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1
张舜徽
我一生所写的好几种书,都不是预先拟定了一个题目然后着手撰述的,而是将积累已久的素材,加以区处条理,使成为有系统、有义例的专著的。象二百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不用说,是由我积四十多年的功力而后写定长书;即如《清人文集别录》二十四卷,《清人笔记条辩》十卷,也是根据我多年读清人文集、笔记时所积累的心得记录,加以整理而成。其他象解放前出版的《广校雠略》一书,完稿时我刚三十二岁,其时见书不广,学识未充,却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评定古今学术的高下,写成一百篇论文,无异于是我三十岁以前的治学小结,也不是一下子可以拼凑出来的。四十岁以后出版的《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原名《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诸种,也不外根据我多年研究古代史籍时所写笔记,去粗取精,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编述而成的本子。从这些具体事实,足以说明一个“积”字,在我治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重大。假若没有几十年时间的积累,想要提出研究成果,也是不可能的。我一生治学,没有急于求成的思想,总是从容不迫,埋头苦干;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等到积之既久,果然水到渠成。古人所云:“欲速则不达”,真是千古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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