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问题意识及其应对——深圳学术文化建设刍议

张克

现代的问题意识及其应对
——深圳学术文化建设刍议

张克

思考深圳学术文化建设的问题与主义，需要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①本文即以此为线索呈现自己的思考，论述次序略有调整，盖源于其中的关切有轻重缓急的考虑。

一、现代性题域：“伦理的个体自主”与深圳的价值偏爱

现代性题域指涉的是深圳的“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可以一言以蔽之，即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这种精气神自然曲径通幽于极具有体验性的“个体——群体心性结构”，非知识社会学的理性话语所能轻易捕捉。寻找某些具有象征性的思想事件或许不失为一种讨论的途径。

1988年1月，曲啸和李燕杰两位“青年导师”，前往深圳的蛇口与青年移民对话，能言善辩的“德育教授”在演讲现场遭遇与会者的激烈反驳，并引发全国范围的思想争鸣，此即著名的“蛇口风波”。“‘蛇口风波’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伦理秩序的变化，颇有典型性。‘风波’本身，显得是两种伦理观的冲突。蛇口青年的论点是：自私是否是不道德的。然而，真正使这一诘难成为‘风波’的，并不仅在于蛇口青年提出的自私道德，更在于诘难行为本身对德育教授的社会法权身份的挑战：德育教授凭什么资格向青年提供应该且必须信奉的人生伦理。……蛇口青年的质询意味着，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对伦理具有理性的选择意识，这种意识在政党国家的制度结构中受到抑制。一旦强制性的制度结构松弛，伦理的个体自主的抉择意识就会复现。”②

蛇口事件最为尖锐之处在于它在“现代性题域”的宣称——“伦理的个体自主”，借用蛇口事件发生10年后深圳的一本流行小说的题目的话，它较为直白的表述是“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伦理的个体自主”在深圳的呐喊，将这座城市深深定位在了现代中国的精神地图中。自“五四”时期陈独秀在老北京城里思索“伦理的觉悟为吾人之最后觉悟”，到1930年代大上海的青年革命者在革命与恋爱之间的灵魂挣扎，再到1940年代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延安城里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集体价值导向的苦恼……“伦理的个体自主”在中国已整整挣扎了一个世纪。“伦理的个体自主”可以说是在中国的“现代性题域”内极为重要且尖锐的问题。它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设计、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边界划分、个体权利的确认、个体经验的合法性等一系列核心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对深圳的表述更多地着眼于其政治经济制度革新的角度上，而忽略了这座城市诞生及其生长的精神性意涵。“伦理的个体自主”之所以能在深圳发声进而已成为某种底色（流行色），与现代性题域内深圳的“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不无关系。何为深圳的“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其变化的推动力是什么？借用尼采的概念，同样可以一言以蔽之，即这座城市的“文化的造型的力量”。

深圳作为一座正在高速成长的移民城市，它最为珍贵的正是这种百无禁忌的“伦理的个体自主”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的造型的力量”。深圳正以“越轨的笔致”，不断累积着生动而鲜活的生活世界，可以说是中国的现代性意涵展示得最为充分的城市，“伦理的个体自主”与“其命维新”的价值偏爱业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如何面对深圳的“文化的造型力量”，是深圳学人认同深圳这座城市的价值偏爱的核心问题。

二、现代化题域：市民社会的生长与深圳的学派构建

现代化题域指涉的是“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而如果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视阈对发生在深圳的这种深刻的结构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给予准确的定位，我们以为，“市民社会”的发育与生长也许是最不应回避的视角。

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的理念固然有着复杂的历史意涵，例如希腊城邦时期更强调政治自由，自然法哲学津津乐道的是契约理性，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的论述框架则更强调经济自由的权利，而当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经济三分的论述突出的则是市民参与公共领域的权利。我们更注意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类不同价值取向的思想资源对“市民社会”的阐释争夺同样异常之激烈。“自由主义”者关于限制政府公权力泛滥的警告与“国家主义”者反对个人利益膨胀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的论述均是市民社会发育过程中的棘手问题。但无论怎样，市民社会这一理念所标示出的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与调整在深圳是相当显著的。在深圳的社会结构深刻的调整过程中，基于深厚学术背景的智力介入，其方式与深度，无疑都值得深圳学人认真加以探讨，而此类探讨无疑将有助于形成以深圳经验为研究范本的市民社会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基于此理由，我们相信，所谓深圳学派的构建并非文词上的呼吁而已，因为深圳社会的发育已为其提供了绝好的研究范本。

