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冲击、社会资本与农户消费信贷行为

时间：2024-05-22

唐瑭+胡浩

摘要：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将收入冲击和社会资本变量纳入统一框架下研究农户的消费信贷行为。结果发现，当前农户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消费信贷，信贷资金主要用于家庭的住房改善、医疗、日常开支及教育方面。农户在收入遭受冲击时消费信贷需求更为强烈，社会资本提高了农户消费信贷的可获性及信贷额，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或非正规金融渠道的消费信贷的影响并不一致，家庭的人情支出和户主的政治关系等影响了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消费信贷，而人缘关系在农户向亲戚朋友借贷中发挥了作用。

关键词：收入冲击；社会资本；农户消费信贷行为

中图分类号： F830.58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4-0514-05

扩大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政府政策目标转向注重民生发展的福利主义的体现[1]。中国拥有近7亿人的农村市场蕴含着巨大的需求潜力，已成为刺激国内疲软消费的重要目标市场。近年来，随着支农惠农政策的不断落实，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的多元化使得农民家庭增收效果明显，可支配资金的增加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能显著促进农户消费支出[2]。农村金融作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扩大农民消费需求也离不开金融支持[3-4]。长期以来，政府改革以农业生产性信贷政策为主，要求贷款用于农业，对农民生活性消费信贷需求关注较少。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变迁，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只保留小规模农业生产或以非农经营为主的农民家庭越来越多，导致对农业生产性信贷资金的需求下降。农户收入的增长带动消费需求的扩大，农户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也在改变，消费信贷成为改善农户福利，提高效用的重要方面。理论而言，消费资金的需求与家庭收入水平及收入稳定性显著相关，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及所面临的市场风险，使得农户的预期收入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是暂时收入。这样一来，在遭受外界冲击如自然灾害时，储蓄不足的家庭不得不通过借贷来缓解流动性约束，平滑当期消费。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有效的抵押品等原因，正规金融体系消费信贷服务供给不足，而广泛存在于乡村社会，以关系（社会网络）、信任与规范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充当了信息分享和资源配置的替代机制[5]。生活中农户更多地通过亲朋间的自由借贷获取消费资金，其凭借的正是由血缘关系、姻缘关系以及人际关系共同形成的社会网络[6]。已有的很多文献都已经关注到收入冲击（风险）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和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而将二者放于统一框架下探究它们对农户消费信贷行为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在分析中国农户消费信贷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分别考察收入冲击和社会资本对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消费信贷支持和非正规金融消费信贷资金（私人资金）的作用，以期为未来农村小额信贷等正规金融的发展提供借鉴。

1 文献综述

回顾已有文献，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的是城镇居民家庭消费信贷状况及决策的影响因素，而针对农户消费信贷的研究较少。臧恒旭等利用面板数据验证了当前的消费信贷缓解了居民当期流动性约束，促进了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增长，而较低收入层次的居民由于预期收入较差对信贷条件变化的敏感性较低[7]；廖理等认为借贷成本低、借款方式简单部分解释了中国城市居民将亲友作为首选的借贷渠道原因，处于财富和收入的中高端家庭作为消费信贷的主要客户仍面临着信用约束[8]；陈斌开等通过描述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的数据发现，家庭负债（主要是消费信贷和住房按揭贷款）随着户主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且地域差异明显，并利用二元Probit模型和二元Tobit模型实证得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和负债行为的决定因素[9]。

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发展水平较低，遭遇收入风险的农户为维持正常的生活消费借助亲友网络内的互惠信贷或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以实现收入的跨时期转移。樊潇彦等发现农村居民的耐用品消费对收入风险比城市居民更加敏感，指出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提高农户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未注意到农户能够自发应对风险采取措施[10]。黄祖辉等通过改进了的意愿调查识别出对正规和非正规信贷有需求的农户，得出样本地区大部分农户对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的需求均以消费性为主[11]；朱信凯等分析了农户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民间合作性金融组织在减少农户为得到耐用消费品的等待时间，扩大当期消费，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效用水平方面的优势[12]。马小勇等实证得出亲友规模、亲友收入水平显著降低了农户消费波动的发生比，信息充分且程序简单的非正式信贷市场较之限于生产用途、申请困难的正式贷款能够更好地针对农户的经济实力发放消费贷款以帮助农户应对收入风险，验证了甘犁（2007）得出农户平滑消费主要依赖非正规融资机会的研究结论[6]。这些文献都暗示了农村地区存在旺盛的消费信贷需求，但并没有进一步探讨农户的消费信贷行为。本研究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试图考察当前农户消费信贷的状况，并回答收入冲击如何影响农户的消费信贷行为以及社会资本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针对研究目的，提出以下假说：假说1，农户收入越不稳定越容易产生消费信贷需求；假说2，社会资本拥有量越多的农户获得消费信贷的可能性越大。

