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慈善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陈东利

面对现代性带来的贫富分化、环境破坏、道德滑坡等现象，我们亟需社会疗效，而慈善则扮演着治疗市场化病症的重要角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儒家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民族优秀思想而且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达两千多年之久，并且至今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中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和谐社会需要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要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使人类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仍然需要汲取儒家思想的智慧。

一、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慈善观

对传统慈善事业产生最大影响的莫过于支配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了。儒家仁爱思想中所蕴含的伦理观念在一脉相承的基础上不断发扬，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自古以来就有互助互济、扶弱济困的慈善理念与各种可操作的实践方法。它的诸多思想对国民的慈善行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对国人的道德观念和完善人格的塑造至今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慈善观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集中体现在“仁者爱人”“恻隐之心”“养民也惠”“天下大同”的主张上，对后世慈善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仁者爱人”：仁爱思想是儒家慈善观的核心内容

春秋时期以来，“仁爱”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道德情感与伦理规范相结合的表现。“仁”，从身从心，原本指对人亲善或有同情心。“仁学”就是“人学”，就是以人的内心修养为根本，使“仁”的精神普施天下。作为做人的基本规范和协调人际关系的准则，“仁”成为孔子慈善思想的核心来源之一。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善即为仁，而仁就是“爱人”。

首先，“爱人”首要“爱亲”。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①《论语·泰伯》。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②《孟子·尽心上》。这也说明儒家的“仁爱”思想是有差等的爱。“爱有差等”的观点基于“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③《孝经》。的思维观念，这是由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典型的乡土社会，具有封闭的家族本位特征和人情味浓郁的伦理本位决定的。其次，“爱人”还应“泛爱众”。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④《论语·学而》。这说明儒家的仁爱是以“亲亲”为核心的同心圆，由内向外的扩散，而“泛爱众”实际上也只是对整个家族或氏族的道德责任。及至汉代，儒家仁爱思想中所体现的伦理观念进一步张扬。由“爱有差等”发展为“博爱为仁”。再次，要求行“仁”于天下。“仁”的主张就是“仁者爱人”，要求统治者体恤民情，反对苛政。其道德践履应从为仁之本的“孝悌”和成圣之法的“忠恕”两方面来实现，特别体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⑤《孟子·尽心上》。正是要求人们以博大的仁爱的胸襟去爱世间一切。唐宋以来，以博施济众为己任的泛爱伦理充分发展。北宋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也主张“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⑥《张子正蒙注·中正篇》。虽然是以“爱亲”为核心，儒家“爱人”思想一定程度上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超越宗法关系和社会等级的博爱。从爱人的心怀出发，便会引出博施济众的行为，这正是历代志士仁人进行慈善的意识基础。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士子儒生，《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刻画了这样一种自治理念，他们多以此相劝勉，竭力兴办慈善事业。仁爱的核心是对人的价值、人格尊严的尊重，这也是慈善伦理的根本价值和意义所在。

（二）“恻隐之心”：悲悯情怀是儒家慈善观的情感驱动

孟子的“性善论”是儒家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这里的“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怜悯心，与西方思想家的慈善观点是相似的。在孟子看来，人人都具有善的自然趋向和潜在能力。正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中国民众所爆发出的爱心与井喷式捐助。而所有的这些慈善行为都是发自人的内心深处的，是人性之自然。“恻隐之心”还表现在对于生灵所表现出的爱怜情感。据记载，有一次梁惠王准备用牛作供品来祭祀，但看到牛恐惧和颤抖的样子而于心不忍，便没有用它来祭祀。孟子说这种情感是一种“无伤之仁”，恻隐之心的本质是一种对生命的深深怜爱、关怀和悲悯情怀。在爱有差等的差序格局之上，孟子所提倡的“仁”与“爱人”向更广大的非血亲的人际关系层推衍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情怀。

中国传统的慈善理念，正是基于孔子的仁爱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论，把慈善看成是人的良知的表现和自我修养，充分展现了人的慈善之举的人文内涵和内在潜质。情感在近代哲学中属于非理性范畴，西方近代思想家休谟、卢梭和亚当斯密的情感论就被冠之以经验主义。“同情”在理性主义那里，被看作是盲目的、偶然的、不可持续的德性，康德认为同情德性没有道德价值。其实，儒家不仅讲担当和责任，也讲情感和美德，是道义论、功利论和美德论的统一，便于更好地论证慈善行为的心理机制和情感动因。“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是引发人扶危济困、救助弱者等行善举动的心理根由。这样的不忍之心在极端事态中得到了十分清晰的表现，在危难面前，人的善的趋向非常强烈，驱使人们采取有力的行动，以求得心安。

