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表白？

时间：2024-05-21

盛孰真

一

亲爱的姑娘，真，

……

明晨是我丧钟狂鸣，

青春散殒，

潦倒的半生殁入永终逍遥。

我不能爱你，我的姑娘!

——《宣词》

1928年8月17日

当这首和另外许多浸透着殷夫刻骨铭心之爱的诗篇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时，已经是整整52年之后了。他在自问必死无疑的狱中为我写了一首又一首深情热烈的诗，他为了不能与我结合而痛彻心髓，当时和以后，我竟一无所知。那个“真”是我么?不，那个梳着刘海，穿着白色大襟倒大袖圆角短衫和黑色华丝葛长裙白鞋白袜的“真”，早就在50年前死去了。她死在痛苦的感情创伤之中，死在以后的生活煎熬中。只是1972年初春，在北京教书的儿子返沪时，我俩走在南京路上，不知在谈什么的时候，我冒出一句:“我和殷夫还做过朋友哩!”儿子没有反应，我也急忙重新闭上这座陈旧的墓穴。

是的，我就是“真”。我就是“F”。

我和殷夫相识，是他小姐姐徐素韵介绍的。1925年秋，我和象山人徐素韵同时考入浙江省立女子蚕桑讲习所，其时我刚虚龄15。徐素韵比我大6岁，与我同桌上课，同桌吃饭，宿舍中铺位相连。她很同情我这个瘦削年幼的同学，我们亲如姐妹，节假日也常相往还。

1926年上半年的一天，素韵忽然对我说起，她还有个年方17的小弟在上海读中学，学问很好。后来又对我说，快放暑假了，要我同她弟通信为友，让他来指导我的学业。我基础较差，是长我7岁的三哥教我识了些字，11岁时沾了陪弟弟读书的光直接上小学三年级。现在能有人给我指导.真是求之不得。暑假中一天我应邀去素韵家，她招呼我上楼坐在前房窗口的椅子上，一会儿自己下楼去了。她家里的人也不见了。我看见后房半掩着的门里有位青年正向外眺望。我虽然戴着一副白金属边的眼镜，也看不清那人是谁。而且我也没有注意他，因为我根本没去想这个人和我有什么关系。暑假过后，素韵的弟弟从上海浦东中学给我来信了，我才知道他就是那个从后房向外眺望的青年，名字叫徐白。他早从姐姐那里知道我从小体弱多病，多愁善感，十分同情我处在封建家庭中的不幸，给我许多真诚的宽慰和鼓励，使我非常感动。当时家父在杭州警察局当总务科长，并非无力让我进一所理想的中学。但他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我的两个姐姐均无读书机会。我进这所不要学费、半工半读的蚕校，还是自己在哥哥和母亲的支持下争取到的。但我并不愿意终生从事此道，以致有时产生悲观厌世之想。我把这些都告诉了徐白。他在回信中劝我不要消沉，要振奋起来努力前进，信中还指导我怎样读书，怎样写文章。从此以后，他不断给我寄来各种刊物，有《奔流》、《妇女杂志》等。记得我还见过署名“徐白”的文章。我非常感激他的真诚的关怀，钦敬他的人品与才学，将他尊为良师益友和兄长。虽然有时我仍为自己的悲凉身世而唏嘘，但我生命之火已被他点燃，增长了生活的勇气。

1926年底，我们之间又介入了另一位上虞人徐君。他的堂妹与我也是同班要好同学。她不知我与徐白通信，再三要我与她堂兄相识，这使我为难了，我年龄尚小，无意于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男朋友。我与徐白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但仅为文字之交，谊若师生，情如兄妹，故而也难以抬出徐白来回绝一位好友的要求，何况人家也只是说认识认识。于是我便对他们兄妹以礼相待，有意识地保持距离，我把此事也告诉了徐白，他丝毫没有责怪之意，依然来信。

在大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推动下，杭州的学生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我也是热血青年，又有徐白的指导和徐素韵大姐的帮助，所以也积极参加学生会工作，还走上舞台演话剧。

