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源

方绪银 方灵子 胡 娜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原点、逻辑起点、价值支点，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总书记关于“初心”的每一种表述，都蕴涵在这个体系固有的逻辑结构之中。要真正学懂悟透这一体系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首先就必须追根溯源，厘清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何而来的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来自于对“人的本性中最本初的东西”的发扬光大

***总书记在澳门大学与学生们围绕其校训“仁、义、礼、知、信”分享感受时明确指出：“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仁者爱人，人之初，性本善，要发扬人的本性中最本初的东西，呵护它，使它发扬光大，那可能就是人了。”①吴章勇：《***澳大寄语青年：系好第一个扣子》，2014年12月20日，http://news.youth.cn/wztt/201412/t20141220_6307398.htm。这一精辟论述，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又有现代科学依据；不仅深刻揭示了青少年道德品质养成的规律，而且对党员干部如何涵养和升华初心也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向上向善的情感和行为是“人皆有之”的禀赋。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②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59页。“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①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0页。这“四端”虽然是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的，但尚处于萌芽、端倪状态，并不等于每个人先天就已经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品质，而必须有待于“见微知著，以小见大”、“扩而充之”，也就是要“呵护它，使它发扬光大”，才能成就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人生；不然的话，连侍奉父母也做不到。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对不能发扬光大“四端”的后果作了进一步警示：“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②迟双明：《传习录全鉴》，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孟子所说的“四端”，指的是每一个人出生之初就具有的心性、本心、善端，亦即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初心”（“人之初，性本善”）。他还说过：“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③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89页。有德行的君子，是不失掉这“四端”、始终保持婴儿般纯真天性的人。显然，要做到“不失其赤子之心”，必须依靠社会教化和个人修养来实现。我们常说，要当好官，就要先学做人；人品不好，官品肯定不好，更难想象其能有良好的党性。人品上乘者，并不必然能当个优秀党员干部；而党性优良者，则必然是人品优异者。党性植根于人性之中，是人性不断优化、升华的结晶；“人之初的本心”是一个党员干部形成“初心”的原始起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隐含着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初心”是每个党员原本都有的，但往往被淡忘了；如果人性中原本就没有向上向善的“最本初的东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就无从产生，教育他“不忘”，就是无的放矢；而既然这种“最本初的东西”人皆有之，就完全可以通过教育和自我修养来发扬光大，也就是要在人性的基础上修养党性。马克思“为人类谋幸福”的初心最早体现于他中学毕业时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并终身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总书记在《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是以此为起点来评价马克思的光辉一生的。这就启示我们，要深刻理解青年马克思的初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深刻理解初心的原始起点和践行初心的有效路径的关系。见微知著、扶隐发微，呵护人的本性中最本初的善端，使它不断发扬光大，不仅能够帮助青少年“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而且也是激发党员干部“初心”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所以，***总书记多次强调“一个人不论活到多大岁数，最宝贵的是历经沧桑仍怀有赤子之心”；④***：《最宝贵的是怀有赤子之心》，2013年7月11日，http://news.cntv.cn/2013/07/11/ARTI1373549062341881.shtml。我们要“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⑤***：《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来自于对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复兴情结的忠实传承

***总书记明确地把物质生活丰裕的“小康”梦想和天下为公的“大同”情怀并列概括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的“两个千年”梦想：“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持天下为公的情怀，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第2版）。这是对“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的深刻揭示。

神话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生命史前状态的追忆，是一个民族面对生存与死亡挑战的最原初的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所生发的第一组文明基因，是一个民族的起源记忆和文化土壤。古希腊和西方神话对人类史前世界的想象是被动的，是不包括人类自觉作为的努力奋斗在内的，人类的一切原初出发点都是天神赐予的，人类的一切原动力也都是天神赐予的；而中华民族“最令人称奇和惊异的地方在于它的一切都是自力更生的结果”。①黑格尔：《黑格尔历史哲学》，潘高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22页。比如，在西方神话里，火是上帝赐予的，或者是“最具智慧的神明”普罗米修斯从上帝那里帮人类偷来的；而在中国的神话里，火是我们的祖先坚韧不拔地摩擦出来的（钻木取火）。面对末日洪水，西方人靠上帝赐予的诺亚方舟来逃生，但在中国神话里，我们的祖先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洪水（大禹治水）。此外，“盘古开天辟地”“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刑天舞干戚”“神农尝百草”等著名神话，体现的都是面对灾难和困难而顽强奋斗的精神。我们每一代人都是听着这样的神话故事长大的，勇于抗争的精神已经潜移默化为中华民族的遗传基因，这就是中国屹立至今的原因。华夏上古神话英雄这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勇于战胜任何“不正常的暂时现象”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复兴情结”的肇基和起源，从而也是数千年来历代仁人志士大无畏的担当精神的信念源泉。②孟伟、方绪银：《***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思想初探》，《特区实践与理论》2018年第1期。

