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路上的魔鬼

〔英〕彼得·霍普科克　杨汉章

中国的西疆(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省的西部)古来就是欧亚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长时期以来沟通着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华夏帝国，同时也是印度佛教文明东来的必经之路。

中国明王朝，以中原多故，无力经营西疆，使得自古以来东西方往来要道——丝绸之路渐渐地衰落，以致湮没无闻。

十九世纪末叶，西方的冒险家对这一度非常兴旺，而现今沉睡于沙底的绿洲遗址，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在这寂寞荒凉、杳无人迹的沙漠之中，蕴藏着巨大的考古学上的财富。

1895年5月的一天，在广阔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干涸的和田河沿上，一个人在慢慢地爬行。这个人是瑞典的探险家，亡命之徒斯文·海定。虽然第一次远征以彻底失败告终，但在同年的12月他再度从喀什出发，以二十一天的时间走完全长三百哩的路程到达和田。接着沿着凯利亚河，完成了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样一次危险的北行，获得了大量重要的地理学上和动物学上的发现，最后满载着于田故址的大量文物和所测绘的地图胜利而归。四年之后，公元1899年9月，在瑞典国王奥斯卡和百万富翁诺贝尔的支持下，海定再次进入塔克拉玛干。这一次他记录下他在考古学上最大的收获:他发现了中国古代卫戍市镇——楼兰；盗走了大量重要的历史文件——这件事至今犹为中国人民切齿痛恨。

由于海定的发现，轰动了当时的考古学界，帝国主义列强也纷纷派出他们的远征队前往中国西域地带。

1900年5月，匈牙利人马克·奥利尔·斯坦因踏上丝绸之路。他从斯文·海定的两卷《亚洲腹地漫游》一书中，得到了很大启发，吸取了海定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作好一切准备。斯坦因，作为一个地理学家，除了进行考古学上的探索之外，同时还准备以平板仪和经纬仪来填补地图上的许多空白。斯坦因活动在丹丹乌利克、尼雅、安迪尔、拉瓦克这些地方，搜罗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物。

1907年斯坦因再次踏上征途，这一次的主要目标是海定所谓神秘的楼兰遗址。他沿着丝绸之路东行之前，在喀什聘请了一个叫做蒋孝琬的中国师爷，作为他的助手。在路上，他从一个乌鲁木齐商人口中，听到了几年前千佛洞道人王圆箓，在石窟中发现藏书的事，他立刻出发。

王道士是一个苦行者:节衣缩食，把生活压缩到最低的程度，成年出外，沿门托钵。他唯一宏愿，就是要重修庙宇，为菩萨增光。当前的问题是钱，他需要大量的钱。可是要把神圣石窟里的经卷文书卖给外国人，这是不可能想象的。要说服这个对于宗教具有强烈信仰的道人，是一个艰难的斗争过程。

斯坦因和他的师爷不止一次地研究他们的战略战术，想方设法地要突破王圆箓道士。最后他们请出了“圣徒玄奘”。他们说这次远道而来是奉玄类神灵的指示，要把玄类当时从印度圣地带来的经卷，仍旧送回原处去，这一番鬼话引起了王道士心底共鸣，王道士终于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以五百两白银卖给斯坦因五百七十份手卷。以此为始，他就以外国人为对象，出卖他发现的石室经卷。

斯坦因第三次到中国是在1914年，他辗转在敦煌、喀喇库图和吐鲁香区域，取得了丰富的收获，最后在阿司坦纳坟场对包裹尸体的大量早期织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尸体上割下了许多古老的、美丽的丝绸，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强盗，对于已经进入坟墓的死人也不放过。

斯坦因第一次远征归来不久，德国人就来到这里。从1902年起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止，他们先后进行了四次掠夺，都是柏林人类文化学博物馆主办的，第一次是艾伯特·戈伦维德尔教授领导，他围绕着吐鲁番区域进行活动，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收集了四十六箱中国古代文物，包括佛教的壁画、写本和雕塑。紧接着的第二次，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良，派了艾伯特·范莱考克作为他的代理人，于1904年9月从柏林出发前往乌鲁木齐。

1904年11月18日范莱考克到了喀喇和卓(旧名高昌)，他看到从未出现过的一幅描绘摩尼教创始人曼恩的肖像，同时发现这里在八世纪中叶，曾经存在着一个繁荣的摩尼教社会。在这个地方，范莱考克伸出他的罪恶的魔爪，把已经存在千年之久的佛教壁画，全部用狐尾锯从岩壁上锯下来运回柏林。据统计，德国人在四次远征中，范莱考克和戈伦维德尔带回的，完整与不全的六百二十幅壁画，其中有一半以上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

