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袋垃圾搅动的公共生活

王 婧

这个25岁的女孩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扔出的那一袋垃圾,正怎样悄然地搅动着这座城市。而围绕垃圾处理,有必要展开更为广泛的公共参与。

贺蓉欣把手一扬,一袋垃圾划出一道弧线,“啪”地一声,稳稳地落进小区内那个大大的垃圾桶。她甚至不用停下脚步,就继续匆匆地赶去上班。

这是她每天的习惯,早上出门上班时,都会随手把家里前一天的垃圾带下楼扔掉。有时是一个垃圾袋,有时是两袋,甚至三袋。

这个25岁的女孩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扔出的那一袋垃圾,正怎样悄然地搅动着这座城市。

垃圾增长与GDP一样快

这是位于北京市西二环附近的展览路小区,1998年兴建的6层楼房已经略显陈旧。贺蓉欣丢出的那一袋垃圾,很快被别的垃圾淹没,沉到了垃圾桶的底部。随后,环卫工人到来,把这桶垃圾装上垃圾车。

这天她扔出的是空可乐瓶、旧皮鞋、头天吃剩的大白菜,还有一个礼品包装盒。它们与这座城市近1800万常住人口丢出的其他垃圾加在一起,将共同打造出“北京日产垃圾1.8万吨”的惊人数字。

这些垃圾日益对北京形成合围之势。在自由摄影者王久良精心制作的“北京垃圾地图”上,400多个超过一万平米的垃圾场被标成黄色,这些鲜亮的黄色密布在北京五环和六环附近,像巨大的包围圈,紧紧箍着这座城市。

“垃圾围城”,这是王久良给这个仍在继续更新的“北京垃圾地图”项目的命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像贺蓉欣这样的外来者怀抱梦想来到北京,城市便像大饼一样逐渐摊开,直至逼近那些垃圾场。1990年北京一年的垃圾总量还不到200万吨。那时,城市规划者们非常清楚,对于垃圾填埋场这类公共设施,一定要远离居民区,远离城市中心。

然而城市扩张速度之快似乎超出了他们的预期。200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称,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将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北京已经提前十年突破规划,随之而来的是,北京的年垃圾总量猛增至672万吨——这些垃圾足以形成一座占地36公顷、高40米的垃圾山。

在这个飞速城市化的国度,垃圾不仅仅包围北京,也在包围全国各大中小城市。2007年,中国655个城市的垃圾总量达1.25亿吨,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8%～10%的速度增长,其增速几乎与GDP增速比肩。消化这些垃圾,成为亟须解决的难题。

焚烧突围?

接下来,贺蓉欣的这袋垃圾将被运往15公里外的大屯垃圾转运站。那双旧皮鞋和白菜叶与其他垃圾一起被倒入一个送料系统。大约10多分钟之后,它们就被压缩成了“垃圾块”,再被送入另一个转运车中。这个目前国内日处理垃圾量最大的转运站,每天可以处理垃圾1800吨。

北京市目前共有23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1.04万吨。这意味着,这个城市每天都有8000吨的垃圾无法处理。在中国,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

更多的地方没有垃圾转运站。在郊区,经常一夜之间就会冒出好几个零星的垃圾堆,也许就逐渐成了附近居民固定的“垃圾场”。

焚烧,似乎是让如山的垃圾从眼前消失的最快捷方式。这种“减量快”的方法,早在50年前,就已经被人多地少的日本率先使用。上个世纪60年代,在日本一哄而起建起了6000多座垃圾焚烧炉,随后,是德国和美国。

但在中国,目前最常用的是垃圾填埋法,这是一种简易、随意、低廉、省工的方法,因无须太高的技术含量而极易被采纳。北京环卫集团的一名负责人曾回忆,“过去我们业务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下一个露天堆放场,堆满一个坑再找下一个,就这样一直从二环堆到三环、四环、五环……”

然而在土地越来越稀缺的大城市里,要找到这样适合垃圾填埋的大坑,已经越来越难。此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垃圾排放的渗滤液可能对土壤和地下水带来污染。

2001年前后,受北京市政管委的邀请,国家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曾带队对北京市的大型垃圾填埋场做过地下渗漏污染检测,当时向市政管委报告的实测数据就已显示,“垃圾填埋渗漏污染的后患不可低估,可能会影响到周围民众的健康。”

垃圾焚烧炉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986年11月。那时,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市已经以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发展了6年,然后,垃圾焚烧炉就成了这个超常规发展城市的必需品。

