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亨利贞：孔子之前儒学孕育期的演进历程

郭海鹏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中流砥柱。钱穆在《孔子传》序言中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2500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2500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①钱穆：《孔子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儒学是由孔子在广泛总结吸收上古礼乐制度和典籍精华的基础上创始的。孔子之后，儒学的演进经历了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明清实学诸阶段。孔子之前是儒学的孕育期，可以用“元、亨、利、贞”四阶段来描述。《周易·乾卦》卦辞“元亨利贞”，被称为乾卦四德。朱熹将此解释为万物发展的四个阶段，“物生为元，长为亨，成而未全为利，成熟为贞”。四阶段结束后又从头开始，称为“贞下起元”。以此划分孔子之前的儒学孕育期，最早的三皇时期是中华农耕文化的诞生期，为“元”；五帝时期尧舜之道彰明，为“亨”；夏、商、西周三代文武之道和礼乐文明成型，是其繁盛期，为“利”；从东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至孔子创立儒学，是其成熟期，为“贞”。

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上述四阶段分别对应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从古文明比较的角度来看，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轴心时代”，①Jaspers, Karl (1949),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in German) (1st ed.), München: Piper.中译本：[德]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的》， 魏楚雄、俞新天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彼时古希腊、古犹太、古波斯、古中国和古印度文化不约而同都发生了对各自传统的一次突破和飞跃。在这几大轴心文化中，中华文明是唯一独立起源且没有中断的。本文以“元、亨、利、贞”四阶段阐述孔子之前儒学孕育期的演变历程，并辅以考古学佐证和古文明的比较，以阐明中国文化在源头处即表现出的独到特色。

一、元：鸿蒙初开的三皇时代（石器时代）

据文献记载，中华文明的源头可追溯至上古时代的三皇和五帝。司马迁《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从黄帝开始，《尚书》则从五帝的最末两位尧、舜开始。唐代司马贞为《史记》补撰的《三皇本纪》从五帝向上推至三皇，把三皇说成是继燧人氏之后相继兴起的伏羲、女娲和神农。东汉《白虎通》另有说法：“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燧人、神农也。或曰：伏羲、燧人、祝融也。”清《尚书大传》依次列燧人、伏羲和神农为三皇。本文取此观点，认为三皇是燧人、伏羲和神农。

据传三皇的贡献分别是：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熟食；伏羲氏画八卦，正五行，定人道而化天下；神农氏种五谷以为食、尝百草以为药，制耒耜以教民农作。从考古学的观点看，三皇时期大致可以分别对应上古原始社会石器时代的三个发展阶段：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燧人时代相当于采集狩猎、原始穴居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学会用火和熟食，体质有所提高，但尚未识人伦。伏羲时代相当于渔猎畜牧的中石器时代，已开始畜牧并有夫妇之伦，但尚未识农耕。神农时代相当于开始农耕定居的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万年—前3500年），②苏秉琦主编，张忠培、严文明撰：《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已经学会了农耕技术，原始农业开始逐渐发展。

20世纪的考古发掘为中华文明探源问题提供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实物材料。1929年在周口店发现了距今约70万年到20万年的北京人遗址，是华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早期文化最丰富的遗存，他们已经懂得用火和吃熟食，或可对应于燧人时代。

20世纪后半叶的考古挖掘发现了诸多分布广泛的距今约七、八千年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包括中原地区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文化”、河北境内的“磁山文化”、黄河中游的“大地湾文化”或“老官台文化”、淮河流域河南舞阳的裴李岗文化分支“贾湖文化”和长江流域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粟、黍及稻类作物和驯养猪狗鸡的遗存以及数量众多的渔猎和农业石器工具，其中贾湖文化还出土了20多支世界上最早的吹奏乐器骨笛以及17例在甲骨上契刻的符号。这些文化遗存表明当时中华文明已整体进入了“耜耕阶段”，并呈现出“北粟南稻”的格局，或可大概对应于伏羲时代到神农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

到了新石器中晚期，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1921年首先于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并以之命名的“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遗址分布广泛、文化内容丰富，是掌握了发达农业技术的新石器文化。其它的还有位于黄河上游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下游山东泰安的大汶口文化等。这一时期农业村落密集，规模较大，劳动工具更加精细，粮食作物品种多，储存量也大，有的还出土大量酒器。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原始农业已经比较发达了，或可大概对应于神农时代晚期。

