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身学艺

昨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国人民在昨天是怎样生活的?这一点，对那些在旧社会饱经风霜的老人来讲，是深有体会的。而生活在新中国的青年一代，体会就不那么深切了。然而，只有深切地了解昨天，才能深情地珍惜今天，从而信心百倍地去建设明天。青年朋友们，让我们补上“昨天”这一课吧!

我到颜家学戏是十一岁多，当时家里给颜泽甫老师写了个字据，近似卖身契。我记得里面有这样几句话:“投河溺井，死走逃亡，与师傅无干；如中途不学，要赔偿损失(饭钱)。”话说得这么严重，今天的青年是无法理解的。不就是学戏吗，干嘛写得这么厉害呀!因为那时候学戏叫“打戏”，假如你经不起“打”，就有可能寻死，所以要写明这样的话。我学戏两年半，确实挨了不少打。我到师傅家学戏，他们家多了个佣人，当然高兴。可是师娘又觉得我吃得多，就给我很少的钱，让我单作饭吃，或者到外边买饭吃。我吃不饱，活儿又重，又挨打，就觉得没活路了，我逃跑过。从天桥到福寿里，我整走了半宵，后来是家里把我送回去的。我老挨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太笨?我想不是，国内外的听众都能给我证明这一点。我学戏，从学到唱，不过三个月，就演出了。不到一年就拿份儿了(小戏班每天分钱，叫做拿份儿)。是不是因为我懒?也不是。请看我一天的活动，就知道我不是懒人。

天一亮就起床，先将煤球火炉收拾干净，点着。待浓烟冒过，坐上一大壶水，要看好，不能将火压灭。我去喊嗓子(也叫蹓嗓子，包括身上的活动)。老师家住天桥市场福长街二条东口内路南第二个门，我由此出发，直奔天坛西北角，开始喊嗓子。首先是念“引子”和大段独白，有时停下来喊，有时边走边喊，要看时间而定。我喊嗓子，总得想着家里的大水壶，万一把水壶熬坏了，准得挨打。走到天坛西门，往西奔先农坛，一直喊到“四面钟”①。停下来，拉了“起霸”②、“山膀”③，走个“马蹓子”④，然后往回走，到家水壶也已开了。扫院子，倒垃圾，都要轻轻地做，惊醒了谁，后果也是严重的。

干粗活还是比较容易的，干细活更是提心吊胆。例如烫茶壶茶碗，这得干完了脏活儿，洗了手再干。北京有一种专用的工具叫“砂锅浅儿”，将水烧热后，把茶壶、茶碗放在里边烫洗，有一点茶锈也不行，碰坏了一点也不行，那真是要精神高度集中。老师漱洗完毕，喝茶，我这就快正式的挨打了。他喝着茶，给我们吊嗓子，完了再教新的。这时我就更提心吊胆了，因为每天挨打总是从这里开始。我的精神比洗茶具时更为集中，惟恐自己学得慢和记得不牢。就这样，也免不了挨打。老师的“理论”是:“不打不成材”。不管你聪明不聪明，总要打，“打戏”嘛!几乎每天都得挨打，但我在思想上没有抵触，只有怕，认为学戏挨打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一定要忍受下去。如果跑回家去，还是没饭吃；而且根据当初写的字据上的规定，还要包赔老师的饭费，我哪里有钱?!

后来我想过这个问题，老师为什么总打我?老师和我无仇无怨，而且他是个善良的人，也并无打入的嗜好，他大概是继承了教戏都打的“传统”。另外就是经济问题，我学戏规定三年零一节，一切收入归老师，老师管我的吃和穿(穿的是师兄剩下来的衣服)。如果我总学不会，或学得慢，老师就得赔钱，他也受不了。所以他就希望你快!

