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开放重心内移与经济再均衡

时间：2024-05-22

李玉梅向乐

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内经济环境变迁过程中，我国区域开放重心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功不可没。在区域开放重心内移过程中，要防止先期开放的区域衰落，避免优惠政策重叠，注重统筹开放、发展与稳定问题。

一、区域开放重心及其变迁

所谓区域开放重心，是在国家或地区开放政策引导下，在参加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配置突破区域限制，外商投资、对外贸易、国际经济合作等相对活跃的中心经济区。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不仅有产业上的二元结构，而且有区域上的二元结构，即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和边远地区并存，在实行渐进式的市场取向改革和渐进式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区域开放重心，而且存在着区域开放重心转移的现象。随着渐进式开放走向全方位开放，过去开放度较低的区域，即市场和要素资源配置更多局限在地区内部的区域，可能成为新的区域开放重心。

区域开放重心的形成离不开三个要件:

第一，经济政策引导。我国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下的闭关锁国走向对外开放，是一个渐进式开放的过程，离不开开放政策的引导。实行开放政策较多、较集中的区域，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相对活跃，才可能形成区域开放重心。

第二，外资大量流入。某区域由于实行开放政策，引起外商投资企业的重视，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形成区域聚集效应，带动越来越多的资本、劳动力的聚集，市场扩大，并对周围地区产生扩散效应，成为经济增长极。而外资流入和市场扩大，使资源配置越来越表现出跨地区、跨国界、全球化的特点，在经济全球化中呈现活跃态势，从而具备区域开放重心的特点。

第三，经济增长提速。外资大量流入不仅是看中政策优惠，更因为该区域有适宜的综合投资环境，包括吸引投资的软硬环境，区域经济潜在优势凸显出来，对于某种类型或多种类型的投资——成本寻求型、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投资，产生强烈吸引力。外商投资带动对外贸易增长，并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提速，使该区域显示出比其他地区更强的活力，成为区域开放的重心。

随着开放政策的调整，不同区域受外界关注程度不同，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对外贸易的活跃度有所变化，一些开放度低的地区成为新的开放热点，发展为区域开放的重心，导致开放重心变迁。

20 世纪80 年代，我国区域开放的重心在东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简称“珠三角”)，开放政策率先在珠三角试验、实施，外商投资集中在珠三角，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有效拉动了珠三角地区对外贸易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珠三角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走在全国前列。

20 世纪90 年代，以设立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新区，实施沿江开放战略为契机，长三角地区成为吸引外资的热点区域，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走在前列，成为新的区域开放重心。

进入21 世纪，随着天津滨海新区的设立，在改革开放中具有“先试先行”的资格，逐步成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滨海新区的开放引领环渤海地区成为开放重心。

2.2.1 开展实地普查，掌握基本情况。对该地区红色文献资源进行实地调查，基本掌握其分布情况及当地各有关机构入藏情况。除此，还可以通过各种书目索引工具及网络途径了解湘西红色文献出版、存佚情况及收藏单位等等。根据普查结果，争取地方党委和政府部门支持，在地方图书、档案、党史、地方志等管理服务机构的协助配合下，划拨专款、集中力量并把红色文献收集起来。

如今，我国已经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不仅存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三大区域开放重心，而且过去开放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和广大沿边地区正成为新的区域开放重心，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重心呈现内移趋势。随着开放重心的内移，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将缩小，区域经济非均衡的状况有望得到改变。

二、区域开放重心内移的根源

对外开放环境的变迁是我国区域开放重心内移的根本原因。

(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诱发外商投资区位转移

中国总体发展阶段发生变化，进入了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重化工时代即将到来。中国人均GDP 水平逐步提高，2012 年已经达到5900 美元以上，劳工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这决定了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依赖劳工成本优势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面对挑战，解决的方案有两种:一是要素结构升级，即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转化;二是市场结构转型，即由外需为主向内外需并重、内需为主转化。依据这样的应对方案，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在经济转型升级中，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的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仅要素成本和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而且目标市场会发生变化，必然会诱发区位转移。转移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国外，一个是内地。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出现。

