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回答“朱元璋之问”

陈忠海

如何回答“朱元璋之问”

陈忠海

知古鉴今

明朝初年，朱元璋一改“刑新国、用轻典”的传统做法，用“重典”惩治腐败，但腐败分子依然屡禁不绝，以至于朱元璋在晚年发出了“吾欲取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的疑问。

制度反腐

有人说朱元璋反腐效果不佳的原因是忽视了惩治腐败的制度建设，缺少长效机制，所以腐败分子才“朝杀暮犯”，其实这是误解。

事实上，朱元璋很重视反腐方面的制度建设，他登基之前就命令手下认真研定未来朝廷的相关法令，这就是后来颁行天下的《大明律》，这部法律从吴元年（1367年）开始制定，期间不断修改和完善，“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明史》评价它“日久而滤精”，后代法律史专家评价它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

《大明律》共有460条，它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变通了前代的律法体例，调整了刑名，其中在官吏贪赃枉法的惩处方面规定尤其详细，为宣示反腐的决心，朱元璋命人专门绘制了“六赃图”置于相关卷首，包括监守盗、常人盗、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等贪墨行为，都根据其犯罪情节的轻重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刑罚。

洪武年间，针对腐败高发的形势，朱元璋进一步加大了反腐力度，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11月又下诏

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先后供职于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专注经济史和三国历史文化研究，出版有《曹操秘史》《曹操》《三国往事》《浪花淘尽英雄》《生子当如孙仲谋》《旷世雄才刘玄德》《机关》及随笔集、诗集等，有多部作品在香港、台湾出版。颁布了《大诰》74条，本意是总结当年审判贪腐的重大案例，告诫官吏不要重蹈覆辙，但其写法不同于普通诏书，是一部用案例解释和重新规定刑罚的律令，次年春天和冬天又分别颁布了《大诰续编》87条和《大诰三编》43条，加上洪武二十年（1387年）年颁布的《大诰武臣》32条，“大诰系列”达到了236条，成为从重惩治贪官污吏的特别刑法。

据说《大诰》是由朱元璋亲自写定的，不仅各级官员要学习，而且“颁之学宫以课士，令人人习之”，后来又“每户一本，家传人诵”，朱元璋甚至规定：“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在一般情况下《大诰》与《大明律》并行，二者相违时“以《大诰》破《律》”。

朱元璋还特别重视反腐败的机制建设，他下令将御史台升格为都察院来负责全国的监察事务，充实机构、加强职权，将御史的地位提高到与“六卿”相当，让他们“纠勃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朝廷还设六科给事中来监察六部，他们自成一体、直接对皇帝负责。地方上则设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刑名按劾，兼具司法和监察职能，与主管行政的承宣布政使司、主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并列，互不隶属。除此之外，还设置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避免监察官员与地方官员勾结。

细密的规定、严厉的处罚、相互制衡的监察和监督体系，这些都说明朱元璋对于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是给予高度重视的。

感性制度

朱元璋对腐败深恶痛绝，这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元朝末年社会黑暗、经济困顿，官员贪污腐败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朱元璋出身于社会最底层，从小流浪，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许多人世间的悲惨与不公，所以特别痛恨贪官污吏，他曾表示“但遇官吏贪污残害民者，罪之不恕”，执政之初又接连遇到几起贪腐大案，让朱元璋心里更认定了“天下诸司皆赃”的观念，也坚定了以严厉手段打击贪腐的决心。

《大明律》在惩治贪腐方面的规定本来就较为严厉，比如“六贪”中的“枉法赃”一项规定：凡涉案40贯以上的，杖100、徒3年；涉案45贯以上的，杖100、流放2000里；涉案50贯以上的，杖100、流放2500里；涉案55贯以上的，杖100、流放3000里；涉案80贯以上的，判处绞刑。清朝刑部尚书薛允升曾把这些规定与《唐律》进行对比，认为《大明律》的规定“过严”。

但朱元璋认为这些还不足以震慑贪官，所以在后来的《大诰》中明显加大了处罚力度，如滥设役卒罪，《大明律》按所滥设役卒的人数多少分别制定了对相关官吏的惩处措施，“一人杖一百，每三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大诰》则规定对当事人以及“管干人、干办人并有司官吏”不再区分滥设人数多少一律改为“族诛”。

《大明律》规定的刑罚有5种，分别是笞、杖、徒、流、死，朱元璋认为这些远远不够，《大诰》增加了凌迟、枭首、族诛、斩首、弃市、腰斩、刖足、斩趾、去膝、阉割等30多种残酷刑罚，据明初巴陵县主簿叶子奇所著《草木子》记载，当时规定“赃至六十贯以上者，枭首示众，乃剥皮实草”。