2 数据、模型及变量

2.1 数据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的搜集和公布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和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等机构合作完成。调查从村（居）、家庭和个人3个层次展开，其中村居问卷的目的在于了解样本家庭所在的环境，家庭问卷的目的在于了解样本个体生活的家庭环境，包括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血缘和亲缘关系网络、资产、社会经济活动等。该项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共涉及除西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海南省、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之外的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2010年CFPS调查共有14 798个城乡家庭样本，其中农村地区的样本数据有9631户。2010年的家庭问卷提供了2009年家庭消费及借贷方面的信息，包括各项日常消费支出、消费信贷渠道（正规金融机构和亲戚朋友）、消费信贷用途以及具体数额。通过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大约占所有样本1/4（264%）的农村家庭2009年从不同渠道获得消费信贷。其中，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消费信贷占30.2%，而通过亲戚朋友获得消费性借款的达77.7%，这表明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仍然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途径满足消费信贷需求（表1）。

比较来自不同渠道的消费信贷用途之间的区别，CFPS问卷并未调查农户进行生产性贷款的情况，消费信贷需求的产生主要基于农户为了应付住房改善、医疗、教育等占家庭收入较大的支出项目，并且难于从储蓄中获取资金融通，将农户按不同的信贷渠道分类后发现借贷的主要用途类似，说明信贷渠道的不同并不影响借贷的使用方向。进一步分析发现，由于目前农村产权不明晰，农户缺乏必要抵押品时难以达到正规金融机构的门槛，相比向银行、信用社寻求贷款支持，农户更多地通过亲友获得资金以改善居住环境。而近几年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核心的医疗保险制度不断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断深化，针对城乡低收入阶层的小额信贷不断推广，正规金融机构受政府政策指引向农户发放优惠的医疗、教育贷款以及低息甚至无息的扶贫贷款，使得农户在筹集家庭成员治病、上学的资金或平滑生活开支时更加偏好正规信贷途径。伴随农户消费水平的升级，农户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对于大额的耐用消费品农户更倾向于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帮助（表2）。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分析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消费信贷行为的影响，根据CFPS问卷所提供的相关信息，简单地比较不同信贷类型农户社会资本的情况，发现与未获得消费信贷的农户相比，获得消费信贷农户的社会资本拥有量更多。这一点可以从全部借贷农户的“春节来访的亲戚朋友数”“送出礼物、礼金份数”及其折合金额这3项的平均数都高于非借贷农户可以得出。此外，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消费信贷的农户的社会资本拥有量高于仅通过亲戚朋友获得借贷的农户，其中前者的送礼份数分别比后者及非借贷农户平均多68%和87%。说明社会资本越高的农户获得消费信贷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尤其更可能获得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表3）。

2.2 模型选择和变量说明

根据研究目的，参考童馨乐等的做法[13]，本研究将农户消费信贷行为分解为有效借贷机会和实际借贷数额2个层次，即分别研究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获得消费信贷的可能性（包括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渠道）以及借贷额（包括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渠道）的影响。对于前者，因变量只有2种选择，使用Probit模型，将“2009年获得消费信贷”定义为y=1，“2009年未获得消费信贷”定义为 y=0。关于后者，由于存在部分农户消费信贷金额为零的情况，使用Tobit模型，因变量Z表示“2009年农户获得的消费信贷额”、“2009年农户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消费信贷额”及“2009年农户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的消费信贷额”。模型简化后的基本形式如下，