“四·一二”大屠杀后，杭州也是阴霾漫天，连邮筒旁也站着荷枪实弹的宪兵。一天我去给徐白寄信，也遭到拆阅。我们通信并不频繁，所以徐白久无来信我也并不奇怪。到7月初接到他来的一封信，附有一张照片，背面题有“出狱纪念”四字，才知道这段时间他坐牢了。我小心地将照片藏起来，以免父亲发现后追究。这时我才知道心仪已久的徐白长得什么样子。他长得很像他的母亲和素韵，尤其是那微凹的鼻梁更似其母。后来我也给他寄了一张照片。

不久以后徐白来信，要我向那位上虞徐君借用一下中学毕业文凭去投考大学。那位徐君很快就将文凭送来，我立即寄出。于是徐白考进了国立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他的姓名籍贯也随之变为“徐文雄”和“浙江省上虞县人”。这件事后来曾使殷夫研究者们长期困惑不解。象山人徐白怎么又同时成了上虞人徐文雄?改名不足为奇，怎么会有两种籍贯?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徐白有一次来信要我写篇短文。我虽然作文屡受国文老师表扬，但徐白让我写稿却使我颇费思量。后来终于写了一篇几百字的短文寄去，经他润饰，发表在上海一份《天韵》的小报上。他给我取的笔名叫“黛芬”，莽砂说，“芬”的拉丁文拼音第一个字母就是“F”。也许是吧。

就在这时，徐白写信写文章开始用“殷夫”这个名字。他给我改名“孰真”。我很喜欢这个含义深刻不带封建色彩又不易与他人相重的名字，且与原名“淑真”谐音。于是我便在给他回信时使用。后来我忽然悟到他为什么给我取这两个字为名，也许是他想到我与那位上虞徐君的来往，想必我们在杭州常见面，感情有所发展，所以问我，在对二徐的感情上哪一个是真的。我对徐白神交已久，虽不敢说有爱情，但整个的心早已被这位尚未谋面的挚友紧紧攥住，任何人都不可能再打开我的心扉。那位徐君比我大几岁，1928年初夏我们毕业前夕，他隐约向我提出婚嫁之求，我便明确相告，早有一位知己在上海读书，这使他们兄妹大失所望。不久听说那位徐君和别人结婚了，我们以后就没有再见面。至此，殷夫知道我与那位徐君连普通友谊也不存在了。由于这段插曲，我更喜用“孰真”这名字。后来索性作为正式名字使用，直到如今。“淑真”反而不为人知了。

二

姑娘哟，你那么美好，

你和稚鹿一样的活泼年青，

可是你丰满的胸脯底下，

伏的却是一颗冷硬的心?

——《残歌》

1928年于西寺

1928年我们毕业了，大家即将各奔前程。素韵告诉我，她的大姐夫蒋殿英时任象山县教育局长，她要回去出任象山县立女子完全小学校长并再三邀请我助她一臂之力。我给徐白去信，征求他的意见。他没有回音。

小学快开学了，素韵尚未来信正式聘我。这时一位同学介绍我到近郊卖鱼桥的一所教会小学长期代课。那里是洋房，工资高，条件很好。我又给徐白去信，告诉他近况，他仍无信来，将近10月时素韵才来信催我快去。这时我犹豫了。去呢，一个月来与这里的孩子们已建立感情，又顾虑父母不赞成我出远门；不去呢，对素韵失约，言而无信，也说不过去。于是我答应马上出发。我父亲是反对我与素韵来往的，正好这时他不在杭州，我再三说服母亲，但又怕她变卦，不敢回家，将行李从学校直接拉到车站。

当时象山是个闭塞的海滨小县，从杭州去象山的交通十分不便。我先坐火车到上海，然后坐轮船到宁波，再换小轮船到象山。殷夫的大嫂和素韵见了我非常热情，她母亲见我果真远道而来也格外高兴。

这个学校很小，是复式教学班，即一个教室有两个年级。素韵让我当五、六年级的级任。我很奇怪，怎么我给殷夫去了好几封信，他片纸不回呢?但我有今日，与他两年来给我的鼓励、指导是分不开的。所以上课不久，我又给他去信，告以近况。我哪里想得到，他又被捕多时，正在狱中遭受磨难，而且还为我写下那首令我至今悲怆不已的《宣词》。