“理极天下之精，文极天下之妙”的先秦诸子学说，是自神话时代以来源远流长、一脉相传的华夏上古文化的精髓凝聚而成的神圣元典。③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徽》，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诸子百家“救时之急、皆务为治”的共同治学初心和主旨，历史地塑造了后来中国整个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个人特别是精英人物面对社会危局和民生困境，应有“夙兴夜寐，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负责精神，“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百废俱兴，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救万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的博爱精神，“杀身成仁、以身殉道”的牺牲精神等等。这承继的正是华夏上古神话英雄“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高尚情怀和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源自于进化、凝聚为本能（DNA）、为先秦诸子所深刻感知和精准表述的优异禀赋。这意味着，对人性中原本就有的善根、善端的发现、呵护和弘扬，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标识所在。

人类已经有五六百万年历史，智人最晚也在30万年前就已出现，阶级社会之前是一个漫长的原始公社时代，所以，数千年的阶级社会不过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未来的“新共产时代”“将是古代氏族（公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复兴），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对摩尔根的这个预言，恩格斯是完全认同的，并将其作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结语和画龙点睛之笔。作为“自伏羲以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所开创的儒家的最伟大贡献，就在于为先秦诸子文化赋予了“复兴”这样一个核心概念，深刻感知并精准表达了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欲求”。这正是孔子的“克己复礼”之“复”与“梦见周公”之“梦”的本义，也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复兴梦想”这个词组的最本源的意义。所以，复兴并非仅只是指衰落后再兴盛起来、再创辉煌，更是指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复兴”小康盛世、进而“复兴”天下大同之世。“小康”和“大同”是孔子以复原“历史真相”的方式，最早为中华民族概括提出的“两个千年”梦想，它既是伟大而深刻的朴素真理，又是动人心魄的真挚情怀；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隐秘愿景，又是人们当下“日用而不知”的价值取向。

不懈追求和不断实现阶段性的复兴梦想，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品格。相对于礼崩乐坏、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春秋乱世，在淡忘了原始公社时代那种生产力极度低下的生存艰辛之后，人人相亲相爱、平等互助、同甘共苦而不相互倾轧的淳朴社会风尚就变成了最美好的回忆。这正是孔子提出“两个千年”梦想的时代背景。从此，复兴“小康”盛世进而复兴“天下为公”的“大同”之梦，就成为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并内化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情结。正是这个“复兴情结”内在地规定了中华民族“历史前进的逻辑”，决定了中国在数千年历史上并不是只复兴了几次，而是像大自然“冬枯夏荣”一般不断出现规律性的复兴；每个家族、每一个区域、每个朝代的每一个仁人志士的每一天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致力于复兴，从而不断地实现着对过往历史巅峰的超越，成就了无数新的历史辉煌。诸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类的信念，并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循环史观”，而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复兴史观”，更是中华民族历朝历代仁人志士的使命担当。这个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不断复兴的过程，而绝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循环过程。