在“现代化题域”内，我们确认把市民社会的研究作为深圳学派构建的核心学术命题，结合笔者自身的学术志趣，其具体的着力点至少可以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加强现代职业伦理的研究。

市民社会的确立需要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而如果没有高度诚信的现代契约理性的建立，市场的运行将是难以为继的。这是因为，和中国传统社会基于家庭伦理本位（宗族、人际本位是其延伸）的社会结构形态不同，现代市民社会构成的逻辑是个人需要遵循一种契约/权利本位（责权对等）的现代契约理性参与社会的分工。

契约理性之于现代市民社会的重要，具体体现在市场参与者的职业伦理上。如果市场参与者在其职业活动中不遵守契约伦理，缺乏现代职业伦理的自觉，社会将付出数倍的代价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市场经济运行的理想情况是，“在职业群体里，我们尤其能够看到一种道德力量，它遏止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防止了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③而中国的现实却是如茅于轼先生认定的那样：“所谓职业道德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是一种新的道德观，这是我国的传统道德范畴所没有的新事物。”④的确如此，以契约/权利为本位的现代职业伦理作为一个极为现代的问题，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程休戚相关的。在现代职业理性的构建上，中国传统文化并无多少资源可以提供，这一事实势必会成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市民社会的短板。深圳作为中国市民社会因素发育较为丰富的城市，其职业伦理的实存状态究竟如何，应该是判断深圳市民社会发育程度的重要指标，因而也应该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及实践价值的学术话题。遗憾的是，就笔者的阅读视野所见，相关学术探索的尝试极为匮乏。如果深圳学人能摒弃僵硬的传统学科建制的藩篱，以社会转型中亟需应对的问题为中心，深度思考诸如现代职业伦理的培育此类的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的学术命题，相信定能呈现出不乏深度的学术成果。

第二，加强职业社会学的研究。

在现代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内，所谓“人类的文化理想”越来越趋于多元乃至破碎化。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经验提醒我们，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迅速发展，如何关注公共领域内个体的职业认同、身份认同，已成为思考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课题。所以，我们对职业社会学的深度研究已迫在眉睫。所谓职业社会学，是研究职业与社会、家庭、经济、阶层、教育制度、分配等关系的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市民社会发育成熟的国家，其职业社会学的研究极为活跃。以美国为例，其职业社会学学派林立，显示出强劲的学术活力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动性。⑤相比之下，中国职业社会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更缺乏这方面的问题意识。

以“农民工”在深圳的称谓为例。现在深圳的官方称呼是“来深建设者”。“来深建设者”称谓的良苦用心在于，回避了“农民工”称谓本身的身份歧视。这种身份歧视是由当下中国的城乡二元制的制度设计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深圳的发展机遇也曾得益于这种并不合理的制度设计。“来深建设者”的称谓有着抹平身份差异的强烈意图，这是和市民社会的身份平等意识相匹配的，但这一称谓本身又具有强烈的排斥意味，提醒着深圳某种暧昧的优越性。职业社会学的问题意识提醒我们，现代市民社会的身份认同，经常附着在职业认同之上，诸如“来深建设者”这样的称谓对不具深圳户籍的群体并无吸附力，最多成为一个空洞虚伪的所指，甚至会激发起负面的情绪反应。在深圳市民社会的发育过程中，对各种职业、行业协会的认同反倒是凝聚文化向心力，生成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而对这一切的关怀和深入研究都会给深圳学术发展与城市人文精神的培育带来诸多契机。

特别指出的是，一方面，职业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可以将严肃的学术工作与深圳学人的人文关怀高度统一，另一方面深圳市民社会的生长也确实正在为这一研究领域提供难得的机遇。例如，在非政府组织（NGO）及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方面，因地缘优势深圳在认真学习香港的发展经验的同时，又结合国内的制度环境，已形成较有特色的发展态势，现在已经到了认真总结经验，形成某种发展的新的共识的临界点上。再例如，在深圳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的职业生态、权利缺失、身份认同、体面劳动等诸问题上，已不能仅停留在浅层的媒体报道、笼统评论层面，需要有更为专业、更为实证性同时秉持价值中立立场的学人的深度研究。之所以提出深圳学人的研究态度应更多一些“价值中立”的努力，是因为：深圳对此类领域的关注并非没有，只是研究类型过于单一，大多以提供政府决策的应用性研究为主，这一状况势必会影响更为多元、更具有活力的学术生态的培育。而如果没有更为多元化的学术机构、更具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政府相关决策所亟需的智力支持也难以真正落实。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从自身知识背景出发所提出的上述学术着力点，当然远远不能涵盖市民社会的研究领域。笔者对深圳经验的重视也无意规劝深圳学人放弃对更广阔的学术视野的涉猎。恰恰相反，深圳学术文化建设的薄弱之处正在于基础性的人文学术的深度不足。如何解决此问题，我们认为，可考虑的路径如下：一方面认真思索市民社会的兴起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整理总结深圳发展所累积的经验；另一方面同样高度重视基础性的人文研究，接纳更具穿透力的中外思想资源。相信二者之间的互动对激发深圳学人学术研究的活力，提升学术的敏锐性，必定大有裨益。