政府似乎倾向于引进垃圾焚烧炉。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指出:鼓励“在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稀缺地区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大力研究开发和推广利用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提高国产化水平,有效降低成本,促进垃圾焚烧技术产业化发展。”

一时间,神州大地上大规模的垃圾焚烧项目纷纷上马。截至2008年,中国的垃圾焚烧厂达86个。超过70%的生活垃圾焚烧厂集中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80%以上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建于最近五年。

而根据一份《2010年中国能源重大新开工施工项目纵览表》的统计,仅2010年,中国拟建设的垃圾电站项目就多达41个。

烧还是不烧

对贺蓉欣而言,如果垃圾焚烧厂与自己相隔十万八千里,那么,建还是不建,建在哪里,“那是政府应该关注的事情,与我无关”。甚至,她会说,“这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换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如果偏偏建在你家附近怎么办?”

“那我换个地方租房子呗,我可不想住在垃圾厂旁边。”

此时,这个女孩丢出的那袋垃圾,已经被压缩成块,运往离40公里外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

垃圾转运车载着贺蓉欣的那袋垃圾,盘山上到顶层正在填埋垃圾的位置,倾倒下满载的垃圾,惊起一片正在觅食的乌鸦和麻雀。在这个填埋场,垃圾已经在地面上形成了约50米高的梯形堆体,垃圾堆四侧的膜上还铺上土层,种植了绿草、月季等植物,一边架上了巨大的铁丝网。

这个于1994年投入使用的填埋场,目前已是超负荷运行。北京市政府正打算要在这里建一座垃圾焚烧厂,以提高垃圾处理能力。但烧还是不烧?政府有关文件里明确鼓励的措施在民众这里遭遇了强烈的质疑和抗议。

一项研究结论给垃圾焚烧厂附近的居民带来某种恐慌:“焚烧垃圾会排放大量的二恶英类污染物。”这种可导致胎儿畸形的一级致癌物难以降解,是持久性污染物,据说一旦进入人体,10年都难排出。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发表的《焚化炉与人类健康》报告指出,“焚化炉特别是固体废物焚化炉,已被发现为排放二恶英的主要源头,估计约占各工业国二恶英总排放量的四至八成。”

尽管专家们解释,只要焚烧温度高于850摄氏度,二恶英就不会产生,现有的垃圾焚化技术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排放是可防可控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反烧派”专家赵章元说:“现在世界各地焚烧都表现出理论上和设计上没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保证。日本焚烧确实摸索出些经验,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惨痛的,被焚烧污染的多项数据都居世界最高值。”

一个明确的事实是,2006年中科院环科中心调查了中国4座近期建立的垃圾焚烧炉,这些“最现代化”的焚烧炉在运行了短短2～5年后,焚烧厂区半径500～ 2000米的土地上,二恶英含量均出现了大幅上升,其中3个焚烧厂区内二恶英浓度均严重超标。

这是贺蓉欣每天早上随手扔出一袋垃圾时所没有意识到的可能性后果。

一场场反垃圾焚烧运动随之在各大城市轮番上演。2008年10月,在江苏吴江平望镇,数千居民聚在吴江垃圾焚烧发电厂并点火,一度拥堵了国道。最终这个投资3亿人民币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被紧急叫停。

类似的,重庆长生桥,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广州李坑、花都、东莞、佛山,深圳白鸽湖,武汉盘龙城,苏州平望……各地民众均采取“散步”、上访、堵路、车队游行等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垃圾焚烧项目的质疑乃至反对,涉及人口达数百万人之多。

焚烧的利益链

如果按照北京市政府的规划,来自贺蓉欣所在小区的垃圾将有机会进入垃圾焚烧厂。

市政府原本打算在2015年前投资100亿元兴建40座垃圾处理设施,其中包括9座垃圾焚烧厂。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就是其中之一。

但这个计划看起来需要暂缓。同样暂缓的,还有江苏吴江、广州番禺等地的垃圾焚烧项目。

“主烧派”专家的种种解释,没能够获得民众的普遍信任,甚至他们被发现其专家之外的种种身份“与垃圾焚烧项目有直接的利益关联”——比如,北京市政府技术顾问聂永丰是“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申请人,而声称“烤肉产生的二恶英比垃圾焚烧高1000倍”的舒成光是全球最大的垃圾处理企业之一美国卡万塔的中国区副总裁、首席技术专家。

