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增长的外部条件是否发生了变化?

于春海 副教授

在 外向型增长战略之下，我国制造业的增长在生产层面依赖于国际分工体系下的全球和地区性价值链条，在需求层面依赖于国际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的需求状况。近年来，次贷金融和经济危机不断冲击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市场环境，由此引发对我国制造业增长前景的普遍担忧。为此，我们需要首先厘清我国制造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的具体实现机制，也就是说，全球和区域价值链条以及国际市场条件是如何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向影响我国制造业增长动力的。在此基础上，考察近年来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分析全球和地区价值链条是否发生了趋势性调整，国际市场需求条件是否发生根本性变化。最后才能辨别我国制造业增长的外部条件的变化性质。

一、我国制造业生产过程依附于亚洲区域内生产价值链条

进入21 世纪以后，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制造业分工调整和产业转移过程深入到产品内部，根据同一产品内部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的要素投入要求，把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配置到具有不同区位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的基础从一国在最终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演变为一国在价值链条的特定环节上的比较优势。由此带来“全球制造”和“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随着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和全球生产价值链条的形成，我国逐步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最终产品加工和组装基地。我国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在国内加工组装成最终产品，然后出口国际市场。这表现为我国进口中间产品再出口比率的显著提高，以及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显著降低。2000 年至2012 年，我国中间产品进口的再出口比率从26.93%增至50.21%;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从81.19%降至67.37%。从亚洲地区的横向比较中可以看出，在20 世纪90 年代，我国总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在亚洲主要发展中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高于亚洲地区的平均值。在2000 年之后，我国的这一指标显著降低。2005 年以后，我国的这一指标比亚洲地区平均值低了10 个百分点以上。

在我国细分的出口类别中，农、林、狩猎、渔业和采矿等初级产品和服务业出口中包含较高的国内增加值成分，国内增加值占比高于总体水平;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成分较低的产品集中在制成品，特别是其中的木制品、纸张和纸制品等，化学和非金属矿产品，基础金属和金属制品，机器和设备，电子和光学设备，交通设备等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占比都低于总体水平。2000 年至2005 年是我国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上升最快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我国总体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上升了17.6 个百分点，而制成品中的木制品、纸张和纸制品等，化学和非金属矿产品，基础金属和金属制品，电子和光学设备类产品的上升幅度均超过20 个百分点。2005 年之后，其他类别制成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占比趋于下降，但是机器和设备作为我国最大类别的出口产品，国外增加值占比依然在提高。

进一步分析我国出口产品国外增加值的来源构成。我国出口价值的最大国外来源是东亚和东南亚，2000 年、2005 年、2008 年和2009 年所占比重分别为48.9%、46.3%、39.7%和41%。第二大国外增加值来源是未细分类别的国家，这当中有一半左右来自沙特阿拉伯、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和巴西等大宗产品出口国。第三大国外增加值来源是美国和欧盟15 国，在来自欧盟15 国的增加值中，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占据了50%以上。

我国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欧美发达经济体以及资源性产品出口国的增加值，体现了传统的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关系;所包含的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增加值，体现了21 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产品内分工关系。事实上，21 世纪以来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使得亚洲地区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统一的生产价值链条，中国是这一链条上的最终产品加工和组装中心，日本、NIAEs 以及其他ASEAN 国家是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供给方。2000 年以来，中国逐步成为亚洲经济体最重要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出口目的市场。2000 年至2009 年，在中国以外的亚洲经济体的总出口中，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占比从7.3%升至16.2%。在亚洲主要经济体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出口中，中国作为目的市场的份额显著增加。

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制造业的增长过程中，亚洲地区性价值链条的重要性超过区域外的全球性价值链条。我国制造业对亚洲区域内生产价值链条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对东亚和东南亚所生产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依赖，这当中体现的是新型产品内分工关系;对区域外全球表现为对外部自然资源供给的依赖，以及对欧美发达经济体供给的关键设备和技术的依赖性，这当中体现的主要是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关系。

二、支撑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的外部需求力量及其变化

我国制造业对于外部环境的依赖不仅表现在生产过程对亚洲区域性价值链条和全球价值链条的依赖，而且还表现在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上，特别是对欧美市场的依赖。亚洲地区的生产价值链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欧美需求驱动的，作为这一链条上的最终加工和组装环节，中国自然也就成为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平台。从这样的特殊地位出发，对欧美市场的制成品出口能否顺利增长，就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又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我国在欧美市场上对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其次是欧美市场的总体需求状况。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制成品对美出口在全世界对美制成品出口中的占比不断提高。特别是进入21 世纪以后，我国成为美国市场最大的制成品来源国。2000 年至2012 年，我国对美制成品出口在全世界对美制成品出口中的占比提高了16.8 个百分点，从5.5%增至22.3%。我国对美国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亚洲其他经济体的替代，特别是对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替代。2000 年至2012 年，我国在美国制成品进口中的份额上升了16.8 个百分点，而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份额仅上升了4.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我国所占份额不断提高的同时，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所占份额是不断下降的。所以，我国作为美国制成品最大进口来源国的地位，主要是来自对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

