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六尺巷

吴垠康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官至宰辅的张英这封处事干净利索、说理深入浅出的家书，不但验证了“宰相肚里可撑船”的宽容，成就的六尺巷更是如同一个符号，至今仍在向人们讲述着一曲礼让向善的人间佳话。不过，当我第一次穿过荫翳下的六尺巷时，除了对张氏父子宰相油然而生景仰之情，触动心弦的还有三个问号。

六尺巷位于桐城市区西环城路宰相府内（现为省康复医院），全长百米、宽六尺，巷墙大青砖砌就，巷道鹅卵石铺成，巷外香樟参天，巷内肃穆氤氲。据史料载，清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官至宰辅的张英世居桐城，其府第与吴宅为邻，吴氏建房想越界占用张家隙地，张家哪咽得下这口恶气，飞马驰书于京都。张宰相以诗作复，动员家人让出三尺地基。见贤思齐的吴家并非孬种，也退让三尺，形成了六尺巷。在六尺巷的西入口，后人矗立起一座上书“懿德流芳”的牌坊，藉以标榜没有以势压人并以“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大度来化解邻里纠纷的张宰相。这多少让人觉得有点不公，因为我的本家，即张家的北邻，早已被人们忽略了。

古往今来，官老爷们头上有乌纱，手中有权杖，股下有交椅，内心有私欲，太多的干部轻而易举就可以权为己所用、情为己所系、利为己所谋。无奈胳膊拗不过大腿，咱老百姓是弱势群体，得服从领导，得听天由命，得忍气吞声，如果说被压抑被盘剥者尚存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寄托于领导的良心发现，寄托于明君的铲奸除恶，寄托于苍天的因果报应。于是，官老爷没仗势欺人，没鱼肉百姓，没贪赃枉法，没包养二奶，就是好领导，就要载入青史。其实，做官也是一种职业，他们月有奉供，年有嘉奖，该得的得了，该拿的拿了，执政为民，秉公办事，廉洁自律，表率于众，是恪守职业道德应尽的本分，如同牛必须把地犁好一样。相反，若悖离了官道，就是渎职，就应受到相应处罚。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百姓本是一支监督和促进政治清明的力量，但在几千年专权奴化下，国人习惯了逆来顺受，习惯了夹着尾巴做人，习惯了打落门牙肚里吞。对不公与不平，轻则装聋作哑敬而远之，重则奴颜媚骨为虎作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官场邪气的嚣张。而司空见惯的后果是，集体的麻木，集体的失语。俗话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那宰相的屁股呢？估计借你三个胆也不敢摸吧。匪夷所思的是，在三百年前的桐城，居然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那就是大清宰相张英祖居的北邻吴家。六尺巷啊，如果不是当年吴家敢以卵击石会有六尺巷吗？

社会是个大家庭，每个人都要与周围的人群构成不同的社会关系，而邻里关系则是人皆有之而易生矛盾的关系之一。张英贵为宰相，但家族总不能搬到月球上，琐屑的生活注定张家与左邻右舍多少要闹点别扭。尽管清官难断家务事，而张英却把家事处理得比政绩更招人耳目，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你想想，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领导人，再怎么说也不会为几尺地而在天下人面前大跌眼镜吧。倘若你处在他的位置，相信也有他一样的胸怀。倒是那个邻居，一个民间的群众代表，不但没有得寸进尺，还以礼相待也让出三尺地，你想想，谁的胸怀更宽广？导致邻里矛盾的原因，无非鸡犬相扰，无非口实相辩，无非髫龄相斗，无非财物相争，但在民间，有了“人安己亦安”这盏夜航灯，邻里和睦相处的事例比比皆是，所谓“生得亲不如挨得近”。怪的是，这事儿一旦与张英撞了一下腰，就成为争相报道的正面新闻，以致享受到树碑立传的殊遇，而另一个主人翁，那个资产绝对少于张家却同样为六尺巷贡献了一半地皮的吴家，连名字都没留一个。六尺巷啊，难道你也感染了趋炎附势的劣根性病毒吗？

这宗地皮案，要在今天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那么一晃，就迎刃而解了，但彼时的地契效力一定打了折扣，更没有《物权法》为当事人维护权益，对簿公堂的结果极可能是气得要跳河的不公。在遵循“三纲五常”的封建时代，在王法可以玩弄于朝廷命官股掌之间的吏治社会，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恐怖氛围里，如果不是有咽不下的冤情，如果不是有不怕死的维权勇气，谁吃了豹子胆去跳起来与宰相的家人过招？按照这个逻辑，吴家建房想打张家主意的说法颇值得质疑，起码引起纠纷的隙地本身就是有争议的。但后人众口一辞说吴家理屈在先，凭空丑化无权无势的另一方当事人，莫非是想达到神化清官的效果而有意为官者讳？六尺巷啊，作践吴家不就是作践底层的老百姓吗？

每个时代都有两个版本的历史，其一来自于官方，其二来自于民间。三问六尺巷，并非要标新立异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也不是因為那个邻居与我是本家就蓄意偏袒，更无意贬损早在人们心中树起道德丰碑的张宰相，我仅仅希望再现历史的真实，希望民间不要忽略自身的光芒。

【原载2008年第4期（A）《雨花》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