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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UTAUT模型的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意愿研究

时间:2024-05-22

汤淑娟 王佳瑛 刘安迪 孙华

摘要 基于整合型科技接受理论揭示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及其规律,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路径提供参考依据,促进耕地的可持续利用,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和自身禀赋5个维度构建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影响因素模型,运用Logistic-ISM模型,深入分析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层次关系与影响路径。结果表明: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技术获取、政策认知和耕地保护意愿因素显著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意愿;ISM解释结构模型表明,社会阶层、技术认知期望和农户互助是表层直接因素;政策认知、责任意识、耕地保护意愿、技术获取、经济价值期望和生态价值期望属于中层间接因素;学历水平和年龄属于深层根源因素。由此提出:政府应重视农村文化教育,提高农技培训质量;响应新媒体时代号召,丰富新技术宣传渠道;发挥领导组织示范作用,形成有效农业技术推广网络。

关键词 保护性耕作技术;UTAUT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ISM模型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517-6611(2023)15-0228-06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3.15.054

Farmers Willingness to Adopt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Based on UTAUT Model

TANG Shu-juan, WANG Jia-ying, LIU An-di et al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Jiangsu 210095)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theor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law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adopt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path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and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use of cultivated land.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of farmers adoption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is constructed from five dimensions, and the Logistic-ISM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adoption intention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its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and influencing path.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echnology acquisition, policy cognition and willingness to protect cultivated land significantly affected farmers willingness to adopt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ISM interpretive structure model shows that social stratum, technology cognitive expectation and farmers mutual assistance are the direct factors on the surface;policy cognition,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illingness to protect cultivated land, technology acquisition, economic value expectation and ecological value expectation belong to middle-level indirect factors;educational level and age are deep root factors.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rural cultural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raining;respond to the call of the new media era and enrich publicity channels;give play to the exemplary role of leading organizations and form a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network.

Key words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iques;UTAUT model;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ISM model

“民以食為天,国以粮为安”,粮食关系着国计民生。18亿亩耕地红线的划定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基础。耕地安全不仅仅在于数量,质量也同样重要。化肥被称为粮食的“粮食”[1],与我国农业生产息息相关。长期以来,机械和人工撒施的传统施肥方式造成了肥料表施、氨肥过量和径流损失等问题[2]。据统计,太湖流域农田的氮肥施用量最高值达300 kg/hm2[3],肥料的不合理利用给当地农业发展带来挑战。

在此形势下,江苏省大力推进“千村万户百企业化肥减施增效行动”,提升全省水稻侧深施肥技术普及率。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具有降低氮素损失、提高农田固碳增汇能力等优势[4]。有助于缓解当前农耕资源投入过度、环境污染等问题,提高农田固碳能力,转农田从“碳源”到“碳汇”。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的普及应用需要上级部门的宣传推广,而站在农户视角,作为乡村的基本生产单元和耕地的真正利用主体,农户对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的接受度将直接决定最终的实施效果。因此在农业技术推广领域中,探索农户的采纳意愿并追溯其影响因素具现实意义。

近年来,对于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意愿的研究日益增多,主要将影响因素分为三大类:一是农户个体因素,认为农户的年龄、家庭人口、受教育程度等是影响农户行为的主要因素[5-6];二是农户认知因素,认为农户的风险感知、环境认知水平等对农户采纳意愿产生显著影响[7-8];三是外部环境因素,认为政府宣传、政策激励等有效激发农户采纳耕作技术意向的产生[9-10]。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是连续性的决策转化过程。单纯从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因素出发,缺乏对农户意愿的深入分析、忽视决策整体过程,难以确定影响因素间的关联和层次结构,综合考虑农户采纳意愿并进行层次与路径分析,可以完整并系统地解释农户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复杂的层级关系。

