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看中国

赵北望

1983年春节期间，我赶到中国科技大学，访问了刚从欧美九国出访归来的温元凯副教授。他正在从事高等院校教研室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话题刚一接触改革试点，他马上谈起了出国前后的感受。

温元凯说:“出国之前，我就感到，没有政策和体制的改革，就不会有我国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发展科学技术的进程中，管理科学比技术本身更重要。所以，我的想法是，出去不单要攻科学技术尖端，还要考察研究国外科学家的工作方式。”

温元凯认为，要培养第一流的科学家，就要接触第一流的东西。因此温元凯出国之前就瞄准了“第一流”的课题，拿定主意要到“第一流”的学府去进行科研工作，多参观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研教育中心，要和“第一流”的科学家打交道。“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追求高标准的决心贯穿在温元凯的一切行动中，他抓住一切机会去接触第一流。即使在吃饭时也不放过机会，要去结识几个朋友，了解一些科研动向，获得信息，掌握世界科技前沿阵地的情况，追求，观察、思考……

1980年2月，温元凯到法国后，他除了在巴黎居里大学专攻量子生物化学之外，还利用欧美9国的几十所大学和研究所邀他参观、考察、座谈的机会，分析研究他们是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活动的。他深入地观察、研究了波尔曼教授夫妇、意大利比萨大学的托马西教授、著名华裔美籍科学家丁肇中和李政道、美国的霍夫曼、剑桥大学的物理大师豪奇金等人的科学工作，也研究过1979年度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比利时的普里高津教授等人的治学态度和工作方式。

通过对这一系列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考察，温元凯发现，国外的许多科学家和教授，虽然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却有一些共同之处。这就是:

第一，他们都不是“书生型”的知识分子，而是企业家型的学者。他们善于有效地组织和经营科研活动，获得最新的信息；善于用各种办法取得有关方面的支持。

第二，他们都善于广罗人才，不惜重金聘任高智能的科学新秀。温元凯说:“在今天，对一个国家来说，单靠买技术、买装备是不行的。最聪明的办法是买人才，买头脑。”

第三，他们善于组织一个能够相互有效配合的、不同层次的科研梯队，每个著名科学家都有自己组阁的队伍。

谈到这里，温元凯说:“远距离看中国，比在国内看得更清楚。我在国外时，有一种很鲜明和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我国知识分子大多是‘书生型的；而国外有成就的科学家，则几乎都是很活跃的组织家。时代前进了，要求科研成果能够很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科学家就必须不断地与企业保持联系，取得实业界的承认和支持。科学家不仅应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也应具有组织管理的能力、演说写作的能力和社交活动的能力。”他鲜明地提出:我国应该有一些知识分子注意向企业家学习，学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学会和行政机关的人员打交道，学会管理，学会组织工作，甚至学会“生意经”。这里的“生意经”，指的是要有经济眼光，既要适应、推动经济的发展，又要经济地发展自身。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科学教育要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温元凯才迫切地感觉到了进行科技教育改革的紧迫性。回国后，他大胆地提出了对他所在的化学教研室的改革方案，并且很快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批示:“我认为(温元凯)提出的意见可试行，请科大加以支持和领导。并将此意告诉本人。我赞成他为‘四化建设的热情和首创精神。”

(晓登摘自《现代化》198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