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视角下我国大豆供给安全的研究

韩楚楚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发酵，3月16日，德国宣布封锁边境，不少国家也纷纷仿效以求自保，尽管只是短期也并非普遍，却足以使国际贸易渠道受到阻碍、全球经济联系出现裂缝，农产品国际贸易市场自然难以独善其身。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我国大豆的国际贸易形势表现出错综复杂的趋势，大豆的供给安全面临着严峻考验。当前，我国国内各大油厂的大豆库存面临严重不足，开机率为四年同期最低值。

目前，我国是世界主要的大豆消费国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实际上，在国际贸易历史中，我国也曾是大豆的净出口国。但自1995年开始，我国便由大豆净出口国开始转变为净进口国，当年进口量就多达30多万吨（不包括大豆的副产品豆粕和豆油）。其后，我国大豆进口量更是成飞跃式增长，2000年即达到了1324万吨。2001年中国入世后，农产品国际贸易市场进一步开放，大豆进口关税大幅降低，使得一批拥有技术、规模优势或两者兼备的世界农业强国开始瞄准中国市场。在比较优势的作用下，世界农业强国生产的大豆可谓是“物美价廉”，因此得以快速挤占国内大豆市场份额。2001年，大豆进口总量创下了1394万吨的小高峰，进口大豆占国内油脂加工原料的比例上升到了70%以上。2019年，中国大豆进口总量高达88501.1万吨，进口大豆占国内大豆供给市场总量的83%。

榨油和提供豆粕饲料是我国进口大豆的主要生产方向。我国大豆需求量的狂飙式上升，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有着直接联系。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肉禽蛋奶逐步成了大众化消费品，势必促进价格相对低廉的大豆油以及为养殖业提供饲料的豆粕需求的激增。具有价格优势的大豆油在我国居民食用油市场上近乎占据着半壁江山，短期内难有与之相匹者。同时，由于大豆富含高蛋白的特性，大豆的副产品豆粕在同棉籽粕、花生粕、菜籽粕等其他动植物油粕饲料产品相较时，尽管在产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在肉禽蛋奶已成为大众化消费品的现实约束下，豆粕作为牲畜和家禽饲料的主要原材料，仍然显得“僧多粥少”、极度匮乏。除此之外，糕点食品制作、健康食品以及化妆品和抗生素等也等着豆粕来救急，还有宠物食品、水产养殖等也需要豆粕作为原料，其他产品难以替代。价格低廉的豆油和用途广泛的豆粕使得国内大豆市场呈现需求刚性。

由于大豆单产低，人多地少的中国暂且不具备大豆高度自给的能力。以 2017 年为例，大豆进口总量为9554万吨，如果是本土种植，就需要 7.7亿亩耕地。中国大豆供应严重依赖贸易进口，其中以巴西、美国和阿根廷为最。2019年，我国自巴西、美国、阿根廷三国所进口的大豆比例分别达到了65%、19%、10%。随着疫情蔓延扩张，世界各国相继采取“封城”“锁国”“限运”等一系列限制农产品对外出口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俄羅斯在内，共计有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11国暂停对华出口大豆至6月，海内外多数农业企业也被迫“停产”“限产”。突如其来的疫情“黑天鹅”导致脆弱的大豆产业链“断供”，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弊端登时暴露无遗。2020年3月，我国大豆进口贸易出现严重危机，到岸大豆数量仅为427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4%，下滑至2015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到岸数量的减少引发了我国大豆交易价格飞涨。

