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创办始末初探

彭艳艳

“三来一补”企业，是指从事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企业。本文所研究的深圳市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是指1978年在宝安县①宝安县始建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更名为东莞县，明万历元年（1573年）分东莞县置新安县，并建县治于南头，辖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市及香港部分区域。民国三年（1914年)，新安县复称宝安县。1958年，为了加强边境管理，原属惠阳县的横岗、龙岗、坪地、坪山、坑梓、葵涌、大鹏、南澳和原属东莞的新美（今光明农场）都划入了宝安县。1979年，国务院批准将广东省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建市之初辖深圳、南头、松岗、龙华、葵涌、龙岗6个区。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创办的石岩上屋热线圈厂，该企业的创办是深圳乃至中国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微观缩影，这是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所在。宝安区文物管理所在筹建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时，采访了部分该企业的亲历者，搜集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资料，并将其整理汇编成册，②李景维主编：《深圳市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创办与发展》，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年。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资料借鉴。基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收集整理的亲历者口述史料、手稿、信笺等文献资料，本文梳理了与深圳市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有关的若干问题，包括分析其创办的时代背景、回顾其创办的艰辛历程、总结其历史作用，进而彰显老一辈领导人及宝安县人敢闯敢试的精神，揭示历史之所然和所以然。

一、深圳市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创办的背景

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创办并非偶然性事件，而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央省、市领导与宝安县人民群众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换言之，是当时中国提升综合国力的目标和国际国内尤其是宝安县的历史现状相结合的产物。

（一）国际政治形势与国家工作重点的转向

20世纪7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为此，抓紧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成为中国遏制霸权主义、捍卫国家主权的当务之急。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也开始解冻，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是中美和解的具体表现。①戴超武：《亚洲冷战史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424页。尼克松访华后，世界上其他国家也纷纷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到1972年底，中国先后同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同这一时期国际政治形势相适应，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发展与西方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加快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的步伐。1971年3月，对外贸易部召开全国外贸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对资本主义市场出口贸易的若干具体政策和做法》，其中强调“对外贸易是对外战线的重要方面，必须紧密配合外交活动和外交斗争，为我国的对外政策服务”。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关于对资本主义市场出口贸易的若干具体政策和做法》（1971年3月），引自戴超武：《亚洲冷战史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417页。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联名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中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四套、化肥设备两套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报告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圈阅批准。③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吿》（1972年1月22日），引自戴超武：《亚洲冷战史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418页。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国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报告还提出了“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的原则”。④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1973年1月5日），引自戴超武：《亚洲冷战史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418页。由是观之，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就开始恢复和发展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开启全面融入现代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进程的序幕。当中国再次把四个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时，如何筹措到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加速经济发展，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邓小平和时任国家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国外。1978年，中国领导人一年中，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邓小平先后四次出访了八个国家。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杜，2002年，第24页。通过出访和考察，领导人不仅看到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看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为我国发展所提供的良机。回国后，他们纷纷向中央建议:“要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学习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速度。”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杜，2002年，第25页。这表明中外的差距已进入党和国家领导的视野之中，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亦在反复酝酿并逐渐走向成熟。

（二）广东省时任主政领导的积极探索与改革尝试

在中央领导人设计国家未来的同时，在素有对外开放传统的广东省的领导人也正在思考并探索发展之路。早在1975年，宝安县委就写报告给省委，提出把宝安县建成供应香港鲜活农产品的基地。1978年1月，广东省上报国家计委《关于深圳口岸和宝安、珠海边防地区建设问题的报告》，得到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支持。3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等部门与广东省联合组成工作组，到宝安县调研建立供应香港鲜活农副产品生产基地问题，并形成会议纪要，上报广东省和国务院审批，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与进一步批示。①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第二卷（1949-1978）》，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82页。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联合工作组在考察港澳经济后，与广东（含驻香港的两家专业公司吴松行和德信行）座谈交换意见。考察组回京后在提交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中强调: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对港澳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的积极回应，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鼓励广东谋求突破，在深圳搞加工区，引进香港的资源进行来料加工，带动深圳的就业，增加居民的收入与政府的税收，同时为落实国家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进行试验和探索。广东省委迅速落实中央的指示和部署。1978年6月20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7月上旬，习仲勋到宝安县考察，他指示宝安县委下决心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尽快缩小两地差距，并提出建立供应香港的外贸商品生产基地，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资办厂，搞来料加工，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等问题。他支持和鼓励宝安县负责人:“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②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二卷（1949-1978）》，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738页。广东省委就举办出口加工区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论证，10月，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提出宝安、珠海的建设目标及相关政策措施。显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邓小平及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广东省就已开始调整政策，并采取了对外开放的初步措施，这正是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棋子”落在广东的必然。