同样，我国在欧盟市场上的地位也是来自对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2000 年至2012 年，在全世界对欧盟的制成品出口中，我国所占比重从2.1%上升至8.4%，增加了6.3 个百分点;在此期间，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所占份额从12.5%升至16.1%，仅上升了3.6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我国所占比重迅速上升的同时，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所占份额是不断下降的。所以，我国对欧盟市场制成品出口的增加主要来自对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

总体来说，在欧美市场上对亚洲其他经济体的替代，是推动我国2000 年以来制成品出口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力量。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动力，我国制成品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增速才能远高于欧美市场整体规模扩张的速度。这也是在一段时期内出现我国经济形势与欧美经济“脱耦”现象的重要原因。2000 年以后，欧美经济的良好运行态势和市场规模的扩张，也为我国出口增长提供了进一步的推动力。

伴随着亚洲地区生产价值链条的最终形成，我国在美国和欧盟市场上对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过程逐步完成。这一点表现在我国制成品出口在欧美市场所占份额的变化上。根据WTO(2011)的研究，亚洲生产价值链条的中心在2005 年完全转移到我国，我国成为亚洲中间产品的核心市场，大量消费品在中国完成生产后出口到欧美市场。在此之后，我国制成品出口在欧美市场总进口中占比的增幅趋于下降，2009 年以后加速下降。

作为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我国在欧美市场上对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系的替代过程已经基本完成。这一点已经难以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提供持续的动力。加之欧美市场总需求增长速度的下降，两者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我国制成品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在未来已经很难恢复2008 年以前的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基于此，可以认为支撑我国制成品出口高速增长的区域外需求条件不复存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制成品出口会出现趋势性下降?

从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市场分布来看，日本和美欧发达市场所占份额不断降低，东亚和东南亚市场以及其他新兴市场所占份额不断提高。与日本以及欧美发达市场不同，我国在不包括日本的东亚和东南亚市场上的份额，在2010 年以来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再加上新兴出口市场的开拓，这两者可以为我国制成品出口在未来的增长提供动力。所以，我国制成品出口规模不会出现趋势性下滑。但是也必须注意到，随着产品内分工模式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条和地区性价值链条的最终形成，支撑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的最大动力来源——对其他经济体的自然替代过程——已经消失了，无论是增加对现有市场的出口、还是开拓新兴出口市场，只能依赖于目标市场规模的扩张，或者，在与其他出口国的竞争中获胜。显然，这些只能带来边际意义上的贡献，可以稳定我国的制成品出口，但是不足以推动我国制成品的持续高速增长。

三、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条尚未出现趋势性调整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性价值链条与我国的禀赋优势或区位优势结合在一起，决定了我国作为这一链条上的加工和组装中心的地位。随着我国劳动成本以及环境和资源成本的上升，加之基础设施改善和制度变化的边际贡献下降，很多人开始讨论我国作为最终产品加工和组装中心的地位是否会出现根本性变化。暂且不论这种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一旦出现了这种变化，将会成为推动我国制造业乃至整个产业调整的外部力量。与我国内部调整力量和调整意愿叠加在一起，必然会导致我国产业调整步伐加快，甚至可能出现产业调整速度过快，进而过度放大产业调整的经济和社会冲击。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需要考察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性价值链条是否出现了重构或重新定位的趋势。首先，是否出现跨地区的重构或重新定位?其次，是否出现地区内的重构和重新定位?

(一) 全球FDI 整体流向与产业构成的动态趋势

从大的方面来看，2000 年以来，发展中经济体FDI 流入占比在增长过程中呈现较为明显的波动性。2000年至2004 年，增加了近20 个百分点;2004 年至2006 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2006 年至2012 年，增加了23 个百分点。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出占比的波动性较小，呈现较为稳定的持续增长趋势。在此基础上，发展中经济体FDI 净流入规模也经历了增长→下降→增长的波动过程。由此可以认为，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产业转移过程延续了2000 年以来的趋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逆转。

