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因素分析

何剑++刘琳++董丹丹

摘要：基于802份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个体特征、就业能力和择业预期3个维度对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个体特征维度来看，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对外出务工态度越支持，家庭承包土地数量越少，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外出务工意愿越强烈；从就业能力维度来看，身体素质好、工作经验丰富、技能水平高、语言能力强的劳动力，也倾向于外出务工就业；从择业预期维度来看，预期收入、预期务工最长时间对其外出务工意愿也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引导其就业预期，正确对待个体特征，对于提高外出务工意愿具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个体特征；就业能力；择业预期，外出务工；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3.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6-0532-05

收稿日期：2015-05-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编号：11XMZ03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编号：13YJCZH256）；新疆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编号：XJGRI2014045）。

作者简介：何剑（1973—），男，四川南充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绿洲经济、金融计量研究。

通信作者：刘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绿洲经济研究。E-mail：610816448@qq.com。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集聚不可避免，但目前城镇化的实际情况，加之少数民族自身就业能力的局限，使得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实现非农就业难上加难。如何实现新疆农村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有序转移，成为建设“美丽新疆”工作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总不能老把农民工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有什么希望”[1]。国内外学者对富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经济学视角对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机制、成因及转移效果等方面的不同视角可分为3种，即新古典主义、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2]。概括来看，新古典主义以经济行为的个体为分析单位，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对转移决策及随之发生的转移行为的作用，代表理论有托罗达模型、哈里斯模型及斯塔克的新劳动力转移经济理论。结构主义以社会经济结构为出发点，强调经济结构刚性及经济结构刚性决定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代表理论有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费景汉和拉尼斯模型和推拉理论等。行为主义研究性别、学历、年龄和收入等个性特征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前2种方法的综合。

从行为主义视角看，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程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体特征、就业能力以及择业预期等。个体特征中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年龄正向影响劳动力转移决策，受教育程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可能性[3-5]。家庭的一些特征也会影响农民在农村的非农就业倾向[6]。家庭对外出务工态度和家庭收入对外出务工都有显著影响[7]。就业能力决定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和质量，具体包括身体素质、劳动技能、务工技能、务工经验等方面[8]。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主要从事脏、乱、差、累、苦、险的体力劳动，身体素质越好越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6]。李劲松等认为，拥有外出务工经验和特定职业技能的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力，务工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其务工意愿也就更强烈[9]。择业预期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也有显著影响[10]。黄四海等认为，较高的预期收入仍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首要原因[11]。何军等认为，务工离家距离越短，一次务工时间越长，务工成本越低，务工信心越强，务工意愿也越强[12]。

笔者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运用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新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劳动者个体的行为决策，采用SEM模型，探究新疆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体富余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动因，重点分析劳动者的个体特征、就业能力和择业预期对转移决策的影响。

1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提出影响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的假说模型，假设模型见图1。假说模型中，内生变量是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意愿，以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就业能力、择业预期为外源潜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承包土地数量以及家庭对外出务工的态度；就业能力包括身体素质、工作经验、技能经验和语言能力；择业预期包括预期收入、预期务工最远距离、预期务工最长时间。

一般而言，年轻人适应能力、学习能力要强于中老年人，家庭方面压力较小，其外出务工意愿最强；受教育水平越高，就业竞争力越强，更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就业满意度高，外出务工意愿强；家庭收入水平可能增强或减弱外出务工意愿，如果期望以外出务工的方式提高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则会起到正向强化作用，如果安于目前高收入生活的现状，则会对外出务工意愿产生负向影响。家庭承包土地数量越多，对劳动力需求就越大，会阻碍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的外出；家庭对外出务工的支持程度越大，可以减少土地、负担、子女等很多后顾之忧，越有利于外出务工。

就业能力越强，外出务工意愿越强烈。目前，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多从事体力劳动，身体素质较好的在务工中就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外出务工意愿越强；企业用人一般倾向于招募有工作经验和技能经验的劳动者，工作经验和技能经验丰富的外出务工人员搜寻工作的成本及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务工意愿相应的也就越强；语言能力是少数民族外出务工的一大障碍，尤其是到内地就业，语言能力较强的少数民族在搜寻工作和日常交流上更顺畅，外出务工意愿也就越强。

预期收入越高越强化其外出意愿，一般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收入水平较低，预期的高收入可以提高其生活水平，因而外出意愿较强；预期外出务工距离越近和一次性外出务工时间越长，搜寻工作的成本越低，就业费用越低，则就业意愿越强。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个体特征对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存在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轻、家庭对外出务工越支持、家庭承包土地数量越少，外出务工意愿越强烈，而家庭收入水平对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方向待定。

