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二）国共合作的失败与土地政策

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 叶国文

党建

为什么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二）国共合作的失败与土地政策

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 叶国文

诞生于辛亥革命后、军阀政治期间的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挽救民族危亡，解放劳苦大众，构建主权独立和统一、政权稳定有序的现代国家。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为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建立和建设而诞生的。因此，诞生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就力图承载起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

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明确提出完成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政纲。在一大通过的党纲中，中国共产党主张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新的社会，但没有明确提出建设新国家的构想。直到党的二大，中国共产党才提出了第一份国家建设构想。在这份构想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主权、政权和现代化的国家建设内涵，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国家建设内容、路向和方式，即通过革命的方式建设独立、统一、自由、法治的民主共和国。这是符合当时中国现实的国家建设构想，也契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打下了政治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深思熟虑的结果。对于孱弱的共产党而言，需要“利用国民党的基础来扩大影响”，借助“孙中山威望和地位”以及领导的国民革命实现国家建设的构想。因此，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中国国民党“抛弃依赖外力”和“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的前提下，“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因此，“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使命和工作则集中于发展城市力量、联合社会革命分子参与国民革命，“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实现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构想。

与此同时，国民党却“受到三个方面问题的折磨：外国帝国主义、党内纷争和国内冲突”。在这些问题中，孙中山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党内纷争，即解决国民党内部存在“纪律窳败、组织松散及思想灌输不力”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国民党整合，而且影响国民党带领人民解决国内冲突和帝国主义问题。在如何解决内部纷争问题中，源自党组织和严格纪律的苏维埃的良好运行给了孙中山启示。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五四运动后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高涨的民众精神”，都“与他一样，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主义’的共同目标”。因此，在苏俄代表与军阀政府谈判遭到婉拒并“‘重新想起’孙中山”以及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后，孙中山同意“利用共产党与工农联系和苏维埃的援助来改组国民党”，从而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试图“在振兴党、发展一支党的军队和进行国民革命中渴望得到苏维埃的援助，并且期望利用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和人民大众的联系”。显然，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国民党、共产党和苏俄在中国现实基础上共同努力的结果，而这也开启了通过国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消除内乱，建设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的大革命序曲。

孙中山离世不久，大革命就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不仅失去了在城市的立足之地，而且生存受到威胁，也使依靠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实现国家建设的构想破产。这促使中国共产党思考自身存亡问题，并重新思考国家建设问题。这是1927年汉口紧急会议的主要原因。汉口会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国共关系上，“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获了共产党的指导者”；在革命武装上，“始终没有认识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到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到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在农民革命运动上，“时时限滞革命的农民运动，甚至于拉它向后转”，以至于“湖南农民暴动，不但惊吓了资产阶级的地主军阀，甚至于惊吓了共产党的指挥者。”基于上述原因，共产党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这里，共产党认为，党的生存与国家建设是紧密相关的：只有建立独立的党和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并开展武装斗争，才能渡过生存危机；只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支持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才能实现占人口绝大多数人民的解放，赢得农民的信任和支持，使共产党在农村地区获得发展。同样，只有领导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才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而建立统一、稳定的国家政权，实现共产党的国家建设构想。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正是逆境中的共产党人，激发了为党、为人民和为国家的革命激情，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进而建立人民军队，加上中间党派的政治转变，最终带领人民战胜内外之敌，建立新中国，把现代国家的构想变成现实并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

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土地政策与解放农民。农民和赖以生存的土地是传统中国的重要资源。统计人口和丈量土地，是传统中国每个朝代必做的两件事。因此，发轫于传统社会的中国国家建设，必须重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在三民主义中，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起点，而以“耕者有其田”为核心的土地政策正是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更是解放和组织、动员农民群众，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手段。因此，孙中山在近代中国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和民众的认同。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后，以大地主大资本家为其支撑阶级，不得不抛却孙中山未竟的民生主义和土地政策，因而未能实现“唤醒民众”的目的，更导致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及至退败台湾后，经过反思，才重拾孙中山的土地政策，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与此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前就曾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在对城市失败的刺激和对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后”，深化了“对农业中国及其革命道路的真正认识”，并“重新探讨夺取政权及社会改造的根本道路”，走向了以支持和领导土地革命为核心内容的农民革命运动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动力，来自逼入绝境后的生存需求。在反抗国民党的过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力量一起提出了“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的主张，认为农民革命运动“方能摧毁封建制残余势力”，“获得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始能巩固革命之基础”，进而建立“民治民有民享之新中国”。尽管因力量悬殊被迫退到国民党力量相对较弱的农村地区，但是共产党却能够更好地围绕农民的土地诉求，组织并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在革命运动中，共产党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以革命的方式颠倒了农村阶级关系，农民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土地、获得了解放。共产党因此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由此，共产党赢得了在农村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尽管国民党“为了在江西封锁共产党势力，政府开始推行保甲度”，实施“新县制”，以加强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但是，在土地革命推动下，共产党和农民一起开辟出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如“星星之火”逐渐在中华大地“燎原”，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为了进一步巩固革命胜利果实，1931年共产党创建了苏维埃政权。在这里，共产党与农民先后结成了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不仅如此，还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生成逻辑，即通过创造一个个“新的底层机构”，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建立革命政权。

