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文化自信的构建路径

李 辉

一、文化自信构建的生成语境

文化自信不是虚幻的概念构建，而必须依托于坚实的实践基础，理论和现实的发展又有着自身的逻辑，现实文化自信的构建必须建立在当前的理论语境和现实语境的基础上，要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自信，就必须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出发，厘清当前文化自信构建的生成语境。

(一)理论语境

近代以来，晚清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远甚于历史上佛教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不管晚清有多么腐败和不堪，这个王朝所代表的文化主体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急需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做出回应。从理论上看，这种回应表现得往往比较迟钝而笨拙，这种无力感伴随着步步的退让体现出来，从祖宗之法断不可变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发展到后来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全盘西化思维，无不体现了步步退让和陷入西方文化价值包围的境况，中国的民族危机深层也体现为文化危机，这种退让和妥协虽然极其痛苦，但也是无奈之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深入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结合中国具体的实际国情和思想文化传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创造性结合，这种结合体现了构建文化认同的努力，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源泉和智力支撑。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新思想的指引下，新时代必然呼唤新的文化繁荣，同时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就要求在文化上、思想上、学术上有一个大突破和大繁荣，这便是当前文化自信构建的理论语境。

(二)实践语境

近代中国在思想文化上面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境况，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在晚清的回应语境中，只有“剿夷”和“抚夷”，却没有“尊夷”，强烈的夷夏之防和文化优越感最终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英国曾派马嘎尔尼使团来华试图建立平等的邦交，但是乾隆皇帝回应英国国王的来书却显示了天朝上国的盲目优越和自足:“己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曰: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①[英]斯当东著，叶笃文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第558 页。到了道光年间，这种文化价值系统回应并没有多大改观，直至西方借助武力逐步打开中国大门。从农民起义到清政府洋务运动的自我拯救，从维新派的变法改良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新文化运动的暴风骤雨到五四运动的爆发，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价值功不可没，甚至还需要继续深化，但是对待传统一刀切的做法也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伴随历史演进，马克思主义深入发展，中国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主权意识在救亡中强大，并最终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实现了抗战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列强不仅用大炮轰开了落后民族封闭的城门，而且也把推动落后民族国家意识与市场经济形成的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和商品生产方式，融入到这些民族的血液之中。”②杨奎松:《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 ——读胡绳遗稿札记》，《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18 页。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在物质层面已然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不断发展，伴随中国逐步走入世界舞台中央，在文化方面也需要作出理论诠释和经验总结，一方面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以上变迁构成当前文化自信构建的实践语境。

二、文化自信的构建何以必要

文化自信从近代以来经历了低谷到重建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处于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构建之所以必要，是和当前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张性、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不对等性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关联的，“西方文明孕育了适宜现代性特有的个人主义，现代化过程又反过来促进了这种个人主义，并且还相当成功地把个人主义扩张到世界的其他地方”。③转引自章益国:《论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 年，第12 页。在西方文化占领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助长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情结，助长了单一的线性文化史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面对这种不对等的严峻形势，就需要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适宜中国发展的文化价值系统和文化话语权，这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一)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张性

首先，资本的增殖性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张提供了外在经济动力，现代化进程是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成功而获得世界性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大多充满着“原罪”，资本的目的在于增殖和追求剩余价值，这也使得资本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从贩卖黑奴到四处殖民掠夺，甚至不惜发动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巩固了在全球的霸权，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必然带来文化霸权，在资本的高歌猛进下，“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使人类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663 页。人逐渐偏离了自身，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压迫了人自身，使人变为资本这架机器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一个浩瀚的宇宙，每个人都生在这个宇宙之中，至少对于个人来说，它是一个人们必须生存于其中而不能改变的秩序”。②[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49 页。资本如同潘多拉盒子中的瘟疫和灾难一样，一旦被打开便不再受控制，和资本的奴役相映衬，资本塑造的文化重新奴役了人自身，资本主义现代性所构建的文化成了“残酷而精巧的牢笼”，重新对资本控制下的个体进行了深层的“殖民”与“控制”，这也是人们在拥抱现代化成功的同时所付出的沉重精神代价。