（三）深港两地的经济差异是深层动力

深圳市的前身是宝安县，至20世纪70年代末，整个宝安县域经济仍以农业生产为主。据1978年统计，宝安全县总人口333500人，总户数75852户，总产值890466万元，其中农业508638万元、林业8373万元、牧业98442万元、副业217918万元、渔业57095万元，③深圳市史志办编：《深圳经济特区三十年，1980-2010》，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年，第4页。而深圳对面的香港，早在二战以后，其工业就迅速发展，不仅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更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面对深港两地经济的巨大差距，宝安县大量人口外逃香港，“逃港风”成为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广东省和宝安县的一个主要社会问题，宝安人民期待一场彻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历史大变革。与此同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加工业的高速度发展也造成香港厂房紧张、劳力奇缺且工资水平不断上涨，④当时香港人工工资每人每天需100元，即便3000元一月也很难找到工人。参见《上屋电业厂原副总经理冯志根口述“三来一补”企业资料》，藏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生产成本高、不能满足客商需求等一系列问题，迫使香港厂商向其他地方寻求发展，而与香港近在咫尺的宝安县当时人工工资仅为40多元，⑤上屋热线圈厂刚开始投产的半年时间里，女工一个月的工资仅40多元，半年后大概一百多元。参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上屋社区原党支部书记叶福松口述“三来一补”企业资料》，藏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自然成为港商前来投资办厂的理想之选。显然，深港两地的经济收入与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异成为推动宝安县引入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深层动力。

（四）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落户石岩的偶然性因素分析

如前文所述，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创办有其时代背景，也受到深港两地经济差异的影响，更离不开广东省委、宝安县委主政领导的努力与积极探索，但其最终落户宝安县石岩上屋大队却源于种种机缘巧合。据香港怡高实业公司厂长冯志根（后为上屋电业厂原副总经理）回忆：当时他们在香港有个朋友是石岩人，这位石岩人建议怡高实业公司去他家乡投资，帮助家乡发展经济。①《上屋电业厂原副总经理冯志根口述“三来一补”企业资料》，藏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于是，1977年底，冯志根来到石岩考察，从综合因素来看，认为在石岩设厂可行，并将考察意见带回公司，经过讨论，公司初步拟定在石岩开设工厂。因石岩上屋大队早在1976年就创办了石岩编织厂，且一直与深圳轻工工艺品支公司有较好的合作关系，1978年4月，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联系石岩上屋大队，透露香港怡高实业公司想在石岩开办来料加工厂，生产发热线圈，厂房、工人由石岩方面提供，原材料、技术及产品销售由香港方面负责。②《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上屋社区原党支部书记叶福松口述“三来一补”企业资料》，藏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希望由石岩上屋大队来引进这家企业。石岩上屋大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的视野并最终成为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诞生地。

二、深圳市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创办过程及转型

1978年12月18日，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加工厂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香港电业有限公司下属公司）签订开办来料加工厂的协议书，协议书编号为“深轻宝第001号”，这是港商在中国内地签订的首份办厂协议书，标志着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石岩上屋热线圈厂的诞生。该协议书对合作原则予以如下规定：由石岩上屋大队提供生产工人、厂房、电力等，香港怡高实业公司（香港电业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提供资金、设备、原材料，进行补偿加工贸易，并支付工人工资。③《“深轻宝第001号”协议书》，该协议书复制品现藏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这份协议签订的时间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一致，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酝酿已久的必然？下文将梳理该协议书签订前后的有关情况。

