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主导的全球化新趋势与我国应对

丁志杰(教授) 李 庆

21世纪全球化进入金融主导的新阶段，金融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由此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新的问题，我国现有对外开放模式难以适应这一新趋势，亟待调整。

一、金融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基本确立

20世纪产业资本主导全球化发展。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掀起金融自由化和放松资本管制浪潮，8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迅速发展，并逐渐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世界各国间的联系与依赖显著加深。全球化概念一经提出，就迅速被世人所接受。直到90年代，这一阶段全球化的典型特征是，跨国公司全球扩张，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结合，形成新的全球生产特别是制造业分工格局，成就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制造业比较优势逐渐被削弱。

进入21世纪，金融逐渐主导全球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新兴市场国家危机是全球化的一个分水岭。危机后这些国家通过紧缩政策和结构调整实现经常项目顺差并持续至今，发达国家也在1999年经常项目转向逆差，发展中国家成为净资本输出方而发达国家沦为净资本输入方。同时，以我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凭借劳动力优势获得国际竞争力，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国际扩张放缓。为了获得新的竞争力，发达国家依托金融发展水平优势和在国际货币领域的垄断地位，推动金融全球化，将国际经济关系从商品、生产领域拓展到包括服务、生产要素、金融等几乎所有方面，全球化进入以金融主导的新阶段。

在金融主导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金融对外扩张加快。金融主导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是美英等在金融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在这一阶段，金融不仅仅是其跨国公司和产业资本全球扩张的工具，而且主导了全球资产、资源在各国间重新配置、交换。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目前全球有35个发达国家(地区)。1999年末发达国家(地区)对外资产总计25万亿美元，到2012年末不包括圣马力诺和中国台湾省的发达国家(地区)对外资产增至109万亿美元，增长了3倍多，与其GDP之比从100%左右升至240%多。其中，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等金融性资产占64%，加入衍生品后占比更是高达76%。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发达国家对外资产扩张出现短暂的停滞，但随后继续快速增长。由于金融主导的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巨大利益，这一趋势还会继续深化。

二、全球化与国际收支的新特征

金融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征，世界经济格局随之有新的变化，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国际经济关系和国家间博弈更加错综复杂。

(1)金融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一种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各国在其中的地位，并影响各国在全球化中的利益和风险。在原有中心—外围结构中，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不同国家的地位发生分化。第一层次是美国，输出国际货币，输入储蓄，输出资本，是世界的银行家；第二层次是其他发达国家，主要是输出资本，是自己的国际银行家；第三层次是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融入全球化程度高，输入国际货币，输出储蓄，输入资本，是国际储蓄者；第四层次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程度低，主要是输入国际货币，输入储蓄。在这样的格局中，存在由下往上的国际利益输送，第三层次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风险最大。

(2)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增强。金融主导的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经济活动日益金融化，一些问题更为隐蔽，发达国家名虚实实，新兴市场国家名实实虚。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主要是实际资产和有实际背景的资产，很少持有货币性资产和纯信用资产，而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资产结构正好相反。其结果是发达国家用其货币性和金融性资产置换成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资产，增强了对全球实际资产的控制力。例如，2012年末不包括圣马力诺和中国台湾省的发达国家(地区)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净头寸为5.09万亿美元，证券投资净头寸为-4.06万亿美元，其他投资净头寸为-1.61万亿美元，衍生品净头寸为0.25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资产很大部分是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2011年年末发展中国家对外资产总计17.46万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有6.81万亿美元，成为其货币发行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失去自主性，从而使发达国家获得全球货币发行支配权。

(3)发达国家主导全球资本流向。由于有庞大的海外资产，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基本控制了全球资本流向及其变化。美元汇率和美国金融市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带来其他国家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2012年年末美国对外资产高达21.64万亿美元，而且基本都是主动在全球配置的。美国完全有能力操控资本流动，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战略服务。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越来越被动和不稳定，大进大出和逆转的风险加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发展中国家，2013年日本超级量化宽松引发东亚其他国家金融动荡，都体现了这一点。

