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2
张永会
强大的组织动员力所构筑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治之网迅速有效地遏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借春运加速扩散、蔓延的势头,深刻而直观地折射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巨大优势和现实效能。同时,此次动员中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为我们继续充实和完善之提供了现实的契机。
组织动员具有自主和被动的双重特点。主动性毋庸讳言,党政核心通过庞大而严密的党政军群组织架构,能够迅速发起动员并按照一定的任务指引而行动起来;其被动性表现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和科学细致的指引,被动员者极易滑入日常官僚工作的惯性从而使动员成为表象而贻误工作。这样的行为特点在武汉战“疫”前期表现得较为明显,特别是在对城市“四类人员”彻底清查底数(“清零”大排查)这一基础性工作上,少数政府系统应对失当,没有真正按照准战时要求而切实动员起来,“抓而不细、抓而不实”,这样必然会产生工作人员行为浮漂、责任追查难以落实。相对应的,在第二次清查行动中,武汉市接近两万名公务人员真正地沉入一线,与社区工作人员一道,在既定的时间要求(3 天)和明确而严厉的责任要求下,深入到每家每户,以极大的工作强度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为“武汉保卫战”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群众动员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在冲突性:重大危机面前的主动性支持和面对防控具体问题应对方面社区工作力量的相对缺乏可能引致的形式主义以及群众因这种非常态化措施对于个体日常行为的干扰性损失而产生的抵触性焦虑。一般而言,对于新冠病毒这种严重影响到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未知的传染性病毒,民众具有一种自然的内在的应激性行为反应,会因地制宜迅速行动起来并形成强大的响应力量,最明显的就是各地采取的种种“硬核”抗疫手段。然而,同样明显的是,从事日常简单事务的社区工作人员从数量、能力各方面都难以承受这种因紧急状态而产生的强大压力,因举行“万家宴”而引起“围观”的百步亭社区困境就是明显个案;而迁延日久的管控、某种程度上的顾此失彼显然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而引起群众的抱怨也属正常,新近发生的武汉居民隔窗向中央指导组举报作假即是如此。这种冲突,非在其中难以想象,处理不当必然造成群众动员难以深入和持久,从而造成对政府行为支持的减弱。
平衡两者并非易事,因动员本身就是对日常的强大改变,自有其逻辑。在实践中,群众动员要重视并解决群众合理需求,为深入动员提供心理认同和凝聚力,这样才能够使人民群众发挥其真正支撑作用。为达此目标,首先要强化组织引领。要推动公职人员深入社区,充实一线,加强指导,强化沟通,避免动员工作遗漏、走偏,以实实在在的组织行为引领规范社区行为,使社区工作始终紧紧围绕中心任务而开展。同时,要重视群众问题解决。要通过扎实有效的政策行为,发挥市场、志愿者等各方面力量,切实回应并解决群众关切的合理现实问题,最终形成应对公共安全的强大群众力量。
动员下的政府行为迥异于日常行政的官僚制形态,而呈现出半军事化的运动式特点:目标集中、力量整合、行为强制等。在具体的组织形态上,一般会根据任务的不同分为不同的职责组合而统筹在指挥中枢,诸任务单元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心任务的完成而高速运转。这是动员状态下必须的组织与运行要求。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为中心任务而动员并实行与日常不同的运行方式其实对政府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组织动员者更好地做出统筹规划,协调好中心任务与经济社会运行合理需求的动态关系并合理资源配给,把动员可能产生的次生不良影响降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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