在此背景下,研究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意愿,优化农业生产方式,发展低碳高效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笔者以仪征市为研究区,基于整合型科技接受理论 (UTAUT),运用Logistic-ISM模型,深入分析农户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与内部关系,为保护性耕作技术相关的政策制定和技术宣传提供参考。

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模型

在新技术的采纳意愿研究方面,计划行为理论(TPB)与技术采纳模型(TAM)作为理论基础被广泛应用。Venkatesh等[11]在对TAM、TPB等多个模型进行解构、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针对探讨“影响使用者认知因素”的问题,提出了整合型科技接受理论 (UTAUT)。核心思想是: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作为主要因素会影响用户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UTAUT模型对行为意向的解释力能达到70%,对使用行为的解释力能达到50%[12]。该模型在国内主要应用于互联网+“X”与移动服务主题的意愿或行为研究,在农业技术领域应用较少,是较为创新的模型应用[13]。整合性技术接受理论模型相对于传统的认知行为理论模型,优势在于其不再局限于内外部因素独立研究,而是系统全面地考虑了四维因素,完整地诠释农户技术采纳意愿的认知过程。

1.2 研究假设 结合UTAUT模型的核心因素,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农户自身禀赋5个维度,探究农户采纳水稻侧深施肥技术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并构建理论框架(图1)。

H1:绩效期望对于农户采纳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绩效期望维度包括经济价值期望与生态价值期望,是农户采纳新技术的先决条件。当农户认为采用该技术能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或环境效益,对技术的采纳意愿也会增强[14]。

H2:努力期望对于农户采纳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努力期望维度包括技术认知期望、技术适用性期望、技术可用性期望,是个人认为使用该系统的轻松程度。农户自身经验、观点和知识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农户农业技术的选择与实施[15]。当农户认为可以较为容易地了解、学习并应用技术时,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采纳该技术的信心。

H3:社会影响对于农户采纳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影响维度包括农户互助、社会价值认知和农户责任意识,反映了农户对他人认为自己应该使用该系统的重要程度的感知。与邻里的技术交流可以增强农户采纳该技术的可能性,农业技术的扩散存在“邻近效应”,生活在同一区域范围内或处在相同生活圈的农户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16]。

H4:便利条件对于农户采纳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便利条件维度包括技术宣传与农技培训。政府的大力宣传可以提高农户对技术的评价并且降低使用风险,提高技术的采纳意愿。而接受过农技培训的农户可以更好地实施新技术,从而提高采纳该技术的意愿。

H5: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对于农户采纳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自身禀赋包括农户的基本条件以及自身对耕地保护的认知(包括政策認知和耕地保护意愿)。已有研究表明,政策支持可以提升农户对技术的认知,降低风险[17],从而提高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意愿。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户逐渐意识到耕地保护的重要性。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选择

研究区域为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位于江苏省中西部。2019年《仪征年鉴》显示仪征市耕地面积共41 650.36 hm2,近总面积的1/2,且疫情影响下的农业生产依旧保持总体平稳,全年粮食总产量26.15万t,是江苏省的重要粮食产地。同时,仪征市2021年度全市农业农村工作实施计划中,重点强调开展耕地质量提升行动,并且在多个重点乡镇大力推广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研究初期课题团队针对研究区域开展过相关调研,并且与当地村委会、农业主管部门进行了深度交流,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为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2.2 样本数据 基于UTAUT模型设计了农户水稻侧深施肥技术采纳意愿调查问卷。问卷主要从农户自身禀赋、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耕地保护认知和水稻侧深施肥技术采纳意愿方面展开。

问卷调查共涉及仪征市陈集镇、月塘镇2个镇,丁桥村、汪营村、六松村、四庄村、曹营村、青年村6个村,调查时间为2021年7月—2022年1月,调研对象基本包括种植大户、村干部、农业种植示范户和普通农户等,确保调查对象的多样性。调查结束后共回收问卷307份,根据问卷填写是否完整以及当前是否种植水稻等因素对问卷进行有效性筛选,筛选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50份。受访者男性比例较大占78%,45岁以上农户占大多数,且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具体情况如表1。