其次，基督教精神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张提供了内在精神动力，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基督教精神有着内在的关联，“‘人们履行天职的责任’这个今天看起来非常熟悉、但实际上又不是那么顺理成章的特殊观念，恰恰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为典型的特质，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所在”。③[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49 页。在这种内驱力的作用下，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张获得了持久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在社会实践中成功转化为经济力量，“加尔文教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敬业精神归结为一种‘天职’或‘神召’观念的结果，从而就使得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投身于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的世俗活动中”。④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318 页。在新教伦理的驱动下，资本主义在经济财富的创造上获得了正当的理由，这种经济上的成就又反过来巩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地位。

再次，市场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张提供了外在条件，毫无疑问，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伴随市场的开拓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在增殖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扩张。“一个人只要介入到市场关系的系统中来，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他遵守资本主义的行为准则。”⑤[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49～50 页。从资本的贪婪性来看，资本必然携带其思想文化武器为其扫平道路，资本及其价值观如同“病毒”一样随着市场的发展交互传播。借助市场，资本所到之处，也是资本主义文化浸淫之处，由于资本增殖的本性，其塑造的文化也呈现空心化、平面化、享乐化、消费化、单一化、工具化特点。“现代性有基本‘扩张主义’的趋向，而科技发展之后，价值意识越发变得只剩下‘工具理性’”⑥劳思光:《当代西方思想的困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7 页。，伴随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张，现代社会进入一个扩张和危机并存的时代。

(二)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文化逆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9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年末全国平均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121.4 平方米，比上年末增加7.0 平方米；全国人均图书藏量0.79 册，比上年末增加0.05 册；全年全国人均购书费1.68 元，比上年末减少0.09 元。”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9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详见: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2006/t20200620＿872736.html? keywords＝可以看出人均藏书、人均购书支出均处于较低水平。就当前中西方文化互动和彼此影响来看，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远远大于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这种不对等性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基调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近代以来依托工具理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所具有的优越性在近代逐渐弱化，中国文化在面对列强的殖民和瓜分中逐步丧失话语权和解释权，文化一旦占据精神的高地就变成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就可能转化为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往往以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表现出来。

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在今天依然在进行中，这种碰撞的不对等性突出表现为文化输入与文化输出的不对等，对于中国而言表现为“文化赤字”，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在图书、报纸和期刊进出口方面存在明显的逆差问题，见表1:

表1 2018 年我国图书、报纸、期刊进出口数据对照表

从统计数据可以明显看到在进出口册数和进出口金额方面存在巨大逆差，进口金额与出口金额之比为6.33，随着我国经济地位的提升，文化产业也应该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协调发展。

在版权输出和进口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从引进版权数量和输出版权数量看，我国与西方大国相比都表现为逆差，美国版权输出是我国的4.11 倍，英国是我国的6.56 倍，日本是我国的4.89倍，法国是我国的3.58 倍，德国是我国的1.74 倍，见表2。

表2 2018 年我国版权引进和输出数据对照表

尽管统计数据并不与价值输出相对等，但是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与发达国家文化输出相比依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种不对等性对中国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价值观的输出往往融合在文声图像的输出之中，一叶知秋，可知文化强国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其一，构建文化自信是满足人民内在精神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物质基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是人民精神生活的充盈没有和经济同步协调发展，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人的精神内核需要进一步夯实，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以文化作为基石。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内核根植于人民的信仰之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自信是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而不是外在构建起来的。

其二，构建文化自信意味着思想的创造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可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拥有巨大的能量，从近代西方的发展来看，尽管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具有侵略和殖民的罪恶，但是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西方启蒙思想和文艺复兴开启了资本主义的崛起之路，推动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使得西方在近代逐步超越东方，西方的文化资源扮演了重要角色。反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国是文化大国，但还不是文化强国，必须借助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力量，一方面，通过创造性转化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撑；另一方面，需要把文化产业转化为经济效益，实现文化和经济的创造性结合，进而最终实现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转变。