（三）“养民也惠”：民本思想是儒家慈善观的治国方略

殷商时期就已经初步具有了民为邦本的思想萌芽，周公旦进一步提出要敬天、明德、保民，受命天子应该以民为本，体恤万民。到了春秋时期，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孔孟继承并进行了更加深刻的阐说，从而使民本思想成为儒家学说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成为中国官办慈善的重要思想依据。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名闻天下，为后世总结为“内圣外王”，仁爱之心为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外。孔孟“内圣外王”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统治者治国理政，也推动了中国慈善官办事业的发展，将慈善伦理与政治伦理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慈善伦理的显著特点。民本思想是历代王朝统治者实行种种慈善利民政策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也是中国官办慈善事业相对发达的思想根源。

儒家从重视民生出发，倡导富民思想。儒家经典《周礼》提出“保息养民”的六项措施：“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孔子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①《论语·公冶长》。“养民也惠”由此得来。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②《论语·宪问》。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③《孟子·尽心下》。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④《荀子·哀公》。由上观之，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内涵已经相当丰富和完善。孟子要求君主应推恩于民，尤其是关心弱势群体，并充分论证了君主的“惠民”政策与“得天下”的关系：百姓支持，万民归附，自然会赢得天下。

（四）“天下大同”：社会理想是儒家慈善观的目标旨归

孔子在《礼运大同篇》中提到大同社会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孔子讲：“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皆有所养。”⑤《礼运大同篇》。孟子讲：“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⑥《孟子·滕文公上》。两人均认为讲信修睦的和谐社会是一种美好的社会蓝图。“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对后世思想影响深远。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清末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是受孔孟思想的影响而作。康有为也曾极力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并赋予“大同理想”以现代意义上的新内涵。康有为言：“人类平等，人类大同，此故公理也。”⑦（清）康有为：《大同书》。在这种对理想社会形态的描述中，深刻体现了儒家对社会弱者的伦理道德关怀和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对“天下大同”社会理想的向往，两千多年来一直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而当富有相似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处于灾难中的中华民族便产生了持久的共鸣，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大同世界”的理念是人们对一个充满着人道关怀、人际关系融洽互助、合法权益有所保障的理想社会的企盼，这一理想蕴涵了丰富的慈善伦理思想和道德追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

综上所述，儒家的慈善观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仁者爱人”的仁爱思想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的问题，为现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渊源；“恻隐之心”的悲悯情怀并不是哲学概念的实践理性，而是自律的道德践履和人性的终极关怀；“养民也惠”的民本理念将慈善理念从一种君子人格升华为一种社会公正的必要，从个人的道德要求提升为社会的责任和应有制度的保障；“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为与共产主义社会有某些相似的价值理念，儒家历代仁人志士为实现这一崇高理想而在慈善道德实践中付出努力。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其理论渊源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源泉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人类诞生以来，就生活在共同体的形态之中，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共同体”概念其实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康德的“伦理共同体”，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以及哈贝马斯的“世界共同体”等等，从哲学、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等角度广泛思考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共存的可能性，无不闪烁着思想巨人的智慧之光。①赵红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之思》，《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1期。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他的“城邦共同体”充满了浓墨的政治色彩；与依靠强制与强权的政治共同体不同，康德的“伦理共同体”的建构靠的是感召和人心，是道德义务；而哈贝马斯的“世界共同体”基于理性人的法律认同，作为共同体中的成员，每个人都应得到对其完整人格的同等保护和尊重。哲学家黑格尔将伦理共同体的实体理念推向极致，认为伦理实体是蕴含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社会关系与包含差别对立的社会共同体，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都是普遍性的伦理实体。其中，家庭是天然的直接的伦理实体，国家则是伦理实体的最高形态——“是探讨一种作为人类共同生活、基于价值合理性、自由联合的主权政治实体”。②肖玉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之维》，《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马克思那里，集中体现人的社会性的共同体将经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抽象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指由血缘、地缘等具有自然属性的联系纽带维系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体是无条件服从的；虚幻抽象的共同体，是指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处于分离状态的共同体，虚幻的是无法真正体现个体，抽象的是共同体的属性仅仅停留在政治与思想层面，而在现实利益层面人们的关系仍然是对抗性的，体现在近代西方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个体本位中。马克思进而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与“虚假的共同体”相对，“真正的共同体”主张建构国家与社会和谐共生、个体与集体共同发展——即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

