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师

王鲁豫

他是我仅见过三面的老师，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认识梁敬泗先生那年我16岁，独自离开村子，背着破书包去城里参加山东艺校美术科的招生面试。

他坐在桌旁，一双单眼皮的小眼睛盯着我。盯着我又黄、又瘦、又矮的身子。盯着我的大脑袋、细脖子。盯着我柴禾棍似的脏手腕，盯着我因营养不良而凸凹不平的指甲。

“你是团员吗?”他声音很轻。

“不是，”我声音更轻。

“是红卫兵吗?”他多了分期望。

“不是，”我多了分沮丧。

“那么红小兵总是了?”他开始失望。

“我什么都不是，”我开始痛苦。想起笔试前填的报名表，政治背景栏里排着的父亲、母亲、外祖父，没有一个是“清白”的。我知道那一行行黑色的弯弯曲曲的字符会像锁链拴住我一辈子。

“不，你是全市最好的成绩!”他笑了，笑得勉强。他在床上摊开一张张考生的素描卷耐心地评点着，比较着，对我那张最出色的卷子指出了一大堆不足，从光、色、层次到结构、线条讲得很细，使我第一次知道绘画竟有如此多的道理。

黄昏，他送我出来，弯腰拍着我的肩:“好孩子，千万别灰心，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老师一定帮你，会录取的。只要求你一件事:天天画，别荒了学业，下次见面要检查作业的。”

我没被录取。听说他为这事和工宣队拍了桌子。

两年后，他又来招生，已经走了十几个市县。

我却没报名，因为我知道不会被录取。我觉得自己像笼子里的狼崽子，瞪着渴望的眼睛，被一道道铁棂隔在了生活之外。

考场静静的，只听得见“沙沙”的铅笔划过画纸的声音。我独自悄悄站在窗外，背着一大捆两年来画的“作业”，忧伤地望着窗棂那边一张张同我一样年轻而充满兴奋的脸。

他看到了我，责怪地叫起来:“你怎么来晚了?”

我无言以对，只把那捆画递了过去。

他愣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走出考场，拉我坐到一条长长的木凳上，紧绷着脸，翻看着我的画。

“你比他们基础都好”，他指着屋里。“必须画下去，不能放弃，你会成功的。按我们学校的教学程序自修，听着……”于是滔滔不绝地讲解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周围已默默地站着一圈交了卷的考生。

“记住，你们要多用脑子画!”他大声嚷着，就像课堂上训斥学生。我的腰挺得直直的，心中涌动着一种迸发的积蓄。

后来我听说，招生前他上下游说，做通了录取我的工作，可我却退缩了。我无颜对他。

从那以后，我把忧郁和自弃留给了少年时代，却再也没有见到他。

风风雨雨的16年过去了。我在中国美术研究所取得了博士学位。

返乡看望双亲的途中在省城下了车，寻到了当年梦寐以求的省艺术学校。

他老了。坐在房间里的藤椅上，半天才认出我。还是那双眼睛，依旧盯着我。盯着我又高又宽的身子。盯着我已成中年的脸。盯着我粗壮的手腕。盯着我长长的手指和轻轻递上的名片。

“长高了，那年你才这么点儿。”他抬起手比了比，嗓音有些哑。“我知道你会来的。我常拿你作例子讲给学生们听”，他激动起来。“我希望他们能懂得，别以为自己多付出一份并不重要，那也许会改变人的一生，老了会多一分欣慰。像你。”

我松开了他那双苍白无力却扶起我人生的手，百感交集地离开了这位没有孩子的老人，离开了那像主人般重病缠身的藤椅，离开了那书堆到屋顶的小屋，离开了窗灯齐明的教学楼，离开了少男少女们丛丛簇簇的校园。

步入万家灯火，独自站在街头，我望着来去匆匆陌生的人们，真想倾尽肺腑去喊:我能为你们做什么?说吧!

(刘振有摘自《辽宁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