到三皇时代晚期即仰韶文化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农耕聚落可谓星罗棋布、交相辉映。考古学家苏秉琦把中国古文化分为六大区系类型：③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5页。（1）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2）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3） 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4）以山东及其邻境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5）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当时中国农业文明的聚落分布广泛，生活与生产形态同中有异、各具特点，可以用“南稻北粟、满天星斗、多元一体”来描绘。

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起步早、影响大、分布广、多元化、繁盛晚、持续久”的特点。“起步早”指的是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期的“裴李岗文化”证明，早在8000年前汉族的先民们已开始在中原地区定居，从事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生产活动，时间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约公元前5800年）①布赖恩·费根（Brian Fagan）：《世界史前史》，杨宁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229页。不相上下。考古学家赵世纲曾说：“西亚的新月形地带和中国的嵩山东麓，好像东西并列的两座灯塔，远在八千年前，同时出现在亚洲的两翼，标志着东半球进入了‘农业革命’新时代的黎明时期。”②赵世纲：《关于裴李岗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影响大”是说在各大古文明中，古埃及文明受尼罗河及临近沙漠的地理条件限制相对孤立而影响有限，古印度文明延续了仅1000年（约公元前2600年－前1500年）左右即告消亡，只有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中华文明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原生文明。“分布广”是指中国古农耕文化涵盖的地域幅员辽阔，比其他三大古国地域的总和还要大。“多元化”是指中华文明不是从一个地方起源的，而是多元化的，只是后来中原地区的发展越来越突出，最终成为中心。“繁盛晚”是指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在约公元前3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也在约公元前2600年左右就产生了较大规模的城邦和王权国家，而中华文明尽管发生农业革命早，但一直到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700年）才产生类似的王朝国家。③最近在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勘探发掘的 “河洛古国” 都邑遗址测定年代距今约5300年，可能将中华文明的繁盛期大大提前。“持续久”是指中华文明是四大原生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绵至今的。概而言之，土生土长、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连绵不绝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文明比较突出的特点。

二、亨：尧舜之道凝定的五帝时期（铜石并用时代晚期）

司马迁《史记》首篇《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黄帝为华夏族部落联盟领袖，起于“神农氏世衰”之后。 据《史记》记载，当时“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神农氏莫能征”，“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还有“炎帝欲侵凌诸侯”之害。黄帝“修德振兵”，先“与炎帝战于坂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接着“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之功首先在于平定诸侯和草创国家。据传其在位期间，大力发展生产，造官职，定衣冠，兴文字，作乐器，制舟车，推历法，创医学，播百谷草木，驯鸟兽虫蛾，被推为“华夏始祖”。

据《史记》记载，黄帝去世后，其孙颛顼与曾孙帝喾先后继位。颛顼的一大功业是“绝地天通”，即实施了宗教改革，设置了专门负责与神灵沟通的祭司，禁断民间私人与神沟通的活动，解决了当时原始宗教“人神杂糅”的乱象。《尚书孔氏传》说：“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

《史记》描述帝喾是一位公正简朴、深受大家爱戴的仁君：“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他的一大功业是颁行历法，使农民能依照时令节气耕作，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大戴礼·五帝德》云:“帝喾夜观北斗，昼观日，作为弦、望、晦、朔，迎日推策，爻策占验，推算历法，穷极变化，颁行天下。”《疏》云:“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时节。”

尧为帝喾之子，因封于陶、唐二地而得号陶唐氏，故又称唐尧。《尚书》首篇从帝尧开始。《尚书·尧典》开篇写道：“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里首句从内圣而言，称颂尧的德行，钦敬、明察、文雅、思敏、宽宏大度、忠信谦让，名闻四面八方，至于天地上下。次句从外王而言，叙述其德行由内及外的扩展，与《大学》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次第对应，“克明俊德”即“明德”与“修身”，“以亲九族”是“齐家”，“平章百姓”是“治国”，“协和万邦”是“平天下”。“黎民于变时雍”表明黎民百姓都能受其影响而变化，达到和谐状态。尧最为称道的是不传子而传贤，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的禅让之举，彰显了中华文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精神。相传尧舜禅让之际，帝尧传了四个字给帝舜：“允执厥中”，概括了儒学心法的精要——中庸之道。与黄帝以武力统一华夏诸族相比，帝尧的方法是由内及外，亲亲尊尊，以德服人。据传经孔子删述的《尚书》记述古史从尧、舜开始，其中自有深意。