垃圾焚烧超越了技术之争,使政府和专家们面临一场更大的信任危机。民众甚至进一步质疑,打着公共设施的牌子,垃圾焚烧项目是否以赢利作为第一目的。

由于垃圾焚烧厂在部分官方语境中始终是环保项目的典范,几乎等同于“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此,各地政府给予垃圾焚烧厂一定金额的补贴,一般是50～140元/吨。业内人士称,只要补贴在每吨60～80元,企业就有赢利的空间。此外,垃圾焚烧厂还可从发电业务中获得收入。根据有关规定,国家为扶持再生能源项目,除保证垃圾发电的电量全部收购上网外,每度电还补贴0.25元,同时免征增值税、减免所得税。

垃圾处理费补贴和上网电价收入成为垃圾焚烧发电厂成本补偿和利润的主要来源。有人曾计算,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处理厂每日处理垃圾1040吨,每吨垃圾可获运营补贴124元。仅此一项,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年利润额高达1.2亿元。

人们还试图厘清垃圾焚烧背后更多的利益链条。

有人检索资料,试图证明垃圾焚烧在国外已经成为“夕阳产业”。比如1999年《日本时报》报道:由于多年的垃圾焚烧,日本大气中的二恶英平均水平,已经是其他工业化国家的10倍以上。正因为其对环境的巨大危害,日本高峰期建设有6000多座垃圾焚烧设施,但到目前仅存1280座,已经有4720座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停止使用。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都早已相继颁布了“焚化炉禁建令”或部分禁建令。于是“那些在国外卖不出去的垃圾焚烧设备商开始转战中国,利用中国专家来游说政府,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链。”

一个佐证是,综观中国现有的及正在建设中的五十余座垃圾焚烧厂就会发现,大量设备和技术确实来自外国公司。而根据《2009-2012年中国垃圾发电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预估,到2010年,中国垃圾发电行业的年投资额可达800亿人民币。

“垃圾运动”

由垃圾引发的争论并没有至此打住,人们进而质疑政府的决策程序。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民众不依不饶的另一个焦点是:政府信息透明不够,征询民意不够。

“专家论证,政府拍板”的传统决策方式,如今在轰轰烈烈的几场“垃圾运动”过后,似乎有所转变。

在广州番禺,当地政府高层如今连番表态市民是选址何处的第一决策人,承诺环评不通过绝不开工;接着又出台五条意见,其中包括垃圾焚烧厂选址拟进行重新审视和论证,建立科学、民主的政府决策机制,“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

在北京,最坚定的反烧派的居民代表被纳入政府考察团,前往日本考察垃圾焚烧。当地政府还表示,论证过程中将广泛吸取市民意见,不排除吸纳市民推荐专家的可能。而民众自己的调研报告最终被转交到了政府的案头上,可能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资料。

通过这些“垃圾运动”,民众也在完成自我教育。不少人恶补化学知识、医学知识和法律条文,“个人地”收集垃圾处理方案,了解垃圾焚烧的专业知识。

人们发现垃圾分类可以大幅降低污染,在广州番禺,一些小区业主们已经主动提出以后在自己小区实行垃圾分类回收试点。他们建议政府加大在垃圾分类上加大投入,学习欧盟垃圾管理的三个层次——“垃圾产生源头减量化、再生循环资源化,最终处理处置”。

资深媒体人长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得益于全国这些反垃圾焚烧运动,他自己对丢弃的垃圾变得敏感了。而在他居住的小区网络论坛上,就能看到关于家庭垃圾分类方法的热烈讨论。

“作为环保运动的公民社区运动的发展,使社区内的公民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长平说,“这让我们从身边的事情出发,关注垃圾分类,关注政府决策,也促进政府更好地处理这个事情。”

“垃圾运动”还有望向更深层次发展。《中国新闻周刊》获悉的最新消息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由雅昌董事长万捷、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等20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政府在全国推行垃圾分类。

提案由这些政协委员们委托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完成。这家NGO组织的秘书长杨鹏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进行垃圾分类处理是科学利用垃圾资源,包括焚烧发电的重要基础。

这位曾担任国家环保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学者称,在中国的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占60%～70%,含有大量水分,因此一定不能焚烧,而应采用制肥等方式处理,回归自然。塑料占10%左右,这部分垃圾应该回收利用。再把有毒的垃圾分离出去,“剩下的垃圾就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达到日本那样的焚烧水平,我也不反对把剩下的那一丁点儿拿去烧掉。”

有评论认为,围绕垃圾处理这一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有必要展开更为广泛的公共参与。而这究竟会给这个多少年来习惯了“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度带来怎样的变化,贺蓉欣是意识不到的。

这个湖南女孩依然每天丢出一两袋垃圾。在这座还未普遍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她从未注意过,楼下那一排垃圾桶,其实分为蓝色和黑色两种,上面标示着“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字样,只不过目前还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