式中：yif、yip分别表示农户2009年是否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消费信贷和非正规金融渠道消费信贷的虚拟变量；S2′、S2″、xi′、xi″刻画了影响农户从不同途径取得消费信贷资金的因素可能并不相同，尤其是衡量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变量，尽管它们可能都有助于农户获得消费信贷，但在农户选择不同渠道进行借贷时，同一变量发挥的作用可能是不一致的。

本研究将解释变量分为以下4类：（1）收入冲击变量。使用CFPS村庄问卷中“本村是否为自然灾害频发区”这一虚拟变量作为农户收入受到冲击的代理变量。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会造成农户收入波动，影响农户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从而增加农户的消费信贷需求。（2）社会资本变量。人情支出体现了农户的交往范围和与他人关系的亲密度，有助于农户与外界信任和互惠关系的形成。用户主的党团组织身份表示的家庭政治关系，尤其能够在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中充当潜在的担保。人缘关系作为人际资源也属于社会资本，户主在本地的社会地位代表着家庭在借贷交易中的守信能力，影响了农户的信贷行为。胡枫用“春节期间亲戚或朋友的拜访数”度量社会资本[14]，本研究认为，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人们走亲访友已成为习俗惯例，拜访更多地只是礼仪上的见面，现实生活中为农户提供资金支出的亲戚朋友主要是与农户具有血缘关系、联系频繁、感情亲密的强关系对象，若不具有较强的血缘上的联系，也需要感情或财物支出来加强关系，因此选用“去年家庭赠送出去的礼物、礼金折合金额”即人情支出衡量社会资本显然更为合理。（3）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家庭规模、家庭纯收入、家庭消费支出、经营类型、家庭经济状况、从家到镇商业中心的距离；使用做饭燃料类型衡量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4）区域变量。以东、中、西划分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具体变量设置及取值见表4。表5是将按不同类型消费信贷的农户分类，对解释变量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及预期影响方向的判断。

3 实证分析及结果解释

本研究使用STATA 12.0统计软件进行计量分析，回归结果分别见表6、表7。

3.1 收入冲击、社会资本对农户消费信贷获得可能性的影响

与预期判断一致，收入冲击变量对农户无论是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或非正规渠道（亲戚、朋友）消费信贷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说1。处于自然灾害频发区的农户收入在外界冲击下不确定性很大，在家庭储蓄又不足以帮助农户抵御风险时，农户出于生活需要，消费信贷需求强烈。从表6可以看出，人情支出、户主的政治关系、户主的人缘关系及社会地位衡量的社会资本提高了农户获得消费信贷的可能性，假说2得到验证。通过进一步比较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变量对农户获得不同渠道消费信贷的影响发现，随礼行为、户主的党团组织身份有助于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消费信贷，而对非正规渠道消费信贷的获得影响不显著，户主的人缘关系对农户获得来自亲戚朋友的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消费信贷的影响不显著。在中国当前金融发展较落后以及相关制度尚不健全的状况下，政治关系可能会有利于农户获取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但由于非正规借贷主要基于借贷者与借出者之间的信任程度与私人关系，更多的是人际资本（人缘关系）在发挥作用。农户的社会地位均提高了农户对2种来源的消费信贷需求。此外，户主的年龄显著影响农户获得消费信贷，且两者关系呈现倒“U”形，说明年富力强的户主家庭更有可能从正规金融机构或亲戚朋友取得消费信贷。一般来说，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偿债能力较弱，风险态度较为保守，因此获得消费性信贷的可能性较小。然而，本研究的回归结果显示户主性别对消费信贷可获性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以上设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户主的受教育水平体现了家庭的偿还能力，显著正向影响了农户获得非正规渠道消费信贷，对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影响不显著。家庭规模越大，日常消费支出越多，相应的，农户的消费信贷需求也更大，而且对资金要求较高的非农产业挤占了家庭部分消费，导致农户向外界寻求信用支持。收入较高、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可以利用储蓄资金缓解流动性约束，而不需要向外界举债。考虑到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通常聚集在镇商业中心，因此认为从家到镇商业中心的距离也影响着农户信贷行为，实证结果否定了这一设想，可能的原因比如位于距离镇商业中心较远的农户可以选择向邻家亲戚或朋友等离家较近的出借人借款。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村庄道路交通系统日趋成熟，在农户信贷决策时，距离早已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相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东部、中部地区的农户家庭消费信贷资金的需求不强烈，且获得来自亲戚朋友消费信贷的可能性更大。