舜的国号为“有虞”，故号为“有虞氏”，又称虞舜。舜和尧一样，也是内圣外王的典范。据《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传》：“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无论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聚居，三年就能成都。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舜开辟了孝道传统。《中庸》里引用孔子的话称赞舜的孝行：“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尚书·尧典》中四岳向尧推荐曰舜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史记》载：“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通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舜身处一个险象环生的恶劣家庭环境之中，仍能做到孝敬父母，爱护异母弟象，以孝扬名天下，最终得举天子之位，成为一代圣王。

五帝时代大约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前2000年）的晚期。《史记·封禅书》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的描述。考古发现证明，位于河南三门峡陕县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约公元前2900年—前2800年）是从仰韶文化到河南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的过渡阶段的遗存。 2004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把可能与“黄帝”有关的位于河南灵宝的仰韶时代庙底沟类型西坡遗址和与传说中帝尧代时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列入重点研究对象。从年代上看，庙底沟二期文化大约对应黄帝时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约公元前2300年—前1900）对应尧舜时代，这正是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有的学者认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是帝尧的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所在地。①许宏：《何以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陶寺遗址发现了上千座墓葬和巨型城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铜铃、最早的朱砂陶文、彩绘龙纹陶盘以及大量精美玉器。陶寺遗址发现的古观象台被学者认为证明了《尧典》关于帝尧任命羲和天官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来推进指导农业的发展的记载。

从文献记载看，黄帝到尧舜的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民族融合和国家凝定的重要时期，也是儒家文化精神的发端成型期。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精神最后凝定为尧舜之道，这也是儒家孔孟之道的源头。②姚中秋：《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孔孟都极力推崇尧舜。《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孔子整理《尚书》，前两篇就是《尧典》和《舜典》。《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尧舜之道，大而言之即是仁道，即内圣外王、博施济众之道。《论语·雍也第六》：“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切身而言，尧舜之道即是孝悌之道。《孟子·告子章句下》：“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当尧舜时代（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中国人正在以内圣外王之道协和万邦形成王朝国家之时，古埃及人正在热衷于建造金字塔和制作木乃伊以追求死后的永垂不朽，爱琴海地区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约公元前2000年—前1450年）正在兴起但尚未进入文明，处于全盛期的印度河文明（约公元前2600年—前1500年）建造了规模惊人、整齐划一的城市。在同时期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推翻了闪族人建立的阿卡德帝国（约公元前2334年—前2193年）的统治而复兴，建立了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3年—前2006年），尽管他们很快就要被埃兰人和亚摩利人征服，并从此逐渐消亡在历史长河中。此时原本生活在中亚帕米尔高原附近阿姆河一带的属于印欧语系雅利安游牧民族已经分为两支向不同方向迁徙。一支向西北，后来逐渐进入欧洲产生欧洲文化；一支向东南，后来又分成两派，一派进入伊朗，产生波斯文化，另一派侵入印度，拓展了印度文化。

苏美尔文明（约公元前3500年—前2004年）地处土地肥沃、通达开放、易遭侵略的两河流域，是一种具有城邦和商业元素的农牧业文明，具有农牧业混合、商业经济发达、重视律法和发展了丰富的数学与天文知识等特点，被认为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先导文明。泛滥的洪水和外来游牧民不断侵略的威胁使苏美尔人产生一种对无法控制的外在力量的恐惧。苏美尔人通过编制完备的法典和崇拜神灵来减轻内心的不安全感，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乌尔纳姆法典》就产生于苏美尔复兴时期的乌尔第三王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理环境封闭和尼罗河水每年可预知的泛滥使古埃及文明充满自信和乐观，但也因此具有稳定而保守的特点。

比较而言，古中华文明广泛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受游牧文化影响小, 是相对更加纯粹的农耕文明，又因幅员辽阔、山河阻隔而发展缓慢稳健。这一区域纬度不高不低，气温适中，节气分明，只要顺应天时勤劳耕作，就能有所收获，这孕育了中华文明自强不息、天人合一的精神。以血缘为纽带的长期共同耕作定居生活，使得早期中华文明更强调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的重要性。

三、利：文武之道彰明的三代时期（铜器时代）

三代指的是夏、商、西周，儒家推崇的三代圣王有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禹为黄帝之玄孙、帝颛顼之孙，因治水有功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故又被称为夏禹。《左传》记载，夏建立后，禹曾于涂山召开诸侯大会，“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相传禹还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贡献青铜铸造九鼎，成为天下一统、王权至上和国家昌盛的象征。禹去世后,儿子启继承帝位，从此中国由“禅让制”进入政权世袭“家天下”时代。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共传14世16王，至帝桀在位时，暴虐无道，天下不堪其苦。前1600年，商汤兴起义师，在鸣条之战中击败夏桀，夏朝灭亡，历时471年。