2.3 研究方法

2.3.1 Logistic模型。

Logistic模型是分析微观个体意愿、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理想模型[18]。该研究以目前大力推广且有一定普及度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水稻侧深施肥技术为研究对象,研究农户采纳水稻侧深施肥技术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在问卷设计中采纳意愿设置愿意与不愿意2种选项,属于典型的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根据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农户保护性耕作意愿程度的发生概率为:

式中:Y为农户保护性耕作意愿程度;Xi为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意愿程度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α为常量;βi为各自变量参数。

将式(1)转化为易于计算的对数形式,得到式(2):

2.3.2 解释结构模型(ISM)。

解释结构模型广泛应用于现代系统工程中,以拓扑图的方式直观地呈现模型以及研究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因此使用ISM分析方法研究各因素之间的拓扑逻辑关系,过程如下:

假设影响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意愿的因素有k个,则用S0表示农户对保护耕作技术应用的意愿,Si(i=1,2,…,k) 表示新技术采纳者的影响因素,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指两因素是否存在着相互影响或者A为B前提等关系。因素之间的可达矩阵为:

逻辑结构最高层的因素可以由(4)式获得矩阵最高层因素并且确定其他层次因素。

其中:P(Si)表示可达矩阵中以Si为起点的终点集合;Q(Si)表示以Si为终点的起点集合;即:

在获取每一层的因素之后可以获得层次结构T。使用有向边连接相邻层次以及同层次的影响因子,最后得到保护性耕种技术的采纳意愿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

3 结果与分析

3.1 Logistic回归

3.1.1 回归模型拟合情况检验。对回归模型拟合情况进行检验,由霍斯默-莱梅肖检验结果可知,显著性为0.987>0.05,表示观测数据与回归模型拟合状况良好。后续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所得结果可以真实可靠地反映原始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

3.1.2 模型回归结果。

利用SPSS 25.0软件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到结果显示所有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容差均小于0.1,因此不存在因子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Logistic回归运行结果如表2所示。

3.2 ISM模型结果

上述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农户年龄、学历水平、社会阶层、经济价值期望、生态价值期望、技术认知期望、农户互助、责任意识、技术获取、政策认知、耕地保护意愿,分别用Si(i=1,2,…,11)表示,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意愿用S0表示,得到图2。

由邻接矩阵A,采用布尔代数运算法则进行矩阵的幂运算得到可达矩阵M:

根据层次因素确定方法,经过排序后得到基于ISM模型的影响因素可达矩阵N:

根据可达矩阵N最终得到因素间的解释结构模型,如图3所示。

3.3 结果分析

Logistic回归所得11个显著影响因素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关联。ISM模型分析影响因素内部逻辑,最终在结构上分为5个层次和5条路径。

3.3.1 影响因素5个层次。

第一,表层直接因素,包括社会阶层、技术认知期望和农户互助。农户的社会阶层和农户互助在0.05水平正向显著。表示担任村干部的农户对于采用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具有模范带头作用。加入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农户相对而言容易接触新技术(系数为0.534),且农户互助大大缩减了新技术普及所需的人力和时间成本。了解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包括对技术难度、技术优劣势以及技术推广意义。说明对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的认知越深,农户接受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大。