（一）“深轻宝第001号”协议书签订前上屋大队的准备情况

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落户石岩并非一帆风顺。在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询问石岩上屋大队是否愿意引进热线圈厂后，当时上屋大队党支部内存在两种思想斗争，持赞同意见者认为，引进“三来一补”企业能提高村民收入和改善村民生活，而持反对意见者恐引进“三来一补”企业会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帮资本家剥削工人”。④《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上屋社区原党支部书记叶福松口述“三来一补”企业资料》，藏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在分歧下，上屋大队党支部七名支部委员举手表决，其中四人举手同意引进，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上屋大队党支部最终决定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并与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对接后续工作，直至12月，上屋大队和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才与香港怡高电业公司签订协议书。在此期间，深圳与香港两方反反复复谈判，并在上屋大队进行了试产。1978年6月，香港方面再次来到石岩上屋大队考察，通过协商，厂址设在上屋大队二楼办公室，香港还带来简单的电热线圈样品及一些低级的电动机械（需进行脚踏和手摇等手工操作）。随后，上屋大队便开始利用这批电动机械在上屋试产，当时试产女工有二三十人，均为石岩本地女工。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后续协议书的签订及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诞生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二）“深轻宝第001号”协议书签订过程与具体细节

协议书的起草与内容修订工作主要在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的主导下进行。1978年12月2日上午，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程饴谷先生等人、石岩上屋大队罗亚发书记等人及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徐根经理在华侨大厦就创办“三来一补”协议书草案进行会谈，并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⑤《香港怡高实业公司总经理程饴谷先生笔记》，该笔记复印件藏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12月5日，邀请香港怡高实业公司黄刘素娥女士及高庆余先生到石岩上屋大队视察实地情况及商议厂房设备、运输问题、停工赔偿等问题。双方约定先上两条生产线，港方提出运输问题10日前回复，停工赔偿问题11日前回复，并提出日后再进行协议修正。6日，黄刘素娥女士给程饴谷先生回信称：“兹附协议草案及记录两份之印本供参考，有关运输问题本人正着手进行车辆、司机通行证等各项事查询。”①《香港怡高实业公司黄刘素娥给程饴谷先生信笺》，该信笺复印件现藏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随后，港方提出修正协议意见，但因邮递失常数日仍未寄达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港方不得不来深当面协商。13日，香港怡高实业公司高庆余再次到深圳与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晤谈，主要内容有：一是对原协议内容进行了修正，明确协议中“保证不得再接受其他人委托加工发热线圈业务”仅限于上屋公社及该厂，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则不受此约束，因国家政策难予人以专利独享。②《香港怡高实业公司高庆余先生笔记》，该笔记复印件现藏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该条款经修改后的内容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工厂不再接受其他港澳厂商委托发热线圈来料加工业务”，可参见《“深轻宝第001号”协议书》。二是深圳方面盼早日进行投产，故双方在尊重相互意愿的前提下，对接下来的工作步骤和措施作出安排：（1）在协议签订一星期左右，港方可将机器设备及电器应用材料交运输公司到厂，并派员协助安装；（2）在圣诞节后（12月29日前后）将第一条生产线之机器设备列册，预备付运点交上屋公社，同时在新历年后派人协助安装机器；（3）在协议签订三星期左右培训员工，培训工作由冯志根厂长亲自负责，港方再派一电器技术员前去上屋指导及协助，有关训练课程及守则及检验规格，由港方译成中文，并在12月底之前递交上屋方面；（4）双方在协议签订三个星期内商议两条生产线之器材（连附原配件）之价值及有关事项，并签订第一批加工合同。③《香港怡高实业公司高庆余先生笔记》，该笔记复印件现藏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对协议书其他条款并无异议，并建议在12月18日签订协议书。基于以上背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式当天，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联系香港怡高电业公司来深签订“深轻宝第001号”协议书，标志着深圳市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正式创办。