商的先祖“契”是帝尧的教育官员“司徒”，被封于商（今日河南商丘）。汤是契的第十四代孙，是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的开国圣王。据《史记·殷本纪》，商汤有至仁之德可及禽兽，捕鸟时能够“网开一面”。 汤以武力灭夏，开以“打天下”实现政权更替的先河，同后来的周武王伐纣一起称为“汤武革命”。商朝前期国都频繁迁移，至盘庚迁殷（约公元前1300年）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前后相传17世31王，末代君主商纣王帝辛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后自焚，商朝灭亡，历时554年。

周的先祖“弃”是帝尧的农官“后稷”，周人长期居住于陕西周原。周文王姬昌（约公元前1152年―前1056年）又称西伯，是周朝的奠基人。《史记》记载周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文王被商纣王拘于羑里，演绎周易六十四卦，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开创性贡献。《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是中华文化元典，其所包含的“生生不息”“乾坤成变”“天人合一”“保合太和”等哲学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源泉。据传周文王践仁体道，达到性命与天道贯通、精纯不杂的地步。《诗经·周颂·维天之命》赞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周文王代表了后世人们心目中三代圣王的完美形象，他在弥留之际的遗言《保训》特别强调了“中道思想”的重要性，对后世影响深远。文王之子周武王姬发（约公元前1085年―前1041年）继承周文王的遗志，起兵灭商，建立西周王朝（约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定都于镐京和丰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并分封诸侯。武王克殷后，为汲取前朝覆灭的教训，虚心问道于前朝老臣箕子，箕子陈述了治国安邦九种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成为儒家政治学的经典，也包含了原始儒家的重要哲学思想。

周公姬旦，是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伐纣。周武王去世后因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七年，期间军事上二次克殷，巩固了新生政权；政治上建立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封建制度；文化上制礼作乐，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人伦和谐，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周公制礼作乐是孔子之前二千余年中华礼乐文明的一个高峰，因此周公在儒家道统中被尊为“元圣”，被尊为儒家始祖。周公对孔子影响很大。孔子生长的鲁国是周公的封国，《论语·述而》中孔子曾感慨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西汉贾谊在《新书·礼容下》中评价周公：“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夏、商、西周约1300年（约公元前2070年—771年），期间三代圣王上承尧舜之治，下启孔孟之道，是孔子之前儒家文化孕育发展的重要阶段。三代圣王的贡献可概括如下：大禹治水、汤武革命、文王演《易》、武王传《洪范》、周公制作礼乐，并建立封建宗法制度。

1928年发掘的殷墟是中国至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所证实的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300年—前1046年）都城，始建于盘庚十五年（约公元前1300年）。1951年发现的郑州商城二里岗遗址略早于殷墟，是商代前期（约公元前1600年—前1300年）都城之一。再往前还可以追溯到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900—前1500年），它上承尧都陶寺文化，下接前商二里岗文化，被认为是夏代晚期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出土了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标志着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从而基本上可以将夏、商、西周三代（约公元前2070年—前770年）对应于考古学上的中国青铜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前500年）。

在亚欧大陆上，同一时期来自北方亚欧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开始不断侵入西方、印度和中国这三个农耕文明发源地，并与之相融合，发展出特色各异的次生文化，包括古波斯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古印度吠陀文化。另一只原本在阿拉伯半岛沙漠居住的游牧民族希伯来人也进入两河流域，发展出古犹太希伯来文化。到中国西周末年的时候，周朝也在西夷犬戎的压力下被迫东迁洛阳，进入礼坏乐崩、金戈铁马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亚欧大陆上大开大合的动荡年代。上述各次生或杂交文化与古老的中国原生文明一起，开始进入轴心时代各文明实现突破前的最后阶段。

在这时期几个原生古文明中，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经由周公制礼作乐发展到极盛。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先经历了古巴比伦国（约公元前1894年—前1595年）的辉煌，后历经数次朝代更迭，于公元前729年为亚述帝国所灭。古埃及文明也是历经多次朝代更迭和异族入侵，摇摇欲坠。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在约公元前1700年左右消亡。1500年雅利安人入侵，在征服土著居民的同时与之不断融合，将势力扩大至恒河流域，并逐渐创立了种姓制度，产生了四部经典吠陀经，故这一时期又称为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500年—前800年）。

