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数字学术能力理论框架构建研究——基于数字人文视角*

唐江浩 卢章平 苏文成

（1. 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 江苏镇江 212013； 2.江苏大学图书馆 江苏镇江 212013）

1 引言

人文科学进入数字时代，科技与人文两大维度在人文学科研究中意义凸显，逐渐呈现出双维度交叉融合的趋势。***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新文科”概念应运而生并持续加速“数字人文”学科发展[1-3]。2019年8月，为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文化科技创新能力，科技部、中宣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旨在打通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最后一公里”，激发文化创新活力，创造更多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成果[4-5]。数字人文在政策引擎推动下迅猛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人文学科的传统研究范式发生变革[6]62，但由技术引发的变革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新文科”的发展方向。人文学科是数字人文的交叉学科发迹点，数字人文实践和理论的发展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尤其是离不开人文学者的参与[7]。

伴随着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不断的实践，传统人文研究先预设问题，再收集整理相关材料，通过对材料的思辨和诠释而形成成果的传统研究范式正在发生变革[6]62。数字人文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应用到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伴随着大量的人文学科原始资料数字化，通过文献数据挖掘和软件建模分析实现人文研究目的的研究范式正在被人文学者所接纳。传统“学术能力”理论在此背景下不再适配人文学科的数字化研究范式，不再适应数字研究技术的迅猛发展，未能满足人文学者研究能力评测的需求。据此本文结合人文学科数字化研究范式提出学术能力子概念“数字学术能力”，旨在通过构建人文学者数字学术能力框架，辅助人文学者融入新文科发展洪流中，推动人文学科研究对象的数字化和研究方法的技术化，以期为构建和应用系统、科学、合理、实用的数字学术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2 人文学者数字学术能力概述

2.1 数字化视域下人文学科研究范式转变

人文科学是以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和客观表达的文化传统及其辩证关系为研究内容的学科体系[8]。就其学科范围来说，人文学者主要是指传统的文学、历史、艺术与哲学学科中研究人与文化关系的学者[9]。由于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与介入，人文学者的人文研究传统范式正在逐步朝向数字化研究范式方向变革。

计算机科学是数字人文的摇篮，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研究中已有很长历史。自1949年开始，人文计算专注于文本数据的有效产生，这为数字人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考古学[10]，艺术学[11]、古典文学[12]、历史学[13-14]、语言文学[15]等均已涉足数字领域。进入21世纪，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学术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可获取的数字学术资源急速增长；另一方面，数字环境下传统研究问题的拓展与新兴研究问题的涌现推动了学术研究视角、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的变革[16]。在此背景下，“数字学术”这一概念应运而生。总体来看， 尽管学者们对数字学术的理解各不相同， 但都强调数字技术与工具对学术研究的渗透。在数字学术的侧重点方面，有学者聚焦于数字技术对学术交流模式的影响[17]，也有学者侧重于讨论数字环境下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变革，还有学者认为数字学术贯穿于学术研究全过程[18]。

虽然学界对数字学术没有统一定论，但是数字技术的确对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范式的革新起到了推动作用。数字化资料及计算机方法的介入提高了人文学科的研究效率，为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也给人文学科研究带来了新的学术思维、理念和方法。台湾大学项洁认为人文学者主要在其研究的资料收集与整理、资料库取用阶段会运用到相关数字资源，而在其他阶段则不会或很少会涉及[19]；欧阳剑认为人文学者主要在其研究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分析、呈现阶段运用数字化资源和数字计算机技术[6]66。我们认为人文学者在其研究过程的各阶段均会受数字化影响，并展现相应的数字学术能力，即在任何研究过程中的表现都是学术能力的展现，这就需要明晰当前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笔者从学科视角考察人文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形成较为统一的人文学科研究范式，不求详细但是全面覆盖人文学科研究过程，这也将有助于探究数字学术促进人文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为此，本文进一步细化了适用于当前人文学者的一般研究过程：①预设研究问题；②收集/整理素材；③数据处理分析；④研究结果呈现；⑤研究结论撰写；⑥学术成果发布。较传统的研究范式，最大差异有两点：一是数字技术的大量的引用，二是大量的数字资源和分析软件的介入可能产生新的问题从而修正研究范式（见图1）。