H2：就业能力对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存在正向影响，身体素质、工作经验、技能经验和语言能力越强，外出务工意愿越强。

H3：择业预期对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具有显著影响，预期收入和预期务工最长时间会强化外出务工意愿，预期务工最远距离会弱化外出务工意愿。

2数据与方法

2.1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课题组在新疆的实地调研，本次调研自2011年7月28日至8月17日历时22 d，调查对象是外出务工3个月及以上的新疆少数民族劳动力，主要选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包括喀什地区的疏附县、疏勒县、巴楚县、叶城县，和田地区的墨玉县、和田县，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库车县，以及伊犁州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吐鲁番市的托克逊县等10个县。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调查样本，具体是每个县随机抽取2个乡，每个乡随机抽取2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15户，每户调查1人（一般为户主）。调研分两步，通过预调研回收问卷对原问卷进行修改调整，然后再大规模发放问卷进行调研。此次调查共计发放问卷930份，收回830份，剔除无效问卷28份，有效问卷802份，问卷有效率为86.24%。

受传统观念影响，新疆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以男性为主，女性较少，所以调查样本以男性为主，男性有547人，占样本总数的68.2%；样本年龄集中在40岁以下，其中23～30岁年龄段人员最多，约占样本总数的50%，表明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以青壮年为主；受调查者文化水平，小学占22.7%，初中占46.8%，高中或中专占13.0%，可见少数民族外出务工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未婚者有160人，占样本总数的20%。

2.2变量设置

参考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制定本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和观测变量2个部分，第2部分各个变量选取的可测变量和变量，变量设置与含义见表1。在量表的测量上，采用Likert 5级量表法进行度量。

2.3模型设定

由于本次调查设计涵盖个体特征、就业能力、择业预期等3个分类调查项目，各变量大部分难以准确测量，且部分变量间（如个体特征和就业能力、就业能力和择业预期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如果再采用基于基本假设的回归模型，如普通回归、Logistic回归等模型，难以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基于此，结构方程模型SEM就成为处理此类问题的最佳选择。结构方程模型包括反映潜变量和可测变量间关系的测量模型，以及反映潜变量之间结构关系的结构模型[13]。测量模型描述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说明外生潜变量和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3实证分析结果

3.1描述统计分析

从观测变量的输出均值（表1）可以看出，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2级变量，不管是本地非农就业还是外地非农就业和永久非农就业的均值均在3～4之间，说明其较强的外出务工意愿。就3种就业类型而言，他们更倾向于本地非农就业。就就业能力而言，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对其身体素质比较自行，均值达到3.794，而经验水平、技能水平和语言能力较差，均值均小于3.000。择业预期上，他们更倾向于离家更近，单次务工时间在6个月左右，年收入在30 000元左右的工作。

3.2信度效度检验

对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通过信度和效度来检验。信度方面，采用克伦巴赫α系数衡量，通过SPSS分析得到问卷的综合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29（参考标准：α>0.6），各分量系数见表2，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方面，采用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来衡量，KMO输出结果为0.801（参考标准：KMO>0.6），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可知各变量存在相关性，适合因子分析，结果见表3。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就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4个公共因子对整体问卷的解释率达到75.8%，与预先设定的潜变量基本吻合，但存在略微差异。“就业能力”潜变量下的“语言能力”在因子分析中被划分为个体特征。理论上看，“语言能力”题型虽然属于个体特征，但在少数民族就业过程中语言能力可以作为一个特殊技能来看待，语言能力越强，越利于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将其归入“就业能力”潜变量下具有理论意义。

3.3模型检验

构建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模型，通过因子分析调整观测变量后，共包含15个观测变量和4个潜变量。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最终得到参数估计结果以及标准化路径系数（图2）。从模型整体拟合结果看，模型卡方统计值（χ2）=238.1，自由度（df）=87，卡方/自由度=2.737（<3），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47（<005），绝对拟合优度指数（GFI）=0.964（>0.9），非基准拟合指数（NFI）=0883（接近0.9），相对拟合指数（CFI）=0920（>0.9），这些判断拟合效果的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范围，说明该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较好。

3.4结果分析

采用t检验法对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表4），结果表明，个体特征、就业能力和择业预期在0.01置信水平下对转移意愿有正向影响作用，其中择业预期是最能促使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因素，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1；其次是个体特征，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95；最后是就业能力，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96。

