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 与城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唐 杰

COVID-19 已经成为2020 年全球最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之深远可能会远超我们的预料。

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处在疫情肆虐的时候，在各省市经验情况数据尚在汇总整理阶段，尚不可能给出一个系统性的总结。尽管我们深知窥一斑而知全貌的观察很难做得好，但挖掘深圳的案例可能有利于我们进行一些初步的尝试性的经验总结。

在***总书记亲自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深圳取得了与全国大多数省市一样的优秀战“疫”成绩，行动有力，但似乎并不突出，不过细致分析下，深圳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独有的优劣势，可以概括为四高三低两强。

四高：人口密度高，深圳常态下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近8000 人，属于全球城市最高之列，考虑到春节将临的因素，2020 年1 月中旬，深圳人口密度应该在6000-7000 人/ 平方公里；人口流动性高，深圳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可能是全球之最，不仅是流入人口而且包括流出人口，节假日动辄有300-500 万人流出；深圳经济活动集中度高，带来人口集中度高，以高新区为首的五个经济中心区域的面积不过13 平方公里，2018 年调查的就业总量已经超过了73 万人，就业密度5.5万人/ 平方公里。

三低：深圳作为一个新兴的、人口爆炸性成长、平均年龄34 岁的超大型年轻城市，三甲医院数量与人口比例低；相对应的是千人病床数量低，与京沪津穗无法比，也远低于武汉、杭州、成都等城市；深圳医学人才聚集和培养能力低，至今医学院、全职医学类院士较少，没有全国著名医学研究机构。

两强：深圳有着强大的流行病学信息调查处理与跟踪分析能力和强大的决策系统与扎实细致的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

根据有关报导，深圳可能是全国最早捕捉到新冠病毒有人传人可能性这一重大信息的大城市。但可能性只是一个或有的概率问题，简单地以“可能”并不足以确定新冠是否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也不能支撑重要的城市公共卫生决策。一个超大型城市需要具有强大的流行病调查溯源能力，这不仅仅依赖由设备武装起来的硬件基础设施，更依赖于深入细致扎实的流行病传染源追踪体系建设，以强有力的流行病调查体系能力去溯源，确定疾病传播途径、传染能力，致病性，以及致残率和死亡率，为城市公共卫生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深圳战“疫”的成功首先决定于城市的公共卫生应对能力。梅贻琦先生名闻遐迩的大学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医疗水平、医学研究和医学人才聚集有如大学，不只是建楼而是需要经历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在一个经济与人口超高速增长的城市中出现“三低”现象，或者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阶段性滞后有可能是个客观现象。深圳战疫的成功能够告诉我们的是，公共卫生体系，流行病学溯源调查能力、流行病学信息处理能力建设应当与城市发展保持同步，公共卫生体系对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高敏感度及快速反应应当是衡量城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标准。尽管尚缺乏有效的数据和实证材料加以佐证，但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出现了COVID-19 但是遏制了疫情爆发扩散，保障了社会秩序并尽早恢复常态的城市，应当都具有比较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认为，深圳公共卫生体系总体水平与深圳的城市地位是相称的。

作为一项公共政策而不是公共卫生学的概要分析，重点是公共政策的外在效果而不应是公共卫生学本身。从全球情况看，对于重大疫情对公共政策的检验应当具有两个基本标准，一是应对重大疫情不出现恐慌性医疗资源挤兑；二是在重大疫情爆发后公共政策在最短时间内能够有效控制重大疫情在更大范围扩散。此时，尽管新增确诊病例仍在增长，但不出现社会恐慌的传播，医疗资源不会被持续挤兑，有序的战“疫”过程形成。疫情会沿新增确诊病例减少、总确诊病例减少以及确诊治疗患者归零三个拐点实现战“疫”的全面胜利。

在***总书记的亲自部署和亲自指挥下，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在第一个标准上取得了战“疫”的胜利。以深圳为基点观察赢得先机的过程可以归纳为：

一是对COVID-19 的传染方式和传染率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深圳战“疫”难点在于人口高流动性、高聚集性以及人口构成中湖北籍人口排位前二。深圳捕捉到COVID-19 存在人传人可能性的信息后，在一月初即开始了依传染性、传染方式、致病性进行分类，展开了重点人群的溯源调查和检测，掌握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摸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从临床诊断标准、医护人员防护规范、防护物资调度统筹等制度。1 月23 日广东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时，深圳已基本完成了全面战“疫”的关键性准备工作，得以从容不迫地有效控制疫情，在战“疫”过程中实现了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1 月26 日注定载入深圳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处置的史册。在载有近五千游客的“歌诗达·威尼斯”号驶抵深圳蛇口港后，深圳在八个小时内完成13名疑似病例的阴性确认，随即展开对有武汉旅游史、居住史和接触史的148 名旅客进行集中隔离和医学观察，其余旅客迅速撤离。深圳与天津几乎在同时成功地科学有效地处置了突发性外部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处置能力、处置过程的周密细致，高度技术化和人性化对待旅客方式赢得了广泛的

赞誉。深圳拥有不亚于天津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第一次为世人所知。

二是城市公共卫生体系与高效统筹决策能力。对“歌诗达·威尼斯”号突发事件的处置，已经超出了城市医疗卫生部门的管控能力。由此，我们引伸出一个结论，城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水平及能力与高效的统筹决策能力的内在联系极为密切。

面对新发不明疫情的突袭，深圳只有第三人民医院配备治疗重大传染性疾病患者需要负压病房。但深圳从硬件建设的劣势，发展出了软硬+ 人结合的社区网格，有效分离疑似和轻中重患者，由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统一承担确认病人的诊治任务。尽管我们尚缺乏足够的数据去量化，上述医疗网络体系模式对遏制疫情扩散，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的影响，但还是有理由推测，将一般发热病人与疑似COVID-19 病人分离有利于减少交叉感染，降低继发感染发病率，也有可能降低了重症比率。

进一步分析，一体化的医疗网络体系要求较高的城市行政综合协调能力，统筹建立规范的诊断和信息传递标准，快速有效地传递各行政区、各社区、疑似病人及各个发热门诊节点之间的信息，要求更为细致的技术组织工作及各大医院之间的有效配合。

最后是一个远不成熟的小结。

一是深圳从特殊市情出发，长期重视CDC 体制机制建设，拥有了强大的高度警觉、能够迅速采取行动的流行病调查预测能力和高度专业化的队伍。

二是流行病调查预测能力决定了公众是否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疫情信息。疫情信息越是充分有效，恐慌性流言的影响越低，政府的公信力越强大。深圳医疗资源不充裕，在季节性流感高发时点上同时出现COVID-19 疫情时，没有出现医疗资源的挤兑。合理的解释是政府部门提供了充分的有效的疫情信息，让每位市民能够对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做出既不过于乐观也不过于悲观的合理预期。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源于一座城市存在普遍的过度悲观的风险预期。

三是尽管我们还无法预知此次新冠疫情在全球结束的时刻，但我们可以预知，人类仍将面对新的可能更严重的流行病疫情冲击。一座城市面对突发疫情而不被击倒，需要强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深圳凭借有限资源取得了成功，未来仍需要有更多投入，建设与未来流行病发展范式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

四是信息有效传递不仅是政府对公众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多部门之间横向信息传递，多层次纵向传递之间构成的网状信息传递的协调性、准确性和及时性。这种网状信息协调机制建立成型与不断完善在守护城市安全方面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是真功夫、真本事，没有假以时日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不可能实现，喊口号式浮夸作风是我们工作的大忌。

五是在占有全面准确信息条件下，不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大胆果断决策是城市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