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及其“民族味”

宋永毅

提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市民形象的塑造，我们首先会想起老舍。无论在人物系列的宽广度还是在人物个性的“民族味”上，老舍的创作都是首屈一指的。从广度看，出现在老舍笔下的，是一整个百科全书式的市民王国，仅《四世同堂》一部作品，就包括了教员、校长、商家、车夫、棚匠、司机、江湖医生、唱戏的、说相声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剃头的、看坟的、巡警、流氓、妓女、汉奸、特务、外交官、听差、三姑六婆……等四、五十类，如此庞大的各色市民形象谱系，在整个“五四”新文学的人物形象画廊里还只有老舍一人作了精心构造。就“民族味”而论，出现在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完全别有路数:一方面是礼教、家风、古训、德行、爱面子、讲礼节、谦恭随和、古道热肠；另一方面是和平、中庸、落后、守旧，安贫乐命、不问世事、点头哈腰、圆滑混世。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物，既有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二者如合金体般难以分割。既沉积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地凸现着我们的民族个性。

如果按系列划分，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可分为“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和“底层市民形象”三类，这些人物不仅都栩栩如生，弥散着浓郁的“民族味”，而且还都可以在我国民族文化和古代文学中找到扎实的“根”。

旧派市民人物，即“老中国的儿女”们，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从《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姑母，《二马》中的马则仁，到《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与儿子祁天佑，都属这一辈的人物，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或至少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人化”。老舍刻划他们，自然是为了对民族文化进行批判和反省。在他们身上，老舍揭示出一种深刻的多重悲哀:阻碍历史更新的能量并不来自个别人的道德败坏或恶劣品质，而是一种渗透于社会和民族肌体的习惯。相反，在这一文化氛围内的个别人的品质倒反而无可指责，无论是赵姑母、祁老人，还是马则仁，大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他们作为旧观念所铸造的“合模主义者”而毫不自知，已是一种双重悲哀，而当他们又用这些旧观念去铸造别人、有辱国格时，这已是第三重悲哀了。通过这一形象系列的塑造，老舍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要医治民族的痼疾，除了政治与经济的变革外，还必须有一场文化心理的革命，而它的卓绝与艰难都在于:它必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完成。

“新派市民形象”系列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老舍理想中的“国民楷模”。如《赵子曰》中的李景纯，《四世同堂》里的钱默吟等。在这些形象背后我们不难窥见古典市民小说中“儒侠身兼”的理想人格的投影。而“儒”与“侠”，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神代表。属于老舍心目中“国民楷模”的似乎还有孙守备(《老张的哲学》)、曹先生(《骆驼祥子》)等。第二类是老舍含泪鞭挞的“过渡人”的形象，如《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瑞宣等。他们也都是受过新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理智上都瞻望未来，但情感上却仍身陷“过去”的泥淖而难以自拔；一个连“离婚”的勇气都丧失殆尽；另一个在民族危亡之际仍只能以“贤孙”的面目在家里尽孝。他们作为一个饱蕴着情感矛盾的“过渡人”出现在老舍的笔下，其历史背景又正是整个中国市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过渡，便有了特定时代的丰富内涵。第三类人物是“洋派”与“新派”的市井无赖，他们似乎也可以算是市民知识分子，如《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和南飞生，《四世同堂》中的兰东阳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集中西糟粕于一身。老舍在对他们的无情嘲讽中昭示着世人:为他们所掌握的上至“国会”、下至“自治会”等从西方移植来的现代机构之所以扭曲变形，是因为运用它的人没有一种现代人格的持久支撑，而这些“假洋鬼子”常常是改革的危险敌人，老舍的这一认识非但在当时是清醒的，就是今天也还没有成为历史的过去。

“底层市民形象”是老舍作品中人数最多、读者也最熟悉的一个系列。尤其是《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我这一辈子》中的那个小裱糊匠等，都是下层市民中继承了民族传统美德的优秀人物。老舍选取他们作自己的主人公，是大有深意在的:一方面，一般人认为他们这类人是市民社会安康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正是他们为温饱而奋斗的惨败深刻地揭示了这个社会已没有希望和小生产者“个人奋斗”之路的不通。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属于这一阶层的二类“特色女姓”形象。一是“娼妓类”的“我”(《月牙儿》)、小福子(《骆驼祥子》)等，二是“悍妇类”的虎妞(《骆驼祥子》)、“大赤包”(《四世同堂》)等。这些人物活泼泼的个性特征中，显然流贯着老舍自小喜爱的唐人小说和其他市民文学的血脉。

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与历史悠久的古典文学之中，使老舍笔下的人物有了沉重的历史感。刻划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大背景之中，又使他笔下的市民形象富于复杂鲜明的当代性。而让他们都置身于古都北平的民情风俗、文化社区内，又涂上了“如鱼得水”般的地方色彩。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之所以时时使人感到一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民族味”，我想:正是在这三者的冲撞与交融中才产生的特殊的美感效应吧。

(摘自《中文自修》1986年第5期)

(插图:常翰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