内地在承接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区位转移过程中，吸收的外来投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推动着内地对外开放的发展。

表1 中国东部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与增长率

(二)中国的外贸和外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稳外需决定着内地开放加速

其一，1978—2012 年，中国外贸增长了170 多倍，外资增长了120 多倍。从2001 年到2011 年的十年中，外贸增长了7 倍，外资增长了不到3 倍，但同期GDP 增长4.3 倍。未来中国外贸、外资不可能再有前30 多年那样的增长速度。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外贸增速也是如此，2012 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了3.7%，进出口贸易仅增长了6.2%，与预期10%的目标相去甚远。

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全球制造业大转移的热潮已经退去。中国在抓住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机会后，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随着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的建立，东亚、北美、欧洲三大生产网络体系形成，制造业的全球大转移热潮已经过去，所以外商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增速必然放慢。

其三，美、欧、日的经济低迷状况还会长期持续。美国不仅面临财政悬崖，而且高财政赤字、高债务与高贸易逆差、高失业、高工资高福利“五高”并存，经济走出困局绝非短期能为;欧元区在主权债务危机冲击下陷入负增长，即便不发生主权债务违约，也要以削减财政赤字、债务规模，减少财政支出，降低福利水平为前提，这会导致更长时间的经济低迷;日本受到高债务率和日元汇率升值等的困扰，在“逝去的二十年”的阴影下继续刷新纪录，会逝去更长时间。世界三大经济体的窘局，拖累中国吸收外资和对外贸易增长。

其四，我国在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和世界第二贸易大国的同时，与美欧等主要贸易伙伴贸易失衡，对美、欧贸易顺差较大，贸易摩擦与日俱增。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过程中，美欧等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实行贸易保护，倒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我国的贸易环境，制约出口稳定增长。

面对这种局面，应对方案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稳外需。重点在于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新开放模式，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创新贸易方式，推动市场多元化，寻求新的增长点，扩大服务贸易。在这样的战略考虑中，无论是创新开放模式、创新贸易方式，还是推动市场多元化，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扩大服务贸易，都应该把扩大内地和边境地区的开放作为重要的内容。

第二种就是稳外资。我国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继续鼓励外商投资，支持和鼓励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2011 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3.42%，首次超过制造业成为利用外资的大户。稳外资为广大内地开发开放、扩大外商投资提供了新的契机。

三、对外开放区域重心内移的标志

(一)十七大提出“提升沿边开放水平”，标志着第二轮沿边开放启动

如果说1992 年我国设立了一批沿边开放城市，开始实行沿边开放战略，沿边开放与沿海开放、沿江开放相呼应，逐步走向全方位开放，那么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则意味着新一轮沿边开放正式启动。此后，为了发挥沿边地缘优势，推动沿边对外开放，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强化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加强基础设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发展面向周边的特色外向型产业群和产业基地。如今，我国在1.8 万公里的边境线上，涉及我国所有沿边9 个省区和11 个邻国的101 个边境口岸上，开放的步伐正在加快。各地都在寻找各种开放的新方式，寻找开放的新抓手，吸收外商投资，开展贸易、加工、物流、旅游等各领域合作，边境贸易所占份额上升。

(二)中西部地区设立一批特殊经济区，成为拉动中西部开发开放的经济增长极

2007 年以来，在区域规划中，国家重点支持了一批有条件地区加快开发开放步伐，中西部地区培育形成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广西北部湾、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原经济区，以及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地区加快发展，将成为引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和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

