“文革”之火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大学，但火势却不会就此湮灭。从“封资修”到“当权派”，再蔓延燃向知识分子时，他们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最后又被分回他们的故乡母校，开始漫长的被阉割的生活。这个小镇已经起来革命的群众，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是革命的发起人和引导者，于是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为了革命的目标。当他们意识到这场运动被导向一个有违初衷的悲剧性深渊时，他们已无力去扭转，甚至连自救尚不及。

在去那场最初的火光之后的二十年，我与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古老师成了朋友。他已调到县城一中，是本地最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的许多弟子都相继考学出山，而他已默默无闻满头秋霜了。在一次酒后，我向他提及我四岁时所围观的那场焚书之火，以及我幼年的恐懼和仇恨，他付诸一笑说：“不是有一句话嘛：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场运动中真正被彻底玩弄了的究竟是哪些人呢？我们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确实在当时被玩弄了，但在那场闹剧中，我认为真正被玩弄和伤害的却是那些普通草民。他们稀里糊涂地被青年学生带进一条报复社会的道路，文攻武卫，挑战秩序和权力，最后，又被戴上暴徒的荆冠，弃置于万恶深渊，一直不被主流话语所真正认识和怜惜。

……

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乡小镇。青石街换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复存在，连当日河山也难相认了。我忽然从一处断墙上，又看见几道斑驳字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仿佛又听见半夜的警报突然拉响，我弱小的身体在暗夜战栗，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

【选自《独角兽博客·旁门兵栈》本刊有

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