在产业构成方面，服务业在全球FDI 流动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由于缺乏关于全球FDI 流动的产业分布的完整统计数据，我们只能利用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这两类数据来进行分析。在全球绿地投资的产业构成中，从2003 年到2012 年，服务业占比增加了22 个百分点;并在2007 年以后超过制造业，成为绿地投资的最大产业类别。同期，制造业占比下降了近10 个百分点。在跨国并购方面，制造业作为卖方在资本市场上的交易规模超过了服务业;服务业作为买方在资本市场上的交易规模超过制造业。这意味着，服务业的跨国企业对外并购超过制造业的跨国企业。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FDI流动情况来看，服务业基本处于FDI净流出状态。结合前面所确认的从发达经济向发展中经济的国际产业转移过程，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大规模向发展中经济转移或外包服务业的趋势已经明确出现，并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导。

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情况较为典型，服务业存在大规模的FDI 净流出，制造业存在大规模的FDI 净流入。那么，美国制造业FDI净流入状况是否代表了所谓的“制造业回流现象”?在美国FDI 存量结构中，流入存量较为稳定，在2006年以来没有太大变化;流出存量的变化较为明显，服务业占比显著上升，制造业占比显著下降。这反映了过去10 年中服务业主导美国对外产业转移的基本趋势。但还必须注意到，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2008 年以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说明美国并没有出现将海外制造业投资撤回国内的普遍趋势。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地区构成中，亚太地区所占比重在2008 年以来呈现增长的趋势，拉美地区所占比重没有明显增长。这又意味着，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向拉美地区倾斜的现象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说，所谓的“近岸”FDI 流动现象并不明显。

(二) 亚洲与美洲在全球价值链条上的竞争态势

从发展中经济FDI 流入的地区分布来看，亚洲地区依然是吸引FDI流入最多的地区。但是近年来，随着美洲发展中经济对FDI 流入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流入美洲发展中经济体的FDI 持续快速增长。这导致美洲在整个发展中经济体所吸引的FDI 流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所占比重不断下降。2006年至2012 年，在发展中经济体吸引的FDI 流入中，美洲地区占比提高了12 个百分点，亚洲地区下降了11个百分点。在FDI 净流入方面，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2006 年以来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美洲发展中经济体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并在2011 年以后超过了亚洲发展中经济。这些变化意味着美洲发展中经济体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的地位的上升，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产业转入地。

美洲发展中经济对FDI 的吸引力主要来自4 个方面。一是南美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资源寻找型FDI”的吸引力;二是南美国家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张对“市场寻找型FDI”的吸引力;三是巴西近年来所推行的产业政策;四是墨西哥等中北美经济体的地缘优势对“近岸”FDI 流入的吸引力。从FDI 流入占全球FDI 总流入的比重来看，南美洲国家联盟在2006 年以来提高了近8个百分点，而墨西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在FDI 净流入规模上，南美洲国家联盟在2006 年以来同样也是持续提高，而墨西哥则是不断下降，2012 年墨西哥变成FDI 净流出国。这意味着，“近岸”FDI 流入对当前全球FDI 流入格局还没有显著影响。其背后的关键原因在于，最终产品加工和组装环节的地点选择不仅要考虑与销售市场的距离，还要考虑所在地区是否存在完整的供应链条。由于美洲地区并不存在类似于亚洲地区那样的地区价值链条，墨西哥等中北美发展中经济体对美国“近岸”FDI的吸引力还缺乏完整的地区供应链条的支撑。

对比我国与墨西哥的情况，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显著区别。作为主要的制成品出口国，墨西哥较早地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条，其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比例一直较高，并且较为稳定地维持在30%～35%左右。我国在20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全方位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这导致我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比例迅速提高，特别是2000 年至2005 年这个时期。在出口价值的国外来源构成方面，我国与墨西哥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别。我国出口价值最大的外部来源是东亚和东南亚。墨西哥出口价值最大的外部来源是美国。从动态变化过程来看，在我国出口价值的外部来源中，东亚和东南亚的占比不断下降，主要资源出口国的占比不断上升;在墨西哥出口价值的外部来源中，美国的占比大幅下降，东亚和东南亚的占比显著上升。对于我国而言，重化工业发展进程与国内资源约束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对资源进口的大幅增加，而东南和东南亚本身又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所以，资源出口国占比的上升，反映的是我国对外部资源依赖性的提高。对于墨西哥而言，东亚和东南亚占比上升所反映出来的应该是另一种趋势，即对东亚和东南亚所生产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依赖性不断提高。