(4)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剪羊毛行为变本加厉。美国1986年成为净债务国，由于其以低的成本吸收各国储蓄，再以高的收益对外投资，因此一直有正的国际投资净收益，到2012年累计1.72万亿美元。2000年以来，美国的对外净债务攀升，但投资净收益却也越来越大。2004—2012年间，美国的对外净债务基本在2万亿美元之上，但国际投资净收益累计1.27万亿美元，不包括圣马力诺、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的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国际投资净收益累计也有1.23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剪羊毛的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和融入全球化程度高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巴西等。数据显示，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成本几乎全部转嫁给了新兴市场国家。

(5)区域化、集团化趋势明显。为了应对全球化第一阶段出现的产业空洞化问题，发达国家加大发展制造业的力度，如奥巴马政府2009年提出振兴现代制造业计划。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积极开展区域性和集团性的经贸合作，推进相互之间贸易、投资自由化，以抵御来自区外、集团外的发展中国家商品的竞争，为其产业资本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近年来美国大力推动有关区域化经贸合作，2007年与韩国签署《韩美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2013年6月与欧盟开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美国主导的新一轮区域化、集团化谈判，更深层的目的是掌握未来全球规则的制定权，以确保美国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霸主地位。

在金融主导的全球化趋势下，全球国际收支也出现了新的特征，尤其是新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和渠道。

(1)全球贸易和经常项目出现反转和失衡。20世纪90年代，全球国际收支呈现出发达国家整体经常项目基本平衡、发展中国家整体逆差的局面。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由经常项目逆差转为顺差，发达国家出现逆差并不断扩大。2006年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攀升至峰值的4.83%，发达国家逆差扩大至GDP的1.14%。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2009年发达国家整体甚至出现小幅的贸易顺差。

(2)金融渠道成为发达国家平衡国际收支的重要手段。一是发达国家整体存在巨额净国际投资收益，像美国这样的净债务国近年来净国际投资收益在千亿美元数量级，可以抵消很大部分的贸易逆差，降低了经常项目失衡的程度。二是对外资产扩张使得发达国家获得巨大利益，即存在庞大的正的存量估值效应，从而对冲掉经常项目逆差。存量估值效应是指由于货币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导致对外资产负债存量价值变动进而对外净债权债务变化，但不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性质类似国际收支平衡表内的投资收益。2004—2012年间，不包括圣马力诺和中国台湾省的发达国家(地区)经常项目逆差累计2.41万亿美元，但这些发达国家(地区)存量估值效应高达2.85万亿美元，所以发达国家(地区)对外净债务不升反降，从1.06万亿美元降至3034亿美元。美国的情况就更为明显，2002—2007年其贸易逆差累计3.67万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累计3.86万亿美元，但美国对外净债务反而从1.88万亿美元降至1.80万亿美元。因此，发达国家国际收支实际情况是，正的投资收益使得发达国家经常项目逆差大为缓和，存量估值效应使得发达国家可以在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对外净债务不增加，国际收支整体上是平衡的甚至出现顺差。

(3)新兴市场国家存在严重的国际收支脆弱性。与发达国家相反，尽管新兴市场国家存在较大的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但对外净债权没有相应随之增加。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展中国家有庞大的负的国际投资收益和存量估值效应，以前积累的净债权几乎全部被吞蚀掉。由于存量估值效应不体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内，被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有意疏忽掉，片面以贸易和经常项目逆差衡量并夸大国际收支失衡，进而向其他国家施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3年以后发达国家经常项目将出现相当于GDP的0.1%以上的顺差，新兴市场国家顺差下降到GDP的1%以内。如果考虑到发达国家通过金融渠道从新兴市场国家获得的巨大利益，新兴市场国家将沦落为对外净债务人。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支出存在刚性，获得国际收入的能力主要受发达国家经济状况的影响，未来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三、我国现有对外开放模式难以适应全球化新趋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与选择适合国情并顺应全球化趋势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成为全球化第一阶段的主要受益者，是分不开的。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世界经济格局处于嬗变之中，对外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出口和利用外资为主的对外开放模式难以适应金融主导的全球化新趋势，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并存在严重的潜在风险。