朱元璋对腐败做到了“零容忍”，一方面对金额再小的贪污犯罪也都不放过，《大诰》中的有些案例显示，哪怕涉及的是一件衣服、一双鞋袜朱元璋也坚决查处；另一方面对窝案、串案坚决“一办到底”，郭桓盗粮案层层追查下去，因涉案而被杀的多达数万人，被抄家破产的不计其数。浙江曾发生过一起假钞案，结果一大批官员和作案分子被杀，“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余里，所枭之尸相望”。当时的官员能顺利干满一个任期都相当不易，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员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干满任期，官吏缺员严重，朱元璋就让一些犯了罪的官员戴着镣铐继续留任，洪武年间在朝廷各衙门中这种“戴镣办公”的官员就有300多人。

朱元璋还发动群众反腐，下令在府、州、县、乡各处设申明亭，推选年高有德的人掌管其事，在该亭中除调解日常纠纷外，还在亭里记写“善人善事”和“恶人恶事”，把贪官和恶人的罪状张贴在家门口，让百姓监督。《大诰》中规定“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甚至允许百姓直接把那些“害民之胥吏”捉拿绑缚进京治罪。洪武十八年（1385年）江苏常熟县农民陈寿六因受地方官吏顾英欺压，愤然与亲友一起把顾英捆绑进京，他们头顶一部《大诰》，认为这就是他们行动的依据，结果受到了朱元璋的接见，被赏20锭银钞、免3年赋税。

制度偏差

然而，立法的原则是公平，量刑的原则是适当，严刑峻法并不是科学的法律。为严惩贪官污吏，朱元璋曾说“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贪官们听后可能会想：既然贪污一双鞋就要杀头，那就干脆放开了大贪特贪，运气好的话都没事，运气差的话反正都是一死。

那些大贪、巨贪确实该严惩、严办，而那些犯了微小过失的官员也应该给个改正的机会，有的需要加强教育，有的需要从正面加以引导，不分轻重一律无情打击，一方面不公平，把那些初犯、偶犯、轻犯当成重犯、惯犯去处理了；另一方面犯错与犯罪的界限被混淆，不利于是非观念的确立，重刑之下善恶无别，官员失去榜样、人生失去目标，人人自危，有才干的人视官场为畏途，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也无法保证。

法律的理性还应表现为适应现实，不能机械地理解和执行，在这方面明初的“空印案”又给出另一个启示。按明朝制度，各地要定期派计吏到户部呈报财政收支账目，所报数字必须与户部完全相符，稍有差错即会被驳回重新造账，还要加盖原衙门官印才能报来，有的计吏考虑本地与京城相距遥远，怕耽误时间，就预先带上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进京，如果户部驳回便随时填用，对这种“潜规则”户部也知情，从不干预。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在考校钱谷书册时偶然发现此事，认为有人据此贪赃枉法，大怒，下令严办，结果从户部尚书到各地官员有数万人被处死。机械理解律令条文，发现问题即严刑以加，只能让更多的官员为自保而小心翼翼，宁可不作为、不担当也不会再冒犯错的风险。

法律的理性还应体现在政策的配套上，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晁错说“饥寒至身，不顾廉耻”，都说明要求官员清廉的同时也要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对此历代都有一些通行的做法，如“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意思是最低级别的官吏，其收入不应低于上等农夫的收入。

在这一点上明朝做得也不够，明朝以官员的低薪著称，明初一个县官的月俸是5石米，实发1石米，其余4石米折成银钱发放，其中2石米折成银两，约合1两银子，另2石米折成纸钞，由于纸钞贬值严重，这部分收入不断缩水，有人按照购买力标准大致测算过，明初一个县官的月收入大约相当于现在1800元人民币，这个标准显然太低。明朝著名清官海瑞死时已是二品官，绝对是高级干部，他死后大家发现其遗物只有竹笼一只，里面有8两俸银和几件旧衣服，靠同僚接济最终才得以下葬。

此外，理性的法律还应做到公平和公正。明初在严刑峻法的同时却悄悄为特权开了“口子”，《大明律》有“八议”的规定，凡遇“亲、故、功、忠、能、勤、贤、宾”等8种人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除此之外还有“请、减、赎、免”的规定，部分官员犯罪后可以借此“法外施恩”，朱元璋曾说进士、国子生“皆朝廷培养人材”，“所犯虽死罪，三宥之”，犯了死罪可以赦免3次，出发点虽是“人才难得”，但也使个别人有恃无恐，削弱了反腐力度。

可见，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制度，而在于制度本身。多制定一些制度不代表制度建设就完善了，把制度定得更严格甚至严厉也不代表制度的效力就增强了，理性、适用、配套、公平的制度才是科学的，加上真正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和正面引导教育，多策并举、综合施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