无论是我国还是墨西哥，在机器与设备、电气和光学产品、运输设备及其他制成品方面，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都具有较高的依赖性。这些都是加工程度较深的制成品，更容易形成产品内分工和国际性的生产价值链条。由此可以看出，在加工程度较深的制成品上，我国的生产过程依附于本地区的价值链条和供应网络，而墨西哥则依附于跨地区的全球性价值链条和供应网络。因此，在我国所处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存在一个非常完整的地区性生产价值链条和供应网络。这不仅是我国相对于墨西哥的最大优势，事实上也是我国与亚洲以外的其他主要制成品生产和出口国相比的最大优势。这种优势是否会发生变化，甚至是出现根本性逆转?答案不依赖于某几个生产环节或厂商行为是否调整，而是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价值链条是否调整。虽然前面的数据显示出发展中经济体的FDI 流入日益向美洲倾斜的趋势，但在其背后起主导性作用的是以南美地区为流入地的资源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FDI。这依然还是传统的产业间或产业内分工模式主导下的FDI 流动。对于产品内分工模式主导下的生产价值链条，这种变化不会构成太大冲击，所以，它不会导致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性价值链条的跨地区重构或重新定位。

(三) 亚洲地区性价值链条的内部调整

那么，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性价值链条是否出现了地区内的重构或重新定位?在2012 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总FDI 流入中，我国所占比重与2002 年相比下降了25 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必须注意到，这一指标的下降是2006 年之前发生的，2006 年以来这一指标上升了5 个百分点左右。2006 年以来，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扩张，我国净FDI 流入规模开始下降。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是资源寻找型，不是制造业产业外移;另一方面，即便是净流入规模出现了下降，但是直至现在，我国依然维持FDI 净流入的状态，并且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这意味着，我国并没有出现普遍的、趋势性产业外移现象。

但是从亚洲整体来看，无论是FDI 流入还是净流入，东南亚地区所占比重在近年来都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特别是在2009 年以来，东南亚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净FDI流入地，占据了整个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净FDI 流入的40%以上。东南亚之所以会成为亚洲地区新兴的净FDI 流入地点，原因在于随着亚洲区域内生产体系的重建，流入柬埔寨、缅甸、菲律宾和越南等低收入国家的FDI 显著增加。

那么，这种地区内的调整对于我国又意味着什么?结合FDI 流入、流出和净流入的数据，可以看出几点现象。首先，我国FDI 流入规模并没有出现趋势性下降，我国FDI净流入规模的下降主要是因为FDI流出的急剧增加，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急剧扩张。其次，在FDI 流入规模上，我国始终是亚洲最高的，并且我国净FDI 流入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再次，我国在2006 年以后超过东南亚地区，成为亚洲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即我国并没有出现普遍的产业外移趋势。

进一步考虑到，在制成品价值链条上，最终产品加工和组装环节的区位配置，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性、贸易和投资政策及便利措施、商业与市场环境及便利措施、基础设施、劳动力供给的数量、质量和成本、本地生产性服务的供给能力、产业聚集、本地企业的供应能力以及与目标市场的距离等。目前亚洲所出现的地区内价值链条的调整主要是一种增量调整，而不是存量调整。所以，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内部也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链条的重构或重新定位。

四、基本结论

在我国制造业的增长过程中，亚洲地区性价值链条的重要性超过区域外的全球性价值链条。我国制造业对亚洲区域内生产价值链条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对东亚和东南亚所生产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依赖，这当中体现的是新型产品内分工关系;对区域外全球表现为对外部自然资源供给的依赖，以及对欧美发达经济体供给的关键设备和技术的依赖性，这当中体现的主要是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关系。

亚洲地区的生产价值链条在很大程度是由欧美需求驱动的，作为这一链条上的最终加工和组装环节，我国自然也就成为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平台。从这样的特殊地位出发，对欧美市场的制成品出口能否顺利增长，就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因素。2000 年以来，我国在欧美市场上对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以及欧美市场总体规模的扩张，共同推动了我国制成品出口的高速增长，但是前者的贡献远大于后者。

要探讨我国制造业增长的外部环境是否出现趋势性变化，需要从外部市场环境和亚洲价值链条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在外部市场环境方面，对欧美发达国家出口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基本消失;对亚洲区域内市场和亚洲以外新兴市场的开拓，能够给我国制成品出口带来的增长动力并不强。由此，拉动我国制造业增长的需求力量会显著弱化。

在价值链条方面，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向拉美地区倾斜的现象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制造业回流”或“近岸”FDI 流动现象并不明显，更没有成为一种大趋势。南美地区FDI 流入的增加，主要是受南美地区自然资源和本地市场规模驱动的，是传统的产业间或产业内分工模式主导下的FDI 流动。这不会对产品内分工模式主导下的生产价值链条构成太大冲击，所以，它不会导致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性价值链条的跨地区重构或重新定位。

在制成品价值链条的区位配置中，劳动成本不是唯一的考量，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考量。目前亚洲所出现的地区内价值链条的调整主要是一种增量调整，而不是存量调整。所以，东亚和东南亚的价值链条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的地区内重构或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