法国人的到来比较迟，但他们的收获可并不少。这一点在选派人员方面有很大的关系，二十七岁年轻的伯希和是一个汉学家，除了汉文，他还通晓世界上十三种语言和文字。这回他们计划在库车地区进行活动。

库车地方虽已经过德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的搜劫，但仍然还有余利可图，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一处佛教文件的窖藏，其中有许多不可辨认的文字，据后来考查证明，有一些是库车早期失传的。他们在这里工作了八个月之后，出发前往乌鲁木齐。

在乌鲁木齐，伯希和遇见了北京时候的一个老朋友——清王朝的兰公爵。正当他们杯酒言欢、絮絮而谈的时候，兰公爵说起不久以前敦煌千佛洞石窟中的发现，并且拿了一份来自该处的手卷给他观看，伯希和于是迫不及待地前往敦煌。

王道士惊异于他的流利的中国语言，同时从他口中得知，斯坦因并没泄露他们之间的秘密，使他深信这些洋大人是信守诺言的，不但如此，在他的花花绿绿俗不可耐的工程上，已经花光了斯坦因的“捐助”。这个时候，他是多么需要另外的一笔。

伯希和蜷缩在满积尘垢的捆柬之中，凭借他的汉学素养，在一支摇曳微弱的烛光下，翻阅每一份经卷和写本，挑选着其中的菁华。费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最后以五百两白银的“捐助”，满载而归。与此同时，他的助手努哀脱拍下了数百幅黑白照片，其后出版了一部六卷本的照相集。几年之后，白俄的士兵被拘在这里的时候，千佛洞的文化与艺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今天这部照相集就成了当时存在的绘画与塑像的唯一形象资料了。

日本人在1902年至1911年的时间里，先后三次来到中国的这个区域，那是由日本净土宗主教大谷光瑞指派的。早在1902年当得知海定和斯坦因的发现之后，他就派了两个僧侣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围绕着塔克拉玛干一些遗址进行发掘，把找到佛经和壁画塑像的碎片装在柳条箱内运回国去。其后在黑孜尔，他们最先发现了那里的宝藏，可是由于地震，他们丢失了所有的纪录和照相，狼狈地逃走。1910年至1911年，他们从王道士的密室中取得大约六百份经卷。

沙皇俄国与中国接壤，他们靠地理上的方便。派出它的一个远征队前往中蒙接壤地区。但是考古也还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柯兹洛夫在喀喇库图地方，获得了许多手卷、写本、钱币和佛教祭品。最为突出的则是在一个公主墓中，发现了二十五幅保存得十分完好的、画在丝绸上、芋麻布上或者纸上的美丽的佛教绘画。

1909年夏季，正当柯兹洛夫满载而归的时候，鄂登堡率领的考古远征队才从圣彼得堡出发来到这个区域。鄂登堡院士在次年返回之前，转辗在喀喇先尔、库车、伯兹克里克和丝绸之路北路沿线其它一些遗址。他所带回的主要是壁画和塑像，同时用照相、速写和丈量等方法取得了大量资料。其后在1914年到了敦煌，从王道士手中买得了一部分手卷，并剥走了一些壁画。

美国人参加国际掠夺姗姗来迟，1923年秋天，华尔纳和詹恩接受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委托，前来试探自己的命运。他们历尽艰难地来到历史上的废墟——喀喇库图，可是等待着他们的则是失望，先于他们而来的柯兹洛夫和斯坦因已经扫尽了这里的一切，简直已无遗穗可拾，于是决定向敦煌转移。

千佛洞美丽的、别具风格的壁画，使这无赖惊喜欲狂，他带来了剥离壁画的一种特殊的化学溶液。他剥下了十二幅八世纪的壁画。由于他带回的艺术品新颖别致，而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为世所仅见，哈佛小小的福格博物馆登时身价十倍。

1925年，华尔纳以一个大规模的远征队领导者的身分出现在敦煌，他准备以八个月的时间，“解救”这里更多的壁画。但他发现，迎接他的却是示威的农民群众。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不幸，他只得夹着尾巴逃走。

华尔纳要“解救”敦煌千佛洞壁画的罪恶愿望，象肥皂泡似地破灭了。他曾预言，二十年之内这里将不值一看。恰恰相反，现在这里保存着四百九十二座石窟；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两千余尊彩绘塑像。这里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以及西方艺术相结合、融化和发展而成的中国佛教艺术。它是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时间延续最长、宗教艺术价值最高的艺术宝库之一。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它将永远地记载着帝国主义强盗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李德奇推荐，摘自甘肃人民出版社《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

(题图:辛洪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