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在人类文明之初，人类就已经萌发了对自身完美和谐发展的追求。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人格或君子人格，而古希腊先哲们所追求的完人，是在理性支配下身心健康发展的人。马丁·路德提倡宗教改革，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使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康德强调人的本身的价值，确立了“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人文价值理念；黑格尔在前人的基础上，运用辩证法对“人的理性”抽象出属人的“绝对”，以此达到人的实现。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历代思想家并未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什么是人的全面发展？费尔巴哈认为“人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理应过一种真正符合人的本质的生活”。受其影响，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①郑琦：《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论述，是人的本质理论的拓展和延伸。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在获得解放之后形成的共同体，正是因为每个人力量的有限性、生命的脆弱性、能力的不全性，人们才通过共同体的方式联合个体人，来持续和发展人类自身。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来看，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群体。在这样一个联合体中，个人才能够实现自由的个性，达到和谐的状态。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儒家思想源泉

“和而不同”的文化思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和”文化，延伸到当代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和睦、爱好和平、倡导和谐，数千年文明史造就了独树一帜的“和”文化。“和”文化坚持的是“礼之用，和为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格局；追求的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界；秉持的是“天下为公”“万邦和谐”“万国咸宁”的政治理念；讲究的是“和而不同”“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哲学思想。“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吸收“和”文化精髓，结合新时代要求，提炼升华而形成的一种价值观。2014年5月15日，***总书记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讲话，从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的视角阐释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民族基因，提出“和”文化“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2017年1月18日，***总书记在联合国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时提出：伙伴关系要“平等相待、互商互谅”，文明交流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生态体系要“尊崇自然、绿色发展”，上述这些原则都是对和平、仁爱、天下一家等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尊重不同文明，我们向往天下大同，我们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②肖玉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之维》，《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儒家伦理观念中“和而不同”的文化思维、“求同尊异”的处世态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底色。

“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荀子言：“四海之内若一家。”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分别提出过“世界大同”说，这是贯穿历代儒家社会理想的一条主线。这一社会理想中蕴涵着丰富的博爱、正义、民主、自由等原则，是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是儒家治国理政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历代政治思想家所向往的社会目标。大同社会追求的是人类的和平共处，倡导的是人类的共同进步，这一价值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发展休戚相关，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国际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均衡加剧，是导致整个社会动荡和混乱的原因之一。正如***总书记所言：“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这就要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导向，从全球治理观出发，建立一个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国际新秩序，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与发展。***总书记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说，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过得好。这一思想超越了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表达了中国对“天下一家”的美好愿景与实现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价值追求，是对儒家“世界大同”社会理想的传承、弘扬与发展，儒家伦理观念中“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目标。

“义利统一”的价值取向。“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基本范畴与核心问题，仁义道德是儒家思想之核心，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义为先”“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等义利观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这不仅体现在道德与利益“鱼和熊掌”的取舍问题，更体现在个人与社会、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及处理国际关系上。人的生存与发展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而道德是人类最本质的需要，要坚持矛盾的统一——“义利统一”的价值取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始终坚持儒家义利观，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讲道义，在全球治理中提倡“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他指出：“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①***：《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7月5日。中国坚持在外交活动中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如远赴非洲大陆援建铁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的援助与支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表明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与发展成果，体现了中国的胸襟与担当。儒家伦理观念中“义利统一”的价值取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

三、儒家慈善观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

（一）儒家慈善观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人本慈善理念，在这种精神指引下，社会上无论是有识之士还是普通劳动者，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仁爱之心行良善之举，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慈善事业不断进步的一种不竭动力。仁爱、慈爱、关爱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是个体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事物深厚真挚的心理倾向，现代慈善精神更多地体现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对生命的心灵关爱，尤其是对“陌生他者”的无私关怀和奉献精神，倡导一种普遍互助、博爱共享的价值观。它已超越了传统的施舍或恩赐的含义，具有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更高意义的人文关怀的新内涵。