早上学戏两小时，这段时间总是觉得很难熬哇!只盼着师娘说一句:“算了，让他买东西去吧!”此刻，我犹如囚徒获释。

买东西，做饭，吃完午饭就到场子去卖艺。师兄是个软骨病患者，还是个大罗锅，在家里基本上可以生活自理，走远路不行。凡出门就得我背着，好在他是轻量级的，分量不大，可当时我才十一岁多，我背他也够困难的。每天从午饭后一直演唱到晚饭前止。吃完晚饭，我再背着师兄，我们师徒三人出去卖唱，一直串到午夜回家，基本上每天如此。所以我说我这个人不太懒。

应该感谢我的老师，是他把我带进了艺人圈儿。他教会了我做街头艺人，把我引进了“平地茶园”。“平地茶园”这个名称是艺人自己取的，这是一个辛酸的自嘲。后来有人把它改成一副对联:

平地茶园，雨来就散。

刮风减半，下雪全无。

我跟颜老师同“云里飞”搭班唱戏时，只有十二岁。学艺生活是艰苦的，主要是饿。你想，中午十二点钟我们就得上地去唱，一直唱到吃晚饭，哪能不饿呀?下午四点钟以后就觉得饿了。三角市场虽然有白记豆腐脑、鸡蛋饼这些好吃的东西，但我是个学徒，吃不起。有的听戏的人喜欢小孩儿，给你两个铜板，可以买个烧饼吃。那我们也不敢，得老老实实地交给老师。老师说声“去买个烧饼吃吧”才行。要是不说话，那我就只好饿着。这样就养成了一天吃两顿饭老挨饿的习惯。老师家人口少，油水大，他们吃两顿饭不觉得饿。我不行，我以前要过饭，吃得多，他们就说我饭量大。后来师娘总闹病，也没工夫做饭，就叫我到外边买饭吃，每顿饭给十个大铜板。十个大铜板，真要让我自己支配，可以吃饱肚子了。二大枚一个饼子，吃四个，再来一大枚的粥，一大枚的咸菜，可以吃饱了。但她不让你吃，她嫌你吃那个寒碜。她让你吃炒饼。这样，她和人说起来就可以说，“我的徒弟在饭馆吃饭”，觉得好听。十个铜板正好半斤炒饼。那时粮食贵，菜便宜，饭馆掌柜往炒饼里掺绿豆芽，一抓一大把，一炒一股水，吃不饱。回想起来，那时生活真难熬呀!我在老师家学了两年半的徒，因为老师和“云里飞”闹翻了，我就离开了天桥。正好那时有人组织一台杂耍到山西太原去，要找个拉单弦的，就找到我老师，我老师要跟着他到太原去。家里停下来了，停下来，不能白吃饭，我老师就告诉我:“你走吧!回家吧!”当时有个规矩，学徒没有满师，老师不能介绍到别的地方去工作。

就在这当儿，我的母亲死了。这天，我父亲给我来送信，我们正好在老魏这地上上地。唱完了戏，老师领着我到茶馆给老魏叩了个头，说:“这孩子他妈死了，您行个好吧!”老魏给了我一块银元。我老师还让我在茶馆唱，唱完后让我跪在地上，老师说:“我们这孩子他妈死了，诸位别走，大家掏点钱行个好，帮忙埋了吧!”这样又敛了五十多个铜板。这些钱他没给我，只给我四大枚铜板，让我回家去。四大枚车钱，我回不了家啊!我家住在北皇城根福寿里。我从天桥一直走到前门，才坐上白牌儿有轨电车。从那坐车到西单，就要四大枚；从西单到福寿里，还得四大枚。我手里倒是攥着一元钱，但我不能花，我不敢。我只能走回家。回到家已经半夜了，我还饿着肚子，没吃饭。第二天，老师来到我家，给了一元钱。埋葬母亲买棺材等费用都是舅舅拿的。

老师到山西去了，我也被打发回了家，这已经是秋天。我到家，只有身上穿的一身裤褂、一件蓝布大褂、一双鞋、一双袜子。

我的童年生活就是这样过来的，这已经成为历史。我希望青年同志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要珍惜新中国为他们带来的良好的学习条件，要下真功夫学点本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自侯宝林的传记故事《卖艺生涯》，原载1982年4月22日《工人日报》)

①“四面钟”是个地名，在先农坛北面，因为有个钟

楼，故名。北京解放前夕，这里是一所被服厂。现为

北纬旅馆和北京市第七十中学所在地，钟已无。

②、③、④京剧中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