个体特征对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存在显著影响，证明了假设H1成立。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664，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过程中越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力，而且收入也越高，更容易在城市中立足，因而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年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7，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外出务工，与以往研究结果有所不同[6]，可能是调研人群多集中在40岁以下，造成结果的误差。一般而言，年龄越年轻就会对大城市越有向往，越倾向于去大城市长见识，而年龄越大反而由于家庭责任等因素选择留守家园。家庭的支持程度也显著影响外出务工意愿，影响系数达到0.456。富余劳动力在外出务工过程中，家庭对外出务工的态度越支持，对务工者而言不管是心理压力还是家庭责任方面都有所减轻，因而也更愿意外出务工。家庭承包土地数量与外出务工意愿是反向变动的，系数为-0.307，表明家庭承包土地数量越少，造成劳动力越富余，也激发外出务工的意愿，承包土地越多，越需要占用劳动力，影响外出务工的倾向。家庭收入水平对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是正向的，系数为0.352，可能是家庭收入越高，接触外面社会的机会越多，越倾向于通过外出务工增加收入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给家庭成员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就业能力对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证明假说H2成立。身体素质越好，工作经验越丰富，技能经验越强，语言能力越优秀，外出务工意愿越强烈，标准化回归路径系数分别为0.312、0.785、0.457、0.477，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由于少数民族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外出务工大多是体力劳动，如建筑工地等，良好的身体素质在务工过程中是必备因素，因此身体素质越好越倾向于外出务工。工作经验越丰富、技能水平越高的劳动者在务工时，一方面可以减少搜寻工作的时间和成本，另一方面在就业竞争力方面也更有优势。语言不通是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中遇到的最主要的困惑，良好的语言能力有利于在工作过程中通过向同事学习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也能使其更快地融入当地生活，实现非农就业[14]。

择业预期正向影响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证实了H3。预期收入的影响系数0.282，表明预期收入越高，越激发外出务工的动力，通过外出务工的高收入提升自己及家庭的生活水平。预期务工最长时间系数为0.381，时间越长越有利于外出务工意愿的增强，虽然单次务工时间长对务工人员的心里压力造成影响，但是会减少家庭到务工地之间往返的费用，节省更多的务工成本来提升生活水平。预期务工最远距离的路径系数估计值为0.518，虽与假设的负相关不相符，但是没通过检验。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现在交通比较发达，远距离的外出务工比较容易实现，并且相对于新疆而言，东部沿海地区虽然距离较远，但是收入水平更高，对务工人员的吸引力更大。

4结论与启示

基于802份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对外出务工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对外出务工态度越支持，家庭承包土地数量越少，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外出务工意愿越强烈。从就业能力维度来看，身体素质好、工作经验丰富、技能水平高、语言能力强的劳动力，也倾向于外出务工；预期收入、预期务工最长时间对其外出务工意愿也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引导其就业预期，正确对待个体特征，对于提高其外出务工意愿具有促进作用。有鉴于此，本研究得到以下3点政策启示：

首先，强化基础教育，重视技术教育。教育是提升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加强对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完成情况的监管，并实现技术教育与义务教育的无缝对接。加大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教育基础设施投资，在师资配备等方面适当倾斜，通过完善的教育体系提升其综合素质。对于完成义务教育且不愿意继续学业的青少年，根据其就业意愿，免费提供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技术教育，帮助其取得职业技术资格。对于社会人员，加强非农就业技能培训，提升外出务工的能力。在技能培训的同时，配备双语教师，学习汉语言，提升其语言能力。对培训中的优秀学员，可以采取发放奖励、优先推荐就业等方式，激发其参与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其次，注重政府宏观引导，完善就业信息获取渠道。富余劳动力丰富地区政府应在了解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加强与流入地政府沟通，建立流动培训基地，使技能培训和外出务工同步，有计划、分层次对外出务工农民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专业技能培训。树立外出务工的模范典型，通过宣传册、广播、电视等宣传手段，加强富余劳动力对外出务工好处的了解，并为其联系稳定、收入高的工作，以吸引他们外出务工。

最后，大力发展小城镇，实现梯度转移。充分利用“对口援疆”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政策契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县域城镇发展，吸引富余劳动力本地就业。小城镇的发展，可以吸引部分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在这样一个离家较近并且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等相对熟悉的环境中，有利于其提升职业技能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城镇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为其向大城市甚至是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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