(一)参与全球化的层次较低

我国融入全球化主要是以商品贸易和产业资本为主，而且产业资本以输入为主，输出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使得我国处于国际经济分工的末端。在国际生产分工中，我国形成“本国劳动力+本国资源+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需求”模式，产生贸易顺差；在国际金融分工中，将贸易顺差用于购买国外金融资产，积累巨额外汇储备，输出的是储蓄而非资本。这一定程度上是参与产业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结果，但难以适应金融主导的全球化新趋势。

(二)对外资产负债结构扭曲

对外资产负债状况是对外开放政策和模式选择的结果。在现有对外开放模式下，我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扭曲主要表现在直接投资资产负债不平衡和外汇储备过大。2012年末，我国对外资产已达5.17万亿美元，其中65%是储备资产；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达2.16万亿美元，占对外负债的63%，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刚达到5000亿美元，只占对外资产的10%。

(三)对外开放效益较低

资产方主要是低收益的外汇储备资产，负债方主要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结果造成庞大的对外净资产对应着数额不小的负的国际投资净收益，凸显对外开放效益低下的严重性。在有数据的2005—2012年间，我国对外净资产从2764亿美元增加到17364亿美元，但投资净收益大多数年份是负的，累计达-1953亿美元，同时还存在负的存量估值效应，累计达-3917亿美元，两项损失合计高达5870亿美元，对外净资产平均收益率为-5.68%。这组数据表明，我国是以补贴的方式对外输出储蓄，对外开放模式亟待调整。

(四)宏观调控和经济运行的难度加大

由于巨额外汇储备，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唯一渠道，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和过度外币化，货币发行落入美元本位陷阱，货币供给增长过快，只能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进行对冲，货币政策自主性减弱。尽管央行用低成本的存款准备金和现金发行锁定了基础货币，但低于实际资金成本的部分必然要转嫁至存款者和借款者身上，导致在高储蓄、高货币、高信贷情况下的高利率和高利差，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这也是造成2013年年中货币市场混乱和货币信贷空转的重要原因。先被外国资本剪一次羊毛，再被国内金融体系剪一次羊毛，大大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活力。

四、我国进一步更好参与全球化的建议

尽管金融主导的全球化趋势下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风险加大，但趋势不可逆转。我国不应拒绝参与全球化，而应当本着积极主动的态度，转变对外开放模式，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以便更好地参与全球化。

(一)加快对外开放模式的转变

现有对外开放模式的一个特征就是，以实际资源、资产置换国外的货币性、金融性资产，对外资产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配置具有高度被动性，缺乏主动性。这一点未来需要彻底改变，应将对外资产主动转换为对国外实际资产和实际资源的控制权或收益权。为此，需要深化“走出去”战略，加快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实施资本项目开放，主要是放松国内机构、企业和个人在海外配置资产的限制，实现对外资产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变以补贴、倒贴的方式参与全球化的状况，形成出口与进口并重、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二)提升货币金融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完全有能力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由第三层次升至第二层次，从输入国际货币、输出储蓄、输入资本转向输出资本甚至输出货币。货币发行要摆脱美元本位，恢复自主性；继续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力争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一极。金融业国际竞争力是决定参与全球化利益的重要因素，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还很弱，必须加快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大力引进国际成熟人才和技术，探索外汇储备更多地通过国内金融机构运用出去的方式，目标是做自己的国际银行家和在华外资的银行家。金融发展不能失去自主性，切忌照抄照搬美国模式，金融开放要以我为主，在现阶段国家控制金融体系在应对发达国家金融竞争中具有重要作用。

(三)实行区别对待的经济外交策略

处理与不同国家的经济关系，要区别对待，有的放矢，目标明确。我国和美国的经济关系最为复杂，既有斗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和其他发达国家主要是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是合作和伙伴关系。在国际经济事务上，要站在发展中国家整体乃至全球的高度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争取更多的支持，提升国际话语权。

(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

针对现有国际货币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呼吁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大国货币汇率稳定机制，推进制定有约束力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规则，实现跨境资本的有序流动，降低全球资本流动风险。同时，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跨区域的集团性合作，建立多层次的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的新层次。在全球再平衡和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呼吁并入金融渠道的影响，建议修改国际收支统计规则，将存量估值效应纳入国际收支平衡表，或者将之纳入衡量失衡的范围，以综合经常项目差额衡量失衡程度。这会对美国构成较大的制约，降低我国承担过度调整责任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