第二,中层间接因素,包括第二层次政策认知,第三层次责任意识和耕地保护意愿,第四层次技术获取、经济价值期望和生态价值期望。农户对于政策法规的了解程度以及耕地保护重要性认可度在0.01水平正向显著(系数分别为1.076和4.116)。政府部门在保护性耕作技术推行过程中担任领路人的职责,与农户在耕地保护重要性上形成共识,才能够提高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积极性;对于主要责任人的看法(责任意识)在0.05水平正向顯著(系数为1.669),对农户看法起到积极作用。随着农户对于耕地保护和自身角色认识的深入,农户责任意识得到加强,对新技术的认可度增高;对耕地经济价值的认知同样在0.05水平正向显著(系数为1.120),大于耕地生态价值的显著性。出于理性人的判断,认为采用新技术能够使家庭长期收益得到提升的农户更加倾向于接纳水稻侧深施肥技术。但由于其影响机制复杂,研究发现在利益驱动下,部分农户不重视农业,收入反而比以从事农业为主的农户高,导致结果混淆,因此需要进行该方面的深入研究[19];农技培训是外部环境给予农户接触新技术新思想的渠道,是技术获取的重要途径。农户培训对农户水稻侧深施肥技术采纳意愿在0.01水平负向显著(系数为-3.123),原假设不成立。经过深入访谈,发现当下的农技培训存在正规度不高,以“礼品赠送”的形式强制农民参加的情况,在农民参加意愿不强、技术传授组织混乱的情况下,农民往往对新技术抱有抵触心理。

第三,深层根源因素,包括学历水平和年龄(第5层次)。农户的年龄在0.01水平负向显著(系数为-0.136),说明年龄对农民采用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的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在实际调研中,处于50~80岁年龄段的农户占总量的60%,而拒绝采用技术的样本也全部处于该年龄段之中。主要原因在于中老年农户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相对偏低,学习新技术能力较低;农户的学历水平在0.05水平正向显著(系数为1.398),与预期一致。文化程度决定劳动力素质,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学习能力较强,因此更愿意接受新事物[19]。愿意采纳新技术的人群受教育程度均值为2.16,基本接近初中水平。由于文化程度过低的农户难以对新技术进行深入认知,其耕作方式一般沿袭传统或跟随大众。

3.3.2 影响因素5条路径。

排除社会阶层和农户互助2个浅表因素,从深层原因进行路径溯源。最直接的2条路径为“学历水平-责任意识-政策认知-技术认知期望-意愿”和“年龄-技术认知期望-意愿”;受到外部条件影响的路径为“学历水平-技术获取-耕地保护意愿-政策认知-技术认知期望-意愿”,其中技术获取是外部环境给予的机会;受农户自身认知限制最多的2条路径为“学历水平-经济价值期望-耕地保护认知-政策认知-技术认知期望-意愿”和“学历水平-经济价值期望-耕地保护意愿-政策认知-技术认知期望-意愿”。

4 结论与建议

4.1 結论

(1)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和自身禀赋五维因素均对农户技术采纳具有重要影响。绩效期望维度显示若新技术能够带来一定的利益增长则可以有效增加农户的采纳意愿;努力期望维度显示技术可以被轻松的理解有助于农户的技术采纳意愿;社会影响维度显示农户之间频繁的交流帮助以及较高的责任意识可以产生邻里效应与从众心理,从而促进技术采纳行为;便利条件维度显示参与农技培训本身可以提升农户对于技术的认知程度,但不恰当的技术培训模式会带来截然相反的效果,反映出相关的便利政策在底层落实时存在一定的偏差;农户自身禀赋与耕地保护认知方面显示年轻、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且担任村干部的群体会更容易接受新技术,并且政策的了解程度与耕地保护的心理能够使农户增加新技术的采纳的信心。

(2)ISM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社会阶层、技术认知期望和农户互助,属于表层直接因素;政策认知、责任意识、耕地保护意愿、技术获取、经济价值期望和生态价值期望,都属于中层间接因素;学历水平和年龄则属于深层根源因素。由表及里抓住改进方向,是促进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关键所在。

4.2 政策启示

4.2.1 重视农村文化教育,提高农技培训质量。文化水平作为根本因素深刻地影响着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意愿。让农村孩子有一技之长,不仅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更是让乡村留住人的关键所在。农技培训让农户了解并掌握新技术,提高农村中老年人技术水平,然而现农技培训优先面向大户开展,且培训内容更新不及时。导致大批小农户对新技术了解不足,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低。因此在农机培训方面应当丰富培训内容,调动农户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提高培训质量。