（三）上屋热线圈厂的发展与转型

1979年春节后，上屋热线圈厂在石岩上屋大队办公大楼正式投产，首批工人30多人。1979年底，该厂工人已扩充到70人，并在村委旁边新建一座两层的厂房，把整个生产车间搬了过去。1988年，香港电业有限公司又将50%的生产任务转移到深圳，厂名变更为“深圳电业制造厂有限公司”。随着深圳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三来一补”的企业贸易形式逐渐不适于社会的发展，也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20世纪90年代，深圳市委市政府开始大力鼓励高新技术发展，积极引导原“三来一补”企业升级转型。1993年，该企业由“三来一补”企业转为独资企业，更名为“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并将全部生产线迁至上屋，在香港只保留行政、研发等部门。2003年，该企业在香港的研发部门也全部迁到深圳，随后，该企业又整体搬迁至龙岗大工业区，启用“深圳全能电子有限公司”的新名称，并逐渐转型走上高新技术发展道路，其在石岩的工业旧厂房作为深圳改革开放史的重要见证物被保存下来。2008年4月28日，宝安区投资350万元在“石岩上屋热线圈厂”旧址上建成全国首家以劳务工历史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该馆体现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是普通劳动者的一座丰碑，是深圳改革开放历史的有力见证之一。

三、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历史作用

上屋热线圈厂问世已有40余年，它的规模与产值与后来深圳涌现高科技企业相比，可谓沧海一粟，但由它开启的“三来一补”大潮，却成为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解决劳动就业、增加国民收入和外汇收入、促进深圳早期外向型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对石岩上屋大队村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直接影响

上屋热线圈厂开展大规模生产后，给上屋村民经济收入与社会生活带来直接的影响。收入方面，此前上屋村民在生产队干一年收入仅一百多元，进入上屋热线圈厂当工人后，一个月就能赚到一百多元，年收入较以前至少增长了十倍。社会生活方面，此前石岩上屋大队逃港现象屡禁不止，据石岩街道上屋社区原党支部书记叶福松同志回忆，村里最严重时几乎每一户都有一人甚至多人逃港。①《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上屋社区原党支部书记叶福松口述“三来一补”企业资料》，藏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随着上屋热线圈厂投产规模不断扩大，上屋大队乃至整个石岩村民都加入生产线流水工人行列，当地逃港现象也得到了有效遏制。

（二）在深圳乃至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自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上屋热线圈厂进驻起，深圳很快成为外商到大陆投资的乐土，更成为港资“三来一补”企业聚集地。1979年，深圳签订133个“三来一补”协议项目，协议投资1193万美元，实际投资989万美元。②董建中主编：《深圳经济变革大事》，深圳：海天出版社，2008年，第27页。尤其是在深圳原特区外的广大区域，“三来一补”企业更是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公路沿线交通便利的农村都充分利用祠堂、公社饭堂、大队部，将其改作临时工业厂房，仍然供不应求。众多“三来一补”企业在深圳落地生根后，随之带来的是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和技术的引进、人才的培养以及资金的积累，从而为兴办“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资企业）和促进产业升级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依靠“三来一补”企业带来的最初繁荣，深圳还为内地劳动力提供了就业门路，帮助部分贫困山区和家庭脱贫致富，为发展生产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大批“三来一补”企业进驻深圳的同时，深圳又借助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逐步吸引大批内地外贸国有企业来深圳设立外贸窗口企业，使深圳成为中国外贸进出口的重要通道和基地。经过几年的开发建设和内联外引，深圳逐渐发展为内地封闭经济与世界经济对接的一个窗口，在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和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起了重要的探索和示范作用。

四、结语

深圳经济特区40年的发展源于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源于大胆的探索和实践。40多年前，深圳市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创办正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时任各级领导及宝安县人民群众解放思想、抢抓时代机遇与大胆探索的结果，它的创办得益于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支撑，它掀开了深圳大批引进外资兴办“三来一补”企业的新篇章，并作为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历史缩影永载史册。40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再次赋予深圳特殊使命，要求深圳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这是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历史成追忆，梦想再出发。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一年。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期待深圳能够继续弘扬敢闯敢试的开拓精神，大胆闯、大胆试，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发挥引领作用，进而为世界后发国家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