三、现代主义题域：“文化政治”与深圳学人的自我认同

现代主义题域指涉的是“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自晚清以来，在民族国家的制度建构及西学东渐的知识大潮中，这一“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与重构”之深，足令我们的逻辑思辩或虔敬感受都充满了“现代”的气息。这份“现代”的塑造使学人们不再有传统士大夫那样深具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德优越感，而更多的是以具有某种专业知识的职业身份参与到社会的秩序中。在当下的学术制度中，如何在国家权力、社会责任、知识群落的纵横交错中寻找到个体学术的安身立命之处，尽可能追求道统与学统的相契合，实为一“切问而近思”的大问题。

对于深圳的学人来讲，还有着如下的处境要面对：在全国的学术群落分布上，深圳无疑较为边缘化。即使在深圳本地，学人的知识群落也呈现出有点无面的稀疏状态，难以发挥出聚集性效应。回应这种处境的方法自然有多种，譬如尽快发展深圳高等教育，增加学人的聚集密度，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即为一种努力。又譬如我们应努力提升学术发展的自治权，挣脱学术制度上过于唯京沪两地的知识群体马首是瞻的局面，近来建构“深圳学派”的呼吁即有此意。但更重要的是，构建“深圳学派”的呼吁实际上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分散于各类学术机构中的深圳学人作为一个共同的文化群体如何自我定位、自我认同。

这其实是一个“文化政治”的命题。“文化政治之所以在现代性问题中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是因为它关系到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和自我主张。它敦促属于不同文化和‘生活世界’的人迎接异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挑战、为捍卫和改造自己的文化和‘生活形式’而斗争。它逼迫人无时无刻不去思索在一个日益缩小的地球和日益扩大的人类交往范围里的‘同’与‘异’、‘分’与‘合’、‘存’、‘亡’、‘兴’、‘衰’的问题。”⑥“文化政治”的问题意识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前提在于，现代的世界本身就是由“不同文化和‘生活世界’”组成的，而每一个知识群落都在“为捍卫和改造自己的文化和‘生活形式’而斗争”。现代世界中“文化政治”的问题意识提醒我们，一个文化群体的真正的认同必须要在与其他文化群体的区分中才能得以彰显，或者说，文化领域内最为重要的是“异”、是“分”、是个性。那么，深圳的学术个性到底是什么？

在三十年的发展里程中，深圳确实已经形成某些较有特色的学术领域，比如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理论、经济特区问题研究、打工文学的研究，又比如香港基本法研究、港澳经济研究等。但也应该看到这些研究更多的凭依了政策与地缘优势，其学术深度和影响力都多有局限。对于深圳未来的学术发展而言，一方面应深化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研究领域的深度，而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的是寻找契合深圳精神气质的学术生长点。之所以要强调新的学术生长点要契合深圳的精神气质，笔者有如下的理据：①现代的学术制度趋于专业化，深圳学人的知识背景、学术兴趣也千差万别，如果深圳的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仅仅限定在特定研究领域内，难免格局太小。②真正能标示一个学术流派个性的并非特定的研究领域，而是学人们在不同学术领域呈现出的某种相近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和学术品质。对于深圳学人来说，深圳的城市精神其实才是我们最高贵的共同精神资源。前文所提出的深圳的“伦理的个体自主”，其实就是一种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和学术品质。“伦理的个体自主”，表征的是高度敏锐而勇于负责的问题意识，是独立思考、勇于尝试的价值偏爱，更是开放、包容、惯于越界的学术品质。

注释：

①②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第520～521页。

③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二版导言，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第22页。

④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⑤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⑥张旭东：《尼采与文化政治》，《读书》2002年第4期，第20页。

（作者：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