先看巴西。2017年以来，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中国将大豆进口的重心从美国向巴西转移。据海关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从巴西买入5093万吨大豆，占总购买量的53.3%，超过了从美国购买的、占总采购量34.4%的3290万吨大豆。2018年，这一比例曾高达75.04%，巴西取代美国正式成为我国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根据巴西卫生部5月27日晚公布的最新数据，巴西新冠确诊病例已经突破41万例，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更糟糕的是，巴西近日以来的新冠死亡病例数居高不下，特别是最近两日连续超过1000例。时至今日，中国逐渐走出新冠疫情的恐怖阴霾，巴西却沦陷为全球新冠疫情新的“重灾区”。尤其是5月份，作为拉丁美洲最大、承担巴西国内八成农产品运输的桑托斯港负责处理大豆、玉米、糖和咖啡的至少三家私营码头，已经发现疫情确诊病例，从而被迫启动应急计划，引发巴西其他地区也相继出台限制措施。眼下正是南美大豆的上市季节，但放眼巴西大豆出口市场，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再看美国。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实时监测系统显示，截至美东时间6月1日，美国已有新冠病毒感染病例1804206例。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数字和死亡数字在全球遥遥领先，随着政府加快推动全面复工复产和美国国内的大规模游行活动激增，美国疫情很可能出现反复。而此前，《华盛顿邮报》已经报道美国多家大型肉类加工企业员工被确诊感染，接下来，美国疫情继续向中西部农业州扩散不是没有可能。现在正是美国大豆的播种期，虽然据报道，美国大豆种植受疫情影响并不明显，面积还有增加，但专家估计疫情的影响会持续半年左右，也就是说进入2020年秋季疫情的影响才可能会完全消除，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夜长梦多，势必会影响到大豆的价格。还有4月21日，因为疫情原因，特朗普宣布暂停移民60天，导致大量临时移民工人缺失，再加上美国确诊人数数量庞大，美国大豆的种植和收割虽然机械化程度已是很高，但劳动力数量陡然降低多少还是会对它产生影响。

三看阿根廷。作为全球最大的豆粕出口国，阿根廷的疫情同样不容乐观。3月31日，阿根廷全国上下全面实行强制隔离措施：除了超市和药店外，其他商铺悉数关门；除特殊行业外，所有企业一律居家办公。严格的防控措施无疑会给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伤害，农产品方面自然也无可幸免。眼下，阿根廷正值大豆和玉米的收获忙季，但由于新冠疫情引发的紧张局面，阿根廷面临着物流延迟和人手紧缺的困境，导致不少种植户选择将新收获的大豆和玉米囤积起来，暂时不出售。据外电3月19日消息，位于世界最富有的三大粮仓之一——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中心的城市罗萨里奥北部的一个重要港口也宣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暂停港务活动。作为阿根廷重要谷物出口枢纽——罗萨里奥附近的三大港口负责处理全国近八成的初级产品和农产品出口，其中主要产品就是大豆、豆油和豆粕。2019年，阿根廷大豆出口总量中约有80%出口至中国，阿根廷现在这种封国闭港的严格措施对于豆粕的提振十分明显，直接会影响中国豆粕市场动荡不安。

通过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新冠疫情下大豆国际贸易形势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我国大豆的供给安全。

一、疫情防控导致物流中断，大豆贸易运输受阻

一方面，从产区到港口的物流通道由于各地疫情防控效果的差异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就目前来看，中国大豆三大进口来源国的国内疫情都不容乐观。居高不下的感染总病例和新增病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物流及码头工人等，造成国内劳动力紧缺和物流延迟。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初现成效，但由于各大大豆出口港深受疫情影响，从港口到销区的物流通道仍然面临重重阻碍。以巴西的桑托斯港、阿根廷罗萨里奥附近的三大港口等为代表的外贸大型港口，都各自承担着国内极高份额的农产品运输工作。但为了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正常的物流运输工作被迫中止或受到限制。

二、农产品出口禁运风险增大，大豆国际贸易市场异动性强

由于农产品的特殊重要性和战略地位，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蔓延，部分国家对于大宗农产品存在不安全预期，全球农产品贸易市场也难免存在不稳定情绪，再加上年初非洲诸国、印度等面临的蝗虫灾害，各国为求自保，紧缩供应链，国际农产品出口禁运措施加强，价格呈现上调。农业农村部相关数据表明，3月份我国的大豆市场交易价为每百斤286元，创下2018年5月以来的新高。同时，大豆生产者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对外进行大豆销售的意愿降低。