4.2.2 响应新媒体时代号召,丰富新技术宣传渠道。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宣传工作需要紧跟时代的发展,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加大对耕地重要性及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宣传力度。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惠农政策的普及落实,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因此农业主管部门可以与通信服务商合作,进行积极宣传,响应江苏省“千村万户企业化肥减施增效行动”,强化农民对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等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了解,稳步普及保护性耕作技术。

4.2.3 发挥领导组织示范作用,形成有效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农村地区信息接收渠道窄,且邻里效应强,应当充分发挥领导组织带头学习作用,由点到面,强化基层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营造鼓励和支持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社会氛围,提升推广效率。积极建立农业技术信息交流平台,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技术推广,形成有效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

参考文献

[1] 张灿强,王莉,华春林,等.中国主要粮食生产的化肥削减潜力及其碳减排效应[J].资源科学,2016,38(4):790-797.

[2] 宋知远,孙晓玲,许雅婷,等.江苏省化肥施用强度时空演变及差异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8,46(18):5-8.

[3] 怀燕,陈照明,张耿苗,等.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的氮肥减施效应[J].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2020,46(2):217-224.

[4] 朱通雅.农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与退耦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21,49(24):118-121,135.

[5] 黄婧轩,王立国.乡村旅游地农户亲环境行为采纳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测土配方施肥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6):60-68.

[6] 罗小娟,冯淑怡,石晓平,等.太湖流域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行为及其环境和经济效应评价: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13,28(11):1891-1902.

[7] 李明月,陈凯.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的实证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0-19.

[8] 齐琦,周静,王绪龙.农户风险感知与施药行为的响应关系研究:基于辽宁省菜农数据的实证检验[J].农业技术经济,2020(2):72-82.

[9] 颜玉琦,陈美球,张洁,等.农户环境友好型耕地保护技术的采纳意愿与行为响应:基于江西省1092户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应用的实证[J].中国土地科学,2021,35(10):85-93.

[10] 沈昱雯,罗小锋,余威震.激励与约束如何影响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兼论约束措施的调节作用[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29(4):1040-1050.

[11] VENKATESH V,MORRIS M G,DAVIS G B,et al.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ward a unified view[J].MIS quarterly,2003,27(3):425-478.

[12] 李思豫,袁勤俭.UTAUT及其在信息系统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J].现代情报,2020,40(10):168-177.

[13] 张熠,徐艺玲,程慧平,等.UTAUT模型在国内IT/IS采纳实证研究中的应用现状分析[J].现代情报,2018,38(11):123-129.

[14] 冯贵菊,齐振宏,刘哲,等.基于TAM-TPB理论的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研究:以稻虾共作技术为例[J].世界农业,2022(3):85-99.

[15] 盖豪,颜廷武,何可,等.社会嵌入视角下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研究:基于冀、皖、鄂3省668份农户调查数据[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9):2141-2153.

[16] BANDIERA O,RASUL I.Social network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in northern Mozambique[J].The economic journal,2006,116(514):869-902.

[17] 蔡荣,蔡书凯.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及对作物单产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安徽省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J].资源科学,2012,34(9):1705-1711.

[18] GOBIN A,CAMPLING P,FEYEN J.Logistic modelling to derive agricultural land use determinants:A case study from southeastern Nigeria[J].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2002,89(3):213-228.

[19] 李楠楠,李同昇,于正松,等.基于Logistic-ISM模型的农户采用新技术影响因素:以甘肃省定西市马铃薯种植技术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4,33(4):542-551.

基金项目 南京农业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120XX11)。

作者简介 汤淑娟(2001—),女,安徽芜湖人,从事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研究。*通信作者,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评价与规划管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22-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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