(三)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对外贸易增速高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大胆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拓展多元市场，扩大服务贸易和利用外资，对外经济贸易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动力增强，出口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同期总体增速，其中，重庆、河南、山西、安徽、贵州、江西、四川等表现抢眼。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方面，西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东部，中西部高于全国平均速度，中西部地区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大幅度增加，占比上升。2011 年，中部和西部地区吸收外资金额相对2010 年分别增长了14.26%和28.25%，两个地区吸收外资金额占比分别上升了0.34 和1.47 个百分点。

(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提速

2007 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6%，首次超过东部地区，区域开放重心逐渐内移，地区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东部地区“一马当先”的增长格局逐渐被打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5 年超过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增速，这标志着中西部地区自主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四、开放重心内移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区域开放重心的内移，对于推动内地工业化，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国内不同地区经济相对均衡发展，具有显著作用。同时，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一)避免“腾笼换鸟”操之过急

珠三角地区是我国最早开放的地区，在过去30 多年来大举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形成了外商投资占有较高比重和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成功加入了全球产业链条之中，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改变了中国在计划经济下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状况，步入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如今，珠三角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占全国GDP 的1/5左右。但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下外需下滑的冲击，加之国内劳动力、土地和房产、资本、原材料、能源、水资源、环境等全要素的价格大幅度上涨，珠三角地区的加工贸易、外商投资面临成本上升、汇率升值、收益率下降的压力谋求区位转移。对此，珠三角提出“腾笼换鸟、转型升级”的经济战略。

但是，在企业本来就面临巨大生存压力下，如果“腾笼换鸟”操之过急，政府不能为企业生存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反而人为排挤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片面认为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收益率低，消耗了大量资源，却只能赚取微薄利润，在政策、理念上都要把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挤出市场，那么，珠三角的加工贸易企业则很难生存。连生存都困难，则转型升级将成为无本之木。“腾笼”容易，把加工贸易赶出珠三角即可，但能否换来“鸟”，换来什么“鸟”，则没那么简单，需要认真筹划，周密布局。

不仅仅是珠三角，如果全国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也简单模仿珠三角“腾笼换鸟”的做法，也排斥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会大举撤离中国市场。由于我国尚未在发展中培育起新的竞争优势，所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撤离将使我国重新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并由此加剧经济增长、就业、财政税收、经济转型的困难。

(二)实现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良性循环

既要避免珠三角在产业转移中出现投资减缓，贸易订单转移，就业机会较少，产业空心化，经济增速下降，财政税收增幅降低，从而拖累全国经济平稳运行，又要促进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实现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均衡发展，就必须顺应区域开放重心内移的趋势，推动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加工贸易内移。这样可以实现一石三鸟的效果:一是为珠三角产业升级腾出空间;二是加速内地工业化;三是为内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在非农产业就业创造新的机会。

珠三角只有在服务中西部开发开放中，与中西部对外开放对接，努力为中西部对外贸易提供贸易订单服务、物流服务、投资服务、金融服务，提供法律、会计、咨询服务，提供技术研发、人才支持，甚至把管理中心留在珠三角，把生产基地内移，才能顺利实现转型升级目标，保障经济转型中的平稳过渡。

(三)避免类似“意大利面条碗”现象

在中西部开放提速中，各地都在千方百计争创优势，利用优惠政策创造投资和发展的成本洼地，国家也为中西部地区创造良好的开放环境，设立了名目繁多的特殊经济区。一个地区既是先行先试区、又是边境开放区、边境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各种名头一应俱全，多种优惠政策重复叠加，容易出现类似区域经济集团化中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不同的优惠待遇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最终会降低优惠政策和特殊开放区域安排的作用。

其实，在一个区域，现有的优惠政策用足了、用好了，在这个基础上去创新，其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拓展新兴市场、扩大贸易、利用外资的功能基本上就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我们许多地方不能满足这一点，各地都在竞争，都希望把多种形式的特殊经济区的名分全拿到手，主要精力都用在争取中央政府政策优惠上。与其如此，不如关注体制创新，完善市场机制，为贸易与投资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