图1 人文学科研究范式

2.2 “学术能力”概念与嬗变

1990年，欧内斯特·博耶提出了一种新的学术观，认为学术应该主要包括探究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等四个方面[20]，以此为起点，学术能力的研究殊途同归。鉴于学术能力尚未完全成熟，其内涵与外延仍在不断演变与扩充，学界尚未对其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学者对此给出了差异化看法。本研究中，作者无意探讨“学术能力”在中西方历史语境中的变迁和标准，仅探讨涉及学术研究过程中知识和技能运用的能力（见表1）。

表1 学术能力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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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献调研表明，学者们对学术能力（competence）概念的定义并不一致，许多人将其与学术表现（performance）和学术能力（ability）等术语交替使用。在学术能力的定义上，一部分学者旨在从专业素质和心理特征上表述学术能力，另一部分学者通过列举来表明学术能力的内涵。现有的学术能力研究主要分为三个维度：一方面是学术能力明面的测度，包括学习成绩、核心论文、被引量和就业情况；一方面侧重于就业、专业技能和实践；更多学者将学术能力和研究过程相结合，认为研究过程就是学术能力胜任能力的展现。总体来看，尽管对于学术能力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但都强调学术能力是贯穿学术研究全过程的专业素质。学术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各个环节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学术能力提升的介入必将带来学术活动全过程的深刻变化，这将不仅仅影响其中某一个或几个环节。同时在当前数据密集型研究背景下，传统人文学科面临着研究范式的转变，使得传统“学术能力”概念不再能够适应现有人文学者科研能力发展的评估需求。为契合当前人文学科研究范式，作者基于对“学术能力”概念的解析与人文学者研究范式嬗变方向的洞见，提出“数字学术能力”的概念（见图2）。

2.3 数字学术能力理论界定

文章通过对数字学术、学术能力概念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结合学术能力相关概念和框架，提取能力各主要部分，结合人文学者传统科研范式，将数字学术能力从三个维度进行划分，即：数字信息获取能力、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数字共享交流能力。

数字信息获取能力是指利用网络信息的技术和技能获取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32]。1974年保罗首次提出了信息素养概念并将其解释为: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周庆红利用“长尾法则”和“二八定律”对馆藏数字资源在线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提出组织、揭示数字信息引导用户需求向长尾尾部移动的建议[33]。

数字技术应用在人文学科的转折点是1993年“摩西浏览器”的出现，主要用于搜索和整合历史数据的数字化工具迅猛发展，并逐渐受到史学家的关注。当前，历史领域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模式:①利用数字化工具重新审视历史，提出新问题；②通过数字化媒介打造知识和学术交流传播的新形式[34]。刘炜从数字人文方法共同体的角度构建数字人文技术体系，提出结构化再造人文、数据化计算人文、可视化形象人文、拟实化增强人文、智慧化扩展人文的理论雏形[35]。

图2 “学术能力”到“数字学术能力”的概念嬗变

互联网为学术交流提供数字化媒介，2009年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 (ARL)委托Ithaka做了一个关于数字学术交流现状的调查，其规范数字学术交流不仅包括学者在传统和数字出版物发表论文的全过程 (论文写作、同行评审、编辑、同行评审等)，同时也包括利用数字媒体进行的交流活动，如在个人或社团博客、论坛上发表观点和意见，编辑维基条目，给仓储或社会网站提交数据或学术交流的产品等[36]。欧洲数字能力框架提出了交流域概念，并阐述了数字交流的形式和应具备的能力，通过在线沟通工具在数字环境中共享资源，通过数字化工具与他人联系合作，在社区网站参与跨文化互动，包括通过技术进行互动交流、共享信息和内容、参与在线社区、通过数字渠道合作、网络礼仪和管理数字身份等六种能力[37]。

以数字人文和数字学术的发展为大背景，笔者认为数字学术能力贯穿于人文学者的研究全过程，在学术能力、研究范式基础上定义数字学术能力是在数字意识（态度）、数字思维（行为）和数字技术（技术）主导下进行跨学科学术研究的能力。

3 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能力理论框架构建

3.1 研究设计

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剖析了学术能力概念之间的关系，学术能力到数字学术能力概念的嬗变，但对于数字学术能力更深层次的内涵细化需要建立在人文学者基础上。本研究选用半结构访谈为主、专家调查法为辅的研究方法进行数据收集，通过对人文学者进行半结构的访谈，以人文学者为基线细化数字学术能力框架，结合人文学者数字学术能力三个维度设定半结构访谈问卷（见表2）。