三、国际投机资本借机炒作，恶化预期来制造行情。

前不久，美国彭博社报道称，多个国家竞相实施粮食出口禁令。仅500字的新闻稿，在10多天的时间里，导致全球粮食市场异常波动，人心惶惶。尽管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但前车之鉴，后事之师。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就是国际投机资本恶意炒作的深刻教训。这次疫情冲击可能带来的粮食危机风险，与2008年相比只是存在成因上的不同，其中隐患同样不堪设想。对于来自国际投机资本对粮食市场的蓄意炒作，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和防范。

豆粕和豆油已成为我国农贸市场的刚需商品，这种格局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甚至呈现继续强化的趋势。同时，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消极影响预计还要持续一段不短的时间。对于如何有效保障我国大豆市场供给稳定和持续发展，提高抵御自然、政治、经济等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施策。

一、加大对巴西等大豆近期进口国的疫情援助力度，全力维稳大豆供应链。

南美洲是中国进口大豆的主要来源地，其中巴西又是我国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当前正是巴西大豆收获和外运关键时节，因此保障大豆供给安全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大对巴西等国疫情防控的支持力度，用中国抗疫经验帮助巴西降低疫情困扰，尽快恢复或开辟多元化物流通道，保障大豆运输和出口渠道畅通。同时尽快做好断供预案，以应对大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突发情况。再者就是抓住巴西第二大港口帕拉纳瓜已正常恢复运行等契机，加量、加速、多进、多储。

二、 政府部门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积极正确引导市场。

这次新冠疫情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已经给人们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网络上传出的诸如“世界即将陷入粮食危机，中国也难以避免”等言论又进一步加重紧张氛围，引起诸多民众陷入了囤粮的恐慌。关键时刻，具备号召力的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前瞻性、引领性作用，及时发布准确信息，既有利于提前防控风险，又有利于稳定市场走向。例如：4月4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国内粮食供应情况等诸多方面，逐条进行了详实解答，稳定了民心也稳定了市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加大科研投入以提高国内大豆产量，提升大豆自给率。

针对我国本土大豆低产高价的现实，要坚持2019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大豆振兴计划，推动大豆重大科研项目的联合攻关，加快培育高产、高油、高蛋白、耐密多抗、宜机收的大豆新品种。升级传统的分散种植模式，提高大豆种植的规模化、机械化水平。力求在有限的耕地上实现大豆质上和量上提升，减少大豆供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

四、拓宽大豆进口渠道，实现“多条腿走路”。

开辟多元化的对外贸易渠道，从来都是降低国际贸易风险、保障农产品进口安全的上行之策。2017年以来，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中国将大豆进口的重心从美国向巴西转移。然而今年以来，作为我国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巴西却已经对我国商品发起了4次收费复审。双边贸易关系不稳定因素复杂，要避免一家独大、形成垄断、受制于人的局面。因此，不断丰富大豆进口渠道、增加进口来源地就显得势在必行。

五、加強国际合作，培育大豆海外生产基地。

鼓励和支持中国大型农业企业走出国门，通过直接投资、承包耕地或政府部门间签订农业合作协议等多种方式，从在大豆种植方面具有区位优势的“一带一路”国家中，选择适宜的区域开辟海外种植基地，如俄罗斯远东地区等，以壮大我国大豆市场的后备力量。

六、强化我国外贸话语权，在大豆国际贸易市场上发出“中国声音”。

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国际竞争越来越集中表现为国际经贸话语权的竞争。尽管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在大豆国际贸易中却常常受制于人。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需要加大配合、共同努力，强化农业企业的产业化能力建设，加强对国际贸易规则的研究和运用，争取对外贸易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