这段时期几个次生文明在古文明的废墟上蓬勃生长起来，在吸收古文明养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各自的文化传统。爱琴海区域先后产生了克里特文明（约公元前1900年—前1420年）、迈锡尼文明（约公元前1420年—前1050年）和一个由游牧民族多利亚人入侵带来的希腊黑暗时代（约公元前1050年—前800年）。在希腊黑暗时代，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成型了，所以希腊黑暗时代又称荷马时代。各个城邦国家蓬勃发展起来，并于前776年举办了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年称为希腊历史元年。同一时期，命运悲惨的犹太人在众多外族的压迫下不停地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流浪。约前1250年，在埃及做了400多年奴隶之后，犹太人在领袖摩西的带领下逃出埃及，并领受了十诫；约前1000年左右，大卫王统一犹太各部，建立了以色列联合王国，后分裂为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和南方的犹大王国，前者于前722年为亚述人灭亡，后者于前586年被巴比伦人灭亡。 与之同时，在大约前1500—前1000年左右，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游牧部落来到伊朗高原。他们一边与本地的埃兰人相互激荡融合，一边又受到强大的亚述帝国的压迫。公元前11世纪持善恶斗争二元论开始产生，到前8世纪该教的圣书《阿维斯塔》又称《波斯古经》开始形成初步的规模。琐罗亚斯德教中的思想如天堂地狱、末日审判等对后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贞：贞下起元的春秋时期（铁器时代）

春秋时期开始于周平王东迁（约公元前770年），止于公元前476年战国前夕。这是周文疲弊、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时期，也是孔子之前二千余年的中华古文明贞下起元之时。

《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孔子感叹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鲁国国内，也出现了公室衰弱、国君被架空的局面，政局被操纵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孔子对三桓僭越的行为极为不满。《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而在三桓家族之内，也出现“陪臣执国命”的乱象。鲁定公（约公元前556年—前495年）时，季孙氏家臣阳虎叛乱，囚禁了季桓子，执鲁政达三年之久。阳虎当政时，孔子不愿出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阳虎之乱平定后，孔子受到重用开始出仕，先后做中都宰、司空和司寇，并于鲁定公十年参加鲁定公与齐景公的夹谷之会，之后“代行相事”，鲁国大治。前486年，齐景公为瓦解鲁国君臣斗志，赠送美女、良马给鲁定公和执政官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举行郊祭之后又没按照规定送给孔子祭肉。孔子于是毅然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的旅程。鲁哀公十一年（约公元前484年），孔子返回鲁国，退而修《春秋》。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见麟，孔子叹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吾道穷矣！”又两年，孔子卒，年七十三岁。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作为中华文化第一人，孔子有以下重要贡献。第一，孔子是中华文化道统之集大成者。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发明内圣外王之道，凝炼六经：整理《诗》《书》《礼》《乐》，述《易》，作《春秋》。孔子之前，道在三代圣王之礼乐教化，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之后，道载于六经之言，人人得以学而习之。第二，孔子是中华文化做人之典范。西方文化是关乎知识的学问，重如何求知；中国文化是关乎生命的学问，重如何做人。孔子之前，圣人均为修己、治人、安天下的王者，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介布衣，位未及王者，然其品德修养犹超乎诸圣王之上。孔子一生道德修养循序渐进，“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至晚年达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圣域，为圣人之极致，故被称为“至圣”。后世之士人君子，修身必以孔子为范。第三，孔子是中华文化学统之奠基者。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教，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孔子之前，学在王官；孔子之后，学布民间。孔子一生之学思知行被弟子编为《论语》，自汉以下为所有文化人之必读书，故又尊之为“先师”“万世师表”。第四，孔子为儒家思想之创始人。孔子思想脱胎于三代礼乐传统，以“仁”为核心理念，以孝悌忠信、人伦教化为本，内明心性，外立礼法，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儒家由孔子创立，后为孟子、荀子分别向内外两个方向发展，儒家思想还带动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局面。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君王尊奉的意识形态，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更流布东亚地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屹立于亚欧大陆东端延绵数千年至今不衰，都要拜孔子所赐。