3.2 收入冲击、社会资本对农户消费信贷额的影响

与前面的研究结果类似，收入冲击、社会资本对农户的消费信贷额具有正向影响，同一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户不同信贷渠道消费资金获得的作用不同，人情支出、户主的党团组织身份及社会地位显著影响农户正规金融机构的消费信贷额，而户主的人缘关系和社会地位正向影响农户非正规金融渠道的消费信贷额。其他变量的结果也非常类似：户主年龄对农户各类借贷额的影响为倒“U”形，家庭规模、家庭消费支出及家庭经营类型对农户各类借贷额的影响为正向，家庭收入及经济状况对农户各类借贷额的影响为负向。

4 结论及建议

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重要的资本因素，已成为促进农村消费发展、增加农村内需的一条重要途径。当前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旺盛而满足程度不高，农户普遍具有的自身积累不足，易受外界冲击而面临较大的收入风险等特征使其信贷需求表现为消费性，信贷资金主要用于家庭的住房改善、医疗、日常生活开支、教育、耐用消费品的购买等生活消费性用途。相比向正规金融机构寻求支持，农户更多地依赖亲戚朋友等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消费资金。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不可忽视，特别是在传统的农村地区。本研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调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数据，在描述农户消费信贷行为特征的基础上，研究收入冲击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消费信贷行为的影响，考察两者对农户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消费信贷的可能性以及信贷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受到收入冲击的农户消费信贷需求更大，社会资本拥有量提高了农户消费信贷的可获性以及信贷额。本研究还得出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户获得正规或非正规金融渠道消费信贷的影响不相同，其中家庭人情支出和政治关系等影响了农户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消费信贷，而人缘关系并不发生作用。

对此，本研究提出应注重并引导农户自身社会资本的积累，有针对性地将社会资本引入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合约，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减少农户因信息不对称而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应关注农户的消费信贷需求，尤其是收入受到冲击的家庭，大力发展农户消费性贷款，设计惠农贷款产品以满足家庭应急性消费支出需要。政府可以为低收入农户的消费信贷提供担保，分摊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这无疑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帮助农户应对风险、实现过渡的有效措施。此外，应该根据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制定区域性消费金融发展政策，尤其重视西部地区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消费信贷资源的供给，促进西部地区农户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提高与升级。

参考文献：

[1]Bonatti L，Fracasso A. Hoarding of international reserves in China：mercantilism，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US monetary polic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 Finance，2013，32（3）：1044-1078.

[2]胡帮勇，张兵.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消费影响的动态研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1）：34-38.

[3]尹学群，李心丹，陈庭强. 农户信贷对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J]. 农业经济问题，2011，32（5）：21-27.

[4]方松海，王为农，黄汉权. 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农村消费研究[J]. 管理世界，2011（5）：66-80.

[5]李后建. 市场化、社会资本与农户多元化经营[J]. 农业技术经济，2014（1）：99-110.

[6]马小勇，白永秀. 中国农户的收入风险应对机制与消费波动：来自陕西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2009（4）：1221-1238.

[7]臧旭恒，李燕桥. 消费信贷、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基于2004—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经济学动态，2012（2）：61-66.

[8]廖理，张金宝. 城市家庭的经济条件、理财意识和投资借贷行为——来自全国24个城市的消费金融调查[J]. 经济研究，2011（增刊1）：17-29.

[9]陈斌开，李涛.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现状与成因研究[J]. 经济研究，2011（增刊1）：55-66.

[10]樊潇彦，袁志刚，万广华. 收入风险对居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07（4）：124-136.

[11]黄祖辉，刘西川，程恩江. 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生产性抑或消费性——方法比较与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07（3）：139-148.

[12]朱信凯，刘刚. 二元金融体制与农户消费信贷选择——对合会的解释与分析[J]. 经济研究，2009（2）：43-55.

[13]童馨乐，褚保金，杨向阳. 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八省1 00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J]. 金融研究，2011（12）：177-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