过了半个多月，殷夫和两个朋友也回到了象山。我这才初次真切地看到殷夫。他脸色有些黝黑，身材不高，西发(北方叫分头，这在当时算新式发型)，穿一件浅蓝色爱国布长衫，西装裤，脚上是一双旧皮鞋，一副潇洒的文人风度。我听说他要回来时非常高兴，庆幸今后将常能面聆教益，也应该有机会彼此互吐衷曲了。但我的期待完全落空，喜悦变成了悲伤。因为初见面时，素韵母女都不给我介绍，殷夫不主动向我招呼，我十分奇怪和痛苦。是徐素韵主动提出将我介绍给乃弟的，也是她再将我从条件优越的省城千里迢迢请到这个小县城来的，怎么现在竟毫无表示呢?我与殷夫虽然已通信两年有余，但他从未有何表示，徐家也从未向我家提过婚嫁之事，我们只是朋友而已。我又不是硬要做徐家媳妇才来象山的!我还是教我的书。

一天，殷夫的大姐夫蒋殿英要我到他办公室。他知道我与徐白通信多年，现在处于两难境地。他说:“要不要叫白同你谈谈?”这话颇使我不解，不快。如果大姐夫说，“白想同你谈谈”，或者建议我们当面谈谈，我都容易接受。而他现在这样建议，似乎成了我主动要求他，而他被动来找我的了。明明是殷夫对我不理不睬，为什么反倒要我主动找他呢?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于是便冷冷地说了三个字:“不必了。”这使大姐夫十分意外。

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殷夫还是天天见我不理我。我本想勉强把这个学期教完，不料12月中旬家父电报催我返杭，说省建设厅聘我作广播员。我就趁机提出辞呈。临行前，恰逢冬至，象山有吃赤豆年糕汤的风俗。大姐夫和大姐邀我去吃，殷夫和他的两个朋友也在座。他仍然不说话。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想到自己千里迢迢来象山，竟遭如此冷遇，不禁伤心得哭了起来。半个多世纪之后我读到了殷夫的诗《别的晚上》:

天空在流着别意的泪水，

我啊，胸中绞缠怨怼；

但是也罢，

且托着幻想数计我们未来再会。

……

这首诗后有一个附注:“天下着牛毛细雨，淅沥不停。F姑娘将于次日返杭，晚，于惨切灯光之下，伏枕大哭，我亦悲不能胜，作诗示之。”

唉!他“作诗”了，但何曾“示之”呢?如果当时真的将这首令人心碎却又令人了然的诗“示”我，我怎么还会走呢?诗中说:“你第一个勾引起我纯洁爱念。”但你为什么连个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呢?

第二天早晨我终于走了。天气阴沉，细雨不停。大家都要上课，素韵和同事们只送我到大门口。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与素韵的永诀。这天没有看见殷夫。我坐独轮车前往白墩码头。

殷夫对我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这个疑团直到80年代初才解开。我在象山时即风闻殷夫的母亲误信我在杭州已与他人订婚，又以我消瘦多病，眼睛近视必定福薄不长寿，反对这件本来是她情愿的婚事，百般阻挠儿子与我接近。而殷夫又事母至孝。他的母亲生他时引起大出血，以当时的医药条件根本无法止住，无奈之下，竟拿烧红的烙铁止血。血不流了，却留下了终身残疾。母亲为他遭受的痛苦，化成了他对母亲深挚的爱，使得他不忍心违拗母亲的意志。80年代初，我应殷夫大姐之邀赴象山参加她90大寿的庆典，她和我谈起当时的情形，她说:殷夫从上海回到象山便向母亲提出与我结婚的要求，但是遭到母亲的反对，这令他非常痛苦。我离开象山后，他破例和母亲大吵了一场。二嫂和大姐还都提出把我叫回来。

三

F哟，我何时得再见你呢?