中华民族越是在面临“大灾大患”的时候，“复兴情结”的内在动力作用就越是巨大，实现复兴梦想的坚强意志就越是锐不可当。正是“复兴情结”激发康有为在中华民族遭遇亡国灭种空前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写出了气势恢宏的空想社会主义巨著——《大同书》。其宗旨是：“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①康有为：《大同书》，李以珍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8页。全书以现实社会“只有苦没有乐”为开篇，以未来大同社会“只有乐没有苦”结尾。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虽然与康有为在救国救民路径的选择上截然不同，但对孔子复兴大同的理想却同样是心萦魂绕、梦寐以求。他把变现实的痛苦世界为和谐的大同世界看作人类进化的最终目的，明确地说:“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②《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页。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他们虽然同样吸呐了源自欧洲近代的社会主义理念，但他们的大同理想却都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独有的“复兴情结”之中的，体现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中华智慧。他们在近代时局和知识背景下对古老的大同理想的重述和追求，在偶然中昭示了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即将以扭转乾坤之势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必然。可见，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大同情怀”，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获得无限生机的深厚文化土壤。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近代仁人志士未竟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完成者，其最深层的精神动力也是植根于实现天下大同的“复兴情结”之中的。毛泽东和康有为、孙中山一样，也常常借用“大同”来表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意味着，就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而言，中华民族古老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理想并无本质不同；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找到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由之路。新中国诞生之初，毛泽东还指示将康有为的《大同书》印发给每一位中高级干部，要求他们结合《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起学习和思考。这可以视为他给社会主义新中国赋予的灵魂、初心和神圣使命。***总书记的讲话中也经常引用“大同”概念。比如2014年3月，他在法国巴黎的两次重要演讲中都强调指出：“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这意味着，重新获得表述的“大同”理念，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终极理想。而实现全面“小康”，不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理念，更是我们已触手可及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③***：《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我们即将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实现“第一个千年”梦想。在“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为世界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谋大同”等伟大理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正式开启“第二个千年”目标的追梦之旅。这既传承着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情怀，更传承了毛主席当年“改造中国与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宏大抱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懈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执着信念和必胜信心。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来自于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

爱国情感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最早可追溯于原始人类固有的捍卫其生存资源的“领地意识”。***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中华文化中，很核心重要的一条是爱国。人、家、国、天下，一层层递进。爱国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爱国情结也是深入骨髓。”

屈原灌注于其所有诗篇中炽热无比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以及“九死而不悔”地“上下而求索”爱国之方和不惜以身殉志的爱国之行，全面继承和升华了自远古以来华夏仁人志士固有的殉道者传统，并给这一伟大传统赋予了感天动地的强大情感力量，使爱国主义精神从此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系统的固有情结，始终强烈感染着两千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比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典型的屈原精神的“宋末版”——他处在内外危机重重的南宋末期，具有“国有大灾大患，不容不出身捍御”的使命感，这正是他强烈的爱国情感的体现。从爱国之方的抉择看，他的爱国并没有局限于为“圣上”的江山拼却一死，而是更鲜明地表现在要求革除南宋朝廷弊政（“社稷安危之权，国家存亡之故，不在于境外侵迫之寇，而内之阴邪，常执其机耳”）的种种努力上，即以“生斯世、为斯民”为宗旨，“持（改革）不息之心”，求“安民之道”“淑士之道”“节财之道”“弭寇之道”（亦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救国兴国强国之方”或“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以达到“天下为公”“才物各得其所”的美好理想。从爱国行为的表现看，他认定世道险阻之日，正是“圣贤”传承学道、平治天下之时，绝不能安于“蓄其才德而不施于用”，而应当象及时雨那样泽被天下，这是仁人志士不可推卸的天赋使命：“天之生贤才，初意岂无为，民胞物同与，何莫非己累？”①文天祥：《文天祥全集》，熊飞等校点，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1987年，第4页。“圣贤非坐视民物之屯者”。②文天祥：《文天祥全集》，熊飞等校点，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1987年，第387页。在这种崇高追求中，文天祥以“社稷为重，君为轻”，坚持为了民生社稷，“别立二王”不失“为忠”，跟着皇帝去卖国偷生求荣则“非忠”。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毁家纡难，虽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直到以身殉志。文天祥的胸怀、抱负，始终是以“民胞”“民物”“民生”和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的复兴和民众的福祉是他的忠爱所寄。因此，尽管他身在燕京地狱般的监牢里，并自知已不久于人世，却还在无比深情地为百姓祈福：“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粮；我命浑小事，我死庸何伤！”③文天祥：《文天祥全集》，熊飞等校点，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1987年，第587页。

