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对联

马书田

对联，又叫楹联、对子，是我国独有的文学艺术形式。对联言简意赅，妙趣横生，千百年来深为我国人民熟悉和喜爱。

对联在艺术形式上最显著的特征是由对仗工整的两句话组成(以后又有了横额，也叫横披或横批)，这两句话的结构相同、字数相等，表达两个相对称的意思。

对联起源于我国古代的“桃符”。古时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门旁都要挂上两个桃木削成的“桃人”。桃树在古人心中，是个吉祥物。它色鲜味美的果实，被当作“仙果”、“寿桃”。古人还把桃木视为驱鬼避邪的神物。据《山海经》记载:上古时，东海度朔山上有一株巨大无比的桃树，枝叶覆盖三千里。树的东北有座“鬼门”，由两员神将——神茶(shēnshū音申书)和郁垒(yùlǜ音玉绿)把守。众鬼慑于二神将之威力，不敢由此出入危害人间。于是，二位神将成了古人心目中的“保护神”，他们被雕成“桃人”，新年伊始挂于门上，让他们镇鬼驱邪，保佑閤家平安。这就是最初的“门神”。后来雕像换成了桃木板，画上二神将的图像；以后又进一步简化成“桃符”，在桃木板上写上他们的大名或者画些弯弯曲曲的符咒。但严格地说，桃符还不是真正的对联。当桃符”演变成对偶的两句话时，对联才真正诞生了。

对联的产生与我国古典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先秦诗文、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骈体文都十分讲究对偶修辞，对偶句是汉语言文学的重要表现手段。唐代律诗兴起，对联也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式随之产生了。对联以五言句和七言句居多，这与唐诗五言诗、七言诗的艺术形式不无关系。故有人认为对联是由律诗发展演变而成的。

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副对联，为五代后蜀皇帝孟昶所作:

新年纳余庆；

佳节号长春。

这副对联之所以有名，也许是宋人认为这是两句讖语，预示着宋将灭蜀。因为在第二年(公元965年)后蜀就被宋朝灭亡了，宋朝大臣吕余庆到此任成都知府，正所谓“新年纳余庆”；而“长春”又是宋人的“圣节”。这一历史巧合，使此联被载入史册，成为传世第一联。可以推断，对联产生的年代要早于五代，即使从孟昶的传世第一联算起，至今也已历时千载。

对联在宋代始为流行，种类也日益增多，出现了门联、婚联、寿联、挽联、庙联以及口头对联等多种形式。大文学家苏轼就是当时作对联的好手。有一次，他到文人刘攽家去作客，中间有事要回家，刘攽说:“幸早里，且从容。”让他别着急走。苏东坡答道:“奈这事，须当归。”没办法，我得回去。这是一副有趣的谐音对联，出句和对句各谐三果一药:杏、枣、李(或梨)、蓰蓉；柰(一种苹果)、遮、柿、当归。

对联一出现，就以其义美、形美、声美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宋代为它的发展期，明清则达到鼎盛。宋词和元曲的兴起，对明清对联的多样化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所以，应当说对联是由文、赋、诗、词、曲等文体演化、变异而独立成体的；它兼有各种文体的某些优点又别具一格，故有“诗中之诗”之美誉。

明代对联的兴盛，与明太祖朱元璋的爱好不无关系。朱元璋戎马一生，粗通文墨，他格外喜好作对联。在攻打姑苏城时，朱元璋以“口天”二字为题，出联让谋士刘基来对:“天下口，天上口，志在吞吴；”刘基即以“人王”为题，对道:“人中王，人边王，意在全任。”这副合字联既谈了战略大计，又巧妙恰当，富有情趣。

朱元璋称帝后，时常微服私访。一天他来到一个酒馆，遇到一位重庆籍书生，就一边饮酒一边跟他对起对子来。朱元璋说:“千里为重，重山重水重庆府；”书生见这位长脸大汉举止不凡，心里明白，马上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听了满心高兴。后来还把这位书生请进宫，赏了好些钱。既然“圣上”偏爱，文人学士们便纷纷效法，作对联一时成为时髦之举。

清末以后，对联随着华侨的足迹，还传到了海外。到了民主革命时期和解放以后，对联仍然盛行不衰，形式也更加新鲜、活泼。

(本栏题图:常翰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