马克思一生所关心的首先是人应该是什么，他从实践的角度对人的本质问题先后做出了三种界定：一般的类本质（即生产劳动），特殊的社会本质（即社会关系的总和），个别的个人本质（即人的需要）。第一，人的自觉自愿的劳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特征。他谈到：“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页。第二，人在其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至于如何认识人的本质的，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慈善观念作为一种利他的价值观念，在克服了人的片面性之上建立了和谐多样的人际关系，从而使个体获得全面的发展。第三，人的需要是内在动力。个人本质即人的个性，是指个人的自我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个人特有的气质、性格、情感等因素的总和。马克思说：“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39页。对物质的需要和对利益的追求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的需要是把任何社会联系起来的天然必然性和内在驱动力。

在《决定》第八条“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提出了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并且在第三条中提到了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追求正义和真善美的东西，要求社会对每一个个体及人们相互之间要有爱心和同情心，尤其要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为什么要帮助弱势群体？是为了整体利益吗？恰恰是因为他们是人，马克思主义谈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每个人的生存发展权利是平等的。如果由于社会制度的安排使一些人处于弱势地位，那么他们就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只有在以人为本观的引导下，社会的慈善事业才能不断地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价值的最好诠释。

（二）儒家慈善观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①《论语·季氏》。这里孔子提出了当政者施行慈善以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思想。以“均”解决贫富矛盾，以“和”凝聚人心，以“安”维护社会安定。儒家慈善观支撑的中国慈善事业，不仅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精神道德水平，而且可以促进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让更多的当代民众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而这一理念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观念是保持社会稳定、活力与和谐的一种支撑与保证。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任何一个社会，要想保持稳定的秩序，就必须通过各种制度设计把贫富差距控制在适度的水平。至于适度，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有过精妙论述，与孔子的中庸之道有相似之处，董仲舒曾提出“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由慈善思想引导的社会再分配机制的运转也就是第三次分配，不只可以再分配物质资源，更可以在不同个体之间创造和维持一种情感，或者说是生命的共同体感。这种共同体感让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感受到社会并没有抛弃他们，进而对整体社会秩序具有认同感，才有可能通往“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理想社会。

***总书记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到过中国一句经典：“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需要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基础，其中公平正义是推动建设国际新秩序必不可少的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

（三）儒家慈善观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道德责任的价值诉求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②《论语·雍也》。就是说，自己想要有所成就，也应帮助他人有所成就；自己想要通达明晓事理，也要帮助他人通达明晓事理，这是人之为人的一种责任。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贫而不可得也。贵而能贵人者，欲贱而不可得也。达而能达人者，欲穷而不可得也。”③《说苑·杂言》。意思是说，自己富有且能帮助他人富有的人，即使想要贫穷也不会得到；自己富贵且能帮助他人富贵的人，即使想要贫贱也不会得到；自己通达明晓事理且能帮助他人通达明晓事理的人，即使想要困顿潦倒也不会得到。由此可见，察己知人、推己及人，可谓仁者之心、天理所在。一个有德性的人，应该关心他人的价值、生存与发展，与他人实现共同生存与发展。北宋长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名言深刻体现了他代表的中国古代仁人志士深沉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深刻影响到儒家慈善观。

康德在其名作《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道德“不是以符合个人或他人的幸福为准则的”，是“绝对命令”，是“应当如此”，这就是所谓的“道德责任”。康德是道义论的代表人物，他的“道德责任”表明，人们只有彼此尽义务才能更好地维持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和谐共存，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表达，而不是情感主义的逻辑。“道德责任是指我们对自己已经做出的行为或我们的品格所负有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存在与否，决定了我们是否应该受到谴责或称赞。”①毛兴贵：《亚里士多德论道德责任》，《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责任所包含的道德强制力和道德理性，是所有道德规范中最多的，也是社会的道德要求和个人道德信念结合得最紧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处于最高层次的道德规范。”②王元骧：《康德美学的宗教精神与道德精神》，《浙江学刊》2006年第1期。康德从道德责任出发，把理性主义原则、善良意志、道德规律等有机联系和统一起来，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马克思说过：“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9页。道德责任是人实现自我和完善自我的一种价值诉求。在儒家慈善理念中，慈善责任是爱心的延展、深化和理性升华。“个人慈善行为只有出于任才是真正的慈善行为，才能实现行为的确定性和普遍性。”④武晓峰：《情感、理性、责任：个人慈善行为的伦理动因》，《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2期。有了这种道德责任，慈善不再仅仅是对贫困者尽的仁爱之举和人道之情，更是对社会和谐、公平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道德责任的价值诉求。

结语

2017年12月1日，***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儒家文化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和谐生存的文化，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种厚德、包容、仁爱思想情怀，不仅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基础和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