***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以自己的独特精神著称于世。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④***：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第2版）。爱国主义是其他民族也有的，但为什么唯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在民族精神构成中居于“深入骨髓”的核心地位呢？其原因正在于它是与中华民族独有的“复兴情结”融为一体的，总是引导人们把爱国主义精神聚焦于对民族复兴的热切期盼，激励人们对实现民族复兴充满必胜的坚定信心、充满不惜为之牺牲一切的奋斗激情。它本质上是“复兴情结”的载体和呈现形式，所以“爱国情结”也完全可以等同于“复兴情结”。这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的独特禀赋，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突出的优势，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撑，从而铸就了中华民族最独特的历史命运——它不仅曾使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而且赋予了中华民族及其文明“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顽强生命力。所以，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也成为形成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情感源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她的百年史是古今中外最辉煌的一部爱国主义奋斗史、创业史。

四、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来自于对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的使命担当

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历经过苦难的民族，才有对复兴深刻的渴望。我们祖国历来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历来都是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中央之国。然而到近代，中国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被西方列强逐步推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被不断激发和高涨的过程。以“数十年必死之生命”，使历经劫难的祖国一变为“五洲无比之国”“至强之国”，从而为中华民族创下“亿万年不死之根基”，是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爱国政治集团所共有的梦想和“初心”。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到义和团的悲壮起义，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披肝沥血、前仆后继。这些顽强奋斗和流血牺牲都没能使中国摆脱危机与灾难，但绝不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救国救民斗争热潮中所表现出的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激励后来的爱国者进一步探索新的救国救民道路的强大动力。

毛泽东指出：“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4页。他亲自为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的碑文，把从鸦片战争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自由，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仁人志士，与献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烈士并列为新中国永远纪念和缅怀的人民英雄，清楚无误地表明他从未把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看作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立的片断，而是把它看作整个救国兴国强国历程的延续和必然结果。可见，我们党的“初心”是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最直接传承。

五、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来自于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胜信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②***：《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敏锐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真理中看到了拯救中华和振兴中华的根本出路，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且通过不断探索践行“初心”、实现梦想的具体路径，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终于使近代史上那些“无力回天”的仁人志士的遗愿一一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实现，把实现“中国梦”带到了“三个前所未有”的临界点上——“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可见，较之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成功，就在于终于找到了一整套科学有效的“救国兴国强国之方”，圆满解决了践行初心、实现梦想的路径依赖问题。这个路径内在地包涵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包涵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最终集聚为践行初心和实现梦想的正确道路、科学理论、优越制度和独特文化。

人们做某件事的最初的愿望、最初的原因——初心，是目标、路径和方法的有机统一体。在我们党的“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之中，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是目标；而两个“谋”字所包涵的则是路径和方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总书记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①***：《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求是》2019年第15期。也就是说，党之初，心本红，红就红在建党时她就不仅是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目标和使命的，而且在路径和方法的选择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坚定信仰、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这是我们党的“初心”与近代仁人志士的“初心”在内涵上的本质区别所在，也是两者高下优劣、成败得失的根本标识所在。可见，这个初心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是中华民族圆满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世界谋大同”的法宝。所以***总书记反复告诫：“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们要固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②***：《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9期。不然的话，我们的党就会改变性质、失去人民的拥戴，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失去富强的未来，我们的民族就会改变命运、失去复兴的机会。

明朝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是儒家心学的集大成者。有人说，未有阳明心学之前，很多人也懂得凭良知做事，但“日用而不知”；有了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之后，大家开始自觉自为地凭良知做事。从这个视角把握***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论，其意义之伟大，不言而喻。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中的心路历程的高度概括，又与儒家传统心学所推崇的“发明本心”“复其本心”“不失本心”“不失赤子之心”“致良知”等理念一脉相承、交相辉映，还与近代仁人志士的梦想和追求血脉相通，因而是一个既具有“大本大源”又具有鲜明时代性、现实性的伟大创新理念。

“学在知其所有，又在养其所有。”既然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人性根源、民族性根源、文化根源、时代根源、理论根源，那么，我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常态化教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要在形成“初心”的这五个源头上激活“初心”，通过“常知得”“常记得”“常存得”“常提不放”的唤醒和存养功夫，持之以恒地涵养初心、升华初心、守护初心、践行初心，在以知促行、知行合一的心性修养过程中有效化解“实然性”与“应然性”的差距和矛盾，不断强化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