我纯洁的初恋哟，

……

你是离我去了，

我每空向浮云道你安宁，

若我今日即撒手长逝，

我最宝贵着你的小影。

——《给——》

1928年于象山

我回到杭州之后，由于不会说“国语”(即普通话)，未能去建设厅工作，接着就大病一场。

1929年初春我康复以后，就想出去工作，自力更生。就在这时，我忽然接到殷夫从上海的来信。他说我受了委屈，请我原谅，要求与我重续友谊。看了信我非常感动。我能怪他什么呢?我立即将别后数月的情况告诉他，只字不提那段不愉快的往事，也不问他当时态度为什么那样。于是我们还是同从前一样，靠鸿雁传书。

1929年暑假，素来与我友爱的三哥从私立上海法科大学毕业回到了杭州。我请他帮助我先说服虽无文化却比较开通的母亲，然后向父亲提出到上海读大学的要求。父亲终于答应我的要求。我立即去信殷夫，告诉他这一喜讯，让他与我同享快乐，期待我们在上海重逢。

我由三哥陪同赴沪投考刚改了名的上海法学院，很顺利地考取了。办好入学手续后我马上写信给殷夫，告诉他我现在学名已正式改为“孰真”了。这个名字从此就成了他赠与我的须臾不离的珍贵礼物和永恒的遗念!

殷夫见信后很快就来了。这才是我们真正第一次相见。他还是穿着那件浅蓝色爱国长衫，微笑着和我紧紧地握手，以赞许的眼光看着我，静静地听我叙述争取到读书机会的经过。我向他表示感谢。也许是由于去年在象山的事，他有些害羞。我们虽然同在上海了，也没有人来阻挠我们接近，但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他十天半个月才来我宿舍坐一会儿，来了总是像哑巴一样对我笑笑，神情亲切地听我讲学校中的情形，然后就急急忙忙走了。

有一天傍晚他带了一位象山同乡来看我，后来我们送她回旅馆去。在回校的路上，殷夫轻轻地要求我和他靠近些，似乎有什么心事。他带我拐进左首的一条弄堂里，进了一家楼上的亭子间。他让我坐在唯一的椅子上休息。室内陈设十分简单:沿前窗摆着一张小写字台和我坐的这把木椅，左手有一个书架，靠后窗进门处是一张帆布军床，室内灯光黯淡。他站在我身旁，紧紧握住我的手，以炽热的目光凝视着我，久久无言。最后他问我现在知道不知道他的心。我说:“我现在完全知道了。我一直羡慕你的才华，衷心感谢你多年来对我的帮助。我没有爱过任何人，把心一直留给你。但我们之间的阻力太大了，难以实现这个愿望。”殷夫说:“这不是主要原因。”他又沉默了。我追问他为什么，他沉思着慢慢地说:“这以后告诉你吧，以后你会明白的。”

进入1930年，殷夫来得更少了，我很久才见他一次，他仍然是那样，微笑着听我说，话很少，突然而来，匆匆而去。

再以后，殷夫就不来了。我终于再也没有见到他。1932年夏天，我在杭州碰到殷夫的一个同乡，他告诉我殷夫牺牲了。

四

姑娘，叫我怎样回信?

我为何不交你以我的心?

……

我不是清高的诗人，

我在荆刺上消磨我的生命，

把血流入黄浦江心，

或把颈皮送向自握的刀吻。

——《写给一个姑娘》

1929年春，流浪中。

那天，在他住的阁楼上他答应以后告诉我的话，以后我终于知道了，但是已经“以后”了50年。80年代初，我读到上面这首诗以及一些研究殷夫的文章，才真正懂得了殷夫的心。一方面他深深地爱着我；一方面又深感处境的危险，早已经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并怕由此连累我。就在我进上海法学院之前的1929年7月间，他在上海丝厂工人罢工斗争中第三次被捕，遭受毒打。出狱后去看鲁迅，“热天……，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他告诉鲁迅说，“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而在这之前，他已“离开学校，专门从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和青年工人运动，成为一个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殷夫译匈牙利诗人裴多斐《格言》)殷夫正是为革命而牺牲了他年轻的生命和刻骨铭心的爱啊!

别了，朋友，请别悲哀，

你该了解我的苦心。

死在等候着我，

和他一起的还有光明。

别了，永久的长别了。

快去，了解了革命，

努力的做人去，

别空望着我的心影……

(殷夫1927年6月夜半写于狱中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

可惜那几年交往中我始终没有看到这些诗篇，否则我不仅会完全了解他的一片深情与苦心，也会了解革命，走上一条与后来完全不同的路。

五

1980年9月的一天，我首次去龙华上海市烈士陵园，在24烈士墓碑的殷夫遗像前献上一束鲜花。我痛彻心髓地呼唤着殷夫，悼念他的亡灵，焚给他一篇祭文，倾诉我50年来的思念、忧伤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