其三，构建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复兴，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多个维度，任何单一维度的强大都是不完整的，大国崛起的过程之中，往往都伴随文化的崛起，近代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美国的崛起都与文化的崛起紧密相联，民族复兴必然蕴含文化的复兴，随着“经济中国”的崛起，现在更需要“文化中国”的崛起，值得警惕的是，文化中国的发展和经济中国的地位并不匹配，二者之间的张力急需得到化解，新时代呼唤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出场。这就需要在文明对话中展现中国文化的力量和魅力，这种力量不应该是强制性的力量，而是吸引性的力量。中国形象、中国元素、中国符号共同确证中国身份，中国身份确证最根本的体现在文化身份。中国需要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成果，但同时中国也需要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文化智慧，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从近代的“去中国化”，需要转变为“再中国化”，即重新发现“文化中国”，重新发掘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进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通过扬弃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文化自信的构建路径

文化自信说到底是一种观念上的自信，体现的是一种心理上的状态，而观念上的自信必须以社会现实作为基础，这种自信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道路和制度之中。在文化自信的构建路径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构建文化自信的思想指导；必须把超越“古今中西”之争作为构建文化自信的应有视野；必须以提升文化软实力作为文化自信构建的战略支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逐步构筑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构建文化自信的精神指引

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在理论斗争和比较中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不同思想斗争和比较中脱颖而出的，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伊始，也存在着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新村主义、议会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多种思潮，在各种思潮的比较和斗争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从实践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经过实践不断检验确立的。近代中国的主要目标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一种主义能否被人民接受，关键在于这种主义能否实现人民的目标和梦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武装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理论的说服力必须通过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确证其价值，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确立了自己的指导地位。

文化的崛起必须以国家综合力量的崛起为基石。“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而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就没有中国特色。”①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9 页。在党的领导下，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世情、党情的创造性结合，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奋斗，才获得了今天让世界瞩目的成就，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引下、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下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武装下，中国才夯实了自信的基础，因此，要构建文化自信，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地位，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要构建文化自信，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而为提升文化自信提供综合保障。

(二)以超越“古今中西”之争作为构建文化自信的应有视野

“古今中西”问题从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之一，把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传统，同时从西方思想文化中汲取养分，才可以实现文明的不断延续和创生。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第490 页。因此，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必须关照西方文化，这里就涉及“古今”和“中西”两个维度。

从“古今”维度来看，表现为保守性与现代性的争论。就目前而言，这里的优秀传统包括以儒家为指导的多元文化传统和近代以来以民主革命为背景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文化传统再造的基石。就以儒家为指导的多元文化传统来看，“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③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性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36 页。任何文化都是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企图全盘否定的态度往往会导致文化自卑和文化失败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文化的开花结果需要长久的土壤滋养，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否认具有改造之功绩，经历了一个由圣返俗的阶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启蒙，但同时对于传统做了过分的否定，只顾打倒而忽略建设往往容易导致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核的迷失。钱穆的提醒依然振聋发聩，作为本国之国民，应该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之希望”。①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之希望。”历史传统所生成的价值系统具有很强的“惯性”，在面对新的价值系统时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天然抗拒，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变迁中就一直存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张力，面对传统文化遗产，需要经过“理智”的铢分毫析来再次厘清，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言:“多少年来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分析告诉我，人间的一切向往，如果不放在一个理智的水平上，那么很可能大部分是海市蜃楼。”②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华书局2016 年版，第7 页。因此，面对深厚的历史传统，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以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是需要理智面对的问题，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可以确认传统资源是可以为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的，价值系统的“迭代”还在深化过程中，既要避免复古的保守主义，又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进行创造性转化，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实现中国现代性的构建。