日本入侵中国后，虽然面临国民党“围剿”甚至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还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对外宣布用“减租减息”代替“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事实上，这不仅没有遭到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反对，反而动员和组织了更大多数人民群众，逐渐形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今天停止实行这个政策，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说中国不要解决土地问题。”

由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同时，共产党还是尽量满足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土地诉求，并由此创建了陕甘宁和晋察冀绥边区政府，走出了“实行民权政治”的“延安道路”。

关于“延安道路”，有各种各样的阐释，一般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因素：一是采取新经济政策。共产党“自始至终将维护农民的物质视为安身立命的重心所在”，开展大生产运动，推行互助合作运动，恢复经济生产，既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也“大规模地扩张了根据地，大幅度提高了治理技巧，并且极大地提升了政治声望”；二是激发民族主义。“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产生的认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此，有学者认为“利用由日本侵略者所激发起来的民族感情，领导乡村的抵抗运动，这才是中共成功的秘密所在。”查尔斯·约翰逊认为，日本侵略促使了中国农民民族主义的崛起。马克·塞尔登不同意这样的诠释，认为战争的压力导致共产党发展经济、社会和政治项目，为他们赢得了农民的支持。杜赞奇认为，国民党也试图通过“现代化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武装革命，建构具有“一个集体的民族主体”的现代国家。但是，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军阀、国民党官员和地方知名人士”都逃离北方，而“共产党却作为中国抗日中坚而出现”，“组织和领导古典式的民众反抗”，“并以延安为中心建立政府行政机构，以后逐渐伸展到北方大部分地区”，从而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三是推行民主主义。赛尔登认为，长期以来“农民大众在政治上被国民党和军阀忽略了，甚至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共产党则在农民中推行民主，因而中共能够成功地动员农民。”周锡瑞认为，“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中共所获得的广泛支持，实际上意味着中共的政策和方法具有民主的特色。”这种民主的特色，除了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之外，还通过平等直接普选机制建构以“三三制”为主的民主政权和建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四是利用组织优势。赛尔登认为，共产党“成功的关键在于它组织上的优越性，共产党正是凭着优越的组织能力在由战争、国民党撤退、中国农村群龙无首等因素构成的政治真空中获得了发展”，通过“精兵简政”提高了边区政府效率，通过推广“下乡”运动，建立了国民党在十年治理期间一直没有实现的组织和权力植入农村社会。

“延安道路”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关键原因在于共产党采取了契合人民需求的土地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提出并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解放、激活并动员了最广大人民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在抗日根据地内继续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农民积极性得以进一步动员，从而形成全国人民抗日的共识和高潮。延安也由此成为代表绝大多数人民高举抗日大旗的场域，大批抗日积极分子蜂拥而入，既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也形成抗日政权，使得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得到最大的发挥。

随着抗日战争结束，全面内战迫在眉睫。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才能同国民党进行斗争。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制定不同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并在随之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贯彻实行，即按照人口“平均分配耕地”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这使得包括地主和农民在内的“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在农村社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解放。

综上所述，在大革命失败、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共产党及时反思并根据农业国家的现实，实施满足农民土地欲求、颠倒农村社会关系的土地政策，从而解放了农民大众，在农村地区获得了生存的空间，并逐渐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与农民建立了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及时调整土地政策，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激发了民族主义热情，形成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又进一步满足农民的土地欲求，采取真正意义上的“耕者有其田”政策，激发了最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与共产党一起反抗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国民党政权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