在亚欧大陆上，这一时期各个轴心文化都遭遇了不同的挑战和困境，并沿着不同的道路实现了各自的轴心突破。孔子修身治国以行道，整理六经以载道，开门授徒以弘道，开辟了一条以“道德践履”修身成圣的道路，实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轴心突破。在中东地区，犹太人成为“巴比伦之囚”，①指约公元前597年—前538年期间，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两度征服犹太王国，大批民众、工匠、祭司和王室成员被掳往巴比伦，这些人称为巴比伦之囚。面临亡国的屈辱和信仰濒临覆灭的境地，犹太文化的先知们倾力编篡圣经正典，重新凝聚犹太民族精神，沿着“虔诚信仰”的道路实现了犹太文明的轴心突破。在古希腊雅典，苏格拉底高执理性自我批判的大旗，身体力行体现了一种新的理性精神并为之献身，沿着“理性思辨”的道路实现了古希腊文明的轴心突破。在古印度，面临列国兼并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传统婆罗门教“祭祀万能”信仰的衰败以及人们生老病死的痛苦，佛陀决意出家寻求真理与解脱之道，沿着“沉思冥想”的道路觉悟成佛，实现了古印度吠陀文化的轴心突破。在古伊朗，面对农耕部落和游牧部落的纷争不断和善恶斗争交织的社会现实，琐罗亚斯德提出善恶并存的二元论和独尊阿胡拉·马兹达的一神拜火教，赋予人选择善恶的充分自由，沿着自由意志的道路实现了对古波斯文化的轴心突破。就关注的对象比较而言，古希腊的哲学家们（philosophers）②古希腊哲学家据字面义即为“爱智之士”。更关注自然，古希伯来的先知（prophets）③犹太教的先知是希伯来民族内忧外患的产物，先知们往往替神代言，针砭腐败现实，鞭挞统治阶级，并且用伦理道德教诲国民。更关注上帝，古印度的古鲁们（gurus）④古鲁即上师，是梵文的音译，在印度文化中古鲁代表着神圣和最高的智慧。更关注人的内心，古波斯的麻葛们（magis）⑤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的专职祭祀，是圣火与祭祀的管理人员，崇拜阿胡拉·马兹达。更注自由意志，而以孔子为首的中华古圣贤（sages）⑥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更关注人伦关系。就突破的路径比较而言，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重“智”，古希伯来的先知重“信”，古印度的古鲁们重“觉”，古波斯的麻葛们重“志”，而中华古圣贤重“行”。

五、总结

中国乃中央之国，亦是中道之国。中道即天道，雨露普施，均平正直，体现于《尚书·洪范》中的“皇极”和“王道”精神：“皇建其有极。……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中道亦是仁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体现于《周易》中彰显的的“乾元”和“坤元”精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此道为中华元气所在。在孔子之前儒学孕育期内，主要表现为历朝圣王的仁德善行和治平之道：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的尧帝，到“孝感天地”的舜帝，再到“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顺天应人”的商汤、“明德慎罚”的周文王、一怒而安天下的周武王以及“治礼作乐”的周公，圣圣相传，仅此“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仁心。

孔子之前，学在王官，道化天下。孔子开门授徒，有教无类，传道天下，删《诗》、《书》，定《礼》、《乐》，述《易》，著《春秋》，载道于六经，使后世君子开卷可及。经孔子之手，此道凝炼为一个“仁”字，其本根植于“孝悌忠信”之行，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尚仁义、重人伦、崇践履的基本特色。

两汉之际，印度佛学传入中国，中华文化虚心相迎，以兼容并包之胸怀将其消化吸收，进而发展出把关注人伦的孝悌忠信之道和关注人心的诚正格致之学打成一片的宋明理学，或曰心性之学。自明末利玛窦入华，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又携坚船利炮汹汹东来，几成亡国灭种之势。所幸经几代人坚苦卓绝，今日中国已站稳脚跟，无身家性命之虞，惟消化吸收西方文化之大业犹未完成，国治天下平之雄图尚待继续推进。中国已经“站“起来、“富”起来了，下一步还要“强”起来，主要是精神上要“强”起来。更确切来说，就是要“文明”起来，或者说要“文”起来。①与姚中秋先生私人交流所得，作者深表赞同，《论语》中孔子亦有“庶之、富之、教之”之言。这个“文”，就是《尚书·尧典》对帝尧德行的描述之“文”，②《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也是周文王之“文”，还是孔子遇险于匡地时所发出“文不在兹乎？”的感慨之“文”。③《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此中西文化此涨彼消之时，当追根溯源，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方能不忘中华民族之初心，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