从“中西”维度来看，争论主要体现在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从近代中国的变迁来看，西学东渐已经影响中国思想界的各个角落，社会转型也面临文化价值观的阵痛，这种转型从近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从近代“旧”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坍塌到“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建立经过了将近百年的缓慢过程，这一过程还在缓慢深化之中，涉及“器物”“制度”的变革相对来说比较快捷，但是涉及文化内核精神的吸收转化必然要经历渐进的过程，“从前佛教传入中国，从汉代到宋代，经过近一千年的发展才有理学出来总结了思想重建的历史事业”。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第43 页。因此，必须超越“遏制”与“对抗”的狭隘立场，必须超越陈腐的“华夷之别”，既不可挟洋自重，又不能唯古是从。“如果每个人都要坚持自己声音的纯粹性和至上性，我们得到的将仅仅是无休止的争斗声和血腥的政治混乱。”④[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15 页。必须超越中西之争，文化固然有其民族性和特殊性，但是也存在共通性和普遍性，正如象山先生所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 坚持汇通中西的世界性视野，要以世界眼光和开放胸怀对待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通过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吸纳外来优秀文化资源，跳出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这一过程尽管千转百折充满荆棘，但在理性的审视下必然会成功穿越“思想史三峡”，最终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建立起中国思想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夯实文化自信基石。

(三)以提升文化软实力作为文化自信构建的战略支撑

文化自信的构建最终显现为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不是借助强制性的力量，而是通过展现自身文化魅力获得外界的认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一方面可以为本国国民提供精神文化依托，也可以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文化自信的构建不是文化决定论上的狭义文化构建，而是涉及“价值信仰”“社会发展”“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法治建设”等多维视角综合形成的软实力构建，这里具体包括整体维度、具体维度和个体维度三个方面。

第一，从整体维度来看，文化自信关乎文化安全和国家利益，2015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强调，“美国必须在国内坚持自身价值观，同时在国外推广普世价值观”，2017 年最新发布的报告中又明确表示要“推进美国的价值观”并且“绝不会忽视美国价值观”。①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7):“I pledged that we would revitalize the American economy，rebuild our military，defend our borders，protect our sovereignty，and advance our values.”“We will never lose sight of our values and their capacity to inspire，uplift，and renew.”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也要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特色，“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44 页。要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构建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文化软实力的构建最终要依托于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和传播中国思想，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国家层面整体推进“文化中国”的构建。

第二，从具体维度来看，文化自信的构建必须以发达的文化产业作为基础。纵观世界文化强国，往往都具有发达的文化产业，只有具备发达的文化产业，文化的转播才成为可能，文化的输出才具备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发达的文化产业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文化产业和文化软实力彼此互动，有了文化产业作为载体，文化之魂才有了根。因此，文化自信的构建不是概念上虚幻构建，而必须落实到文化产业上，渗透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制度等方方面面。一旦在文化产业上获得了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就成为必然的结果，同时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三，从个体维度来看，文化自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应该落实到个体。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文化的繁荣和创新离不开个人的贡献，不管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创新，抑或是以学者为主体的学术文化构建，都离不开个体的智力支撑，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主体的创造性。从公民出发，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体现为公民素养的提升；从文化工作者出发，文化创生要能够回应并解决现实问题，发挥“公器”的价值；从个体心灵出发，文化创生必须能够滋养个体心灵才有持久的生命力③任何思想文化的的创生和发展必须依托于现实中的个人，因此对于思想者来说就要区分“为己”与“为人”，临川先生早就有所警示:“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今夫始学之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也，则亦可谓谬用其心矣。”(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杨墨)。只有从多个维度出发才可以构建文化中国的身份认同，进而真切地为个体心灵提供精神安顿。

在现代化过程中，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自信，必须结合时代发展、回应时代召唤，不断发挥主体创造性力量，必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总结经验、构建理论、解决问题，“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21 页。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淬炼，不管是从古今发展还是中西视野，都迫切需要发展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