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隐私地活着

于　坚

一九六七年的一天，我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单位的两个同志来到我家，问我：“你爸爸平常在家里都说些什么?”我听了很困惑，家里面讲的话也算罪行?我父亲当时正被隔离着，罪名是黑笔杆、地主崽子、国民党特务。我父亲是干部，在家里面说的话没有在单位上说的多，但十多年来，也说了不少，最多的是“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于坚，洗脚了没有”。我脑袋混乱，不知道父亲“在家里说的话”要怎么才可以交代出来，因为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反动标语，都是做父親的必须说的，连这些话都不说，他还是我父亲？我就愣愣地望着那两个我父亲的年轻同事，他们以为我也是小顽固，说：“你好好想想。”我后来决定什么也不告诉他们，包括我背课文背错一个字就被父亲用尺子打手心这件事。我噙着眼泪对我父亲说：“你就是做过坏事，我也不告诉他们。”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大义灭亲，我父亲说：“不怕，你什么都可以讲，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组织的事情。”我不太明白他的话，难道我——他的长子也是“组织”的一部分，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小秘密?

那两个人的话令我非常震惊，我以前以为会被逮捕的事情只是和特务、手枪、杀人放火什么的有关，没想到“在家里说的话”也算。这种话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后来年纪稍长，经历了些事情，发现“大义灭亲”，这是中国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人背后议论某某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与某某关系最密切的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他的底细(或者他的把柄)么我太清楚了。”有时候，老朋友之间开玩笑也会说：“哈哈，你不敢跟我翻脸的，你的把柄我掌握得太多了。”这位老朋友说此话的时候，我脊背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才想到，此人不可深交，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无数次为他开过家门，给他写过许多亲笔信。一旦有一天，他深明大义，投奔真理，政治正确起来，我就麻烦了，“家里说的也算”。

“文革”时代的逻辑之一就是，你只要政治正确，怎么卑鄙都可以，所以有很多人以“站在路线一边”揭发检举出卖亲人朋友为荣。在那种时代要生存下来，惟一的办法就是要学会没有隐私地活着，你的生活的一切细节都是要经得起事发之日被揭发检举的，你的每一日就是为了等待着这一日的到来，经受检验。所以“文革”时代，最流行的一句书面语就是，我相信我做的一切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组织的事情。那时代不能通过考验的事情实在太多，尤其是家里的事情，身体上的事情，过小日子，小快感，小享受，吃喝拉撒，“自由散漫”，听贝多芬的音乐，关着门不出来都可能“对不起组织”，在家里要做到不“自由散漫”，不过小日子，太难了，除非钢铁炼成。更严重的问题是，虽然你“没有隐私地活着”，你已经不写日记，不做任何对不起群众的事情，掉在自家餐桌上的一粒饭都赶紧拣起来吃掉，自觉地遵守节约的原则，但你还是跟不上“义”的所指的变化，今天属于正大光明的行为，明天可能就是阴暗、不可见人的隐私。例如，林彪同志的照片，后来成了许多人倒霉的铁证。

我是天性散漫、意志薄弱、容易堕落的人，因此总是没法学会没有隐私地活着，养成了不写日记的好习惯，做任何事情都记着“千万双眼睛在后面盯着你”。但我还是有太多见不得人的“自己的房间”，我太信任朋友，相信他不会告发我，怀着侥幸的心理，对“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半信半疑，热爱生活，自命是生活的情人，一个情人能不堕落么？因此我付出的代价是，我总觉得我做的任何事情，写下的任何文字都是别人将来落井下石的把柄，我总是忐忑不安，恐惧着，害怕着，担心着世界与我翻脸，我无法学会“没有隐私地活着”，我只有豁出去，到东窗事发的时候再想辙吧。

【选自于坚著《相遇了几分钟》

人民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