表2 人文学者半结构访谈问卷

3.2 人文学者半结构访谈数据收集

作者在2018年11月—2019年3月期间对20位符合条件的用户进行访谈。被访谈者的性别构成：男性7人，女性为13人，性别比例较为均衡，与人文学者男女比例基本相符；学历方面：硕士8人，博士12人，这大致反映了进行中国人文科学研究学者的主要学历阶段。本研究采用面对面访谈15人次，电话访谈3人次，微信语音1人次，QQ聊天1人次，录音时长共578分钟，聊天截图12张。研究人员针对访谈音频进行试听，语音质量较为优良，并保留全部访谈材料（录音、笔记、截图），通过语音识别将访谈材料转换为数据文本约为18 900字，在此基础上，对后续资料进行扎根编码分析。

表3 访谈数据扎根理论分析

3.3 访谈数据扎根理论分析

本文选用扎根理论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扎根理论是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建构理论的定性研究方法，学者在收集数据时发现新的问题后，不断拿新数据与根据已有数据所形成的类别或范畴进行比较，从而剖析原始素材之间的理论联系[40-41]。笔者遵循扎根理论的核心思想和基本思路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即按照开放式编码从访谈资料中发现概念，通过主轴编码发现和建立概念之间的范畴，通过选择式编码将范畴归纳为更加系统的核心范畴的方法程序进行[42]。

开放编码阶段对访谈材料文字描述信息进行逐句编码，将原始资料概念化。笔者依次对20位学者访谈材料进行编码，提取参考点216个，在获得初始概念后合并和删除重复交叉的概念，最后共获得32个初始概念作为主轴编码的基础，如检索策略制定能力、信息资源对比整合能力、数据管理技术能力、可视化技术能力、跨专业合作能力等。

主轴编码目的是发现和建立各概念之间的联系，基于开放性编码中获得的32个初始概念进行主轴编码，通过探索概念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分析、概括和归纳，进而讨论它们之间的联系并得到12个核心概念。

选择性编码的主要目的是从核心概念抽象得到主范畴，通过对核心概念的逻辑关系进行探索与分析，提炼比较前两个阶段得到的编码结果形成的主范畴，即数字信息获取能力、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数字学术交流能力，并揭示出数字学术能力与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见表3）。

人文学科科研范式中，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在研究理论的学习、研究方法的确立和选择上无不体现价值，是数字学术能力的基础。而数字技术的应用则是数字学术能力在科研中进一步的表现，伴随数字化技术、数字分析软件、可视化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VR）等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其不仅对人文社科的研究起到了支持的作用，也推动人文科研范式的转变。数字学术交流能力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合作和科研成果共享这两个方面，同时个人的共享理念和意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见表4）。

表4 扎根理论选择性编码分析

为遵循扎根理论的理论饱和原则，笔者借助敦煌（DH2019）文化遗产数字化国际研讨会契机，对3位参与数字人文研究，并有较深造诣的数字人文学者展开访谈，对访谈文本依照之前的步骤重新进行扎根编码，最终形成的初始概念、核心概念和主范畴未出现新的编码。因此，本文初步建立的理论达到饱和，具有一定的信度。

3.4 人文学者数字学术能力框架

由上述扎根编码分析可知，人文学科研究数字化是在以信息资源获取为基础、数字技术应用为支撑、数字学术共享为推动的框架模型下发展的。这是一个系统的人文学科研究过程，也是现阶段人文学科科研范式。因此借助管理学系统论，根据系统的层次性、整体性等特点，以人文学者为出发点，并最终落实到数字人文学者，反过来数字人文学者也将影响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本框架列举核心能力构成要素，以便勾勒出各数字学术能力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因素（见图3）。

图3 人文学者数字学术能力框架

4 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能力培育模式

我们通过对人文学者进行半结构访谈并对相关语音文本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数字学术能力主要分为三个维度：数字信息获取能力、数字技术运用能力、数字学术交流能力。数字学术能力涵盖广泛，人文学者能力提升不能一蹴而就，作者将数字学术能力培育分为三个阶段：通识性培育阶段、专业性培育阶段和思维性培育阶段（图4）。

图4 数字学术能力培育模式

4.1 数字信息获取能力

数字信息获取能力主要涉及信息源选择、操作性能力层面和信息资源的前瞻性批判。信息源选择涉及对信息源的理解。操作性能力层面涉及在具体的学习研究中获取信息资源的意识以及相关工具及其功能和用法的理解；操作性能力反映的是在检索式的制定、数字信息筛选、数字信息存储等方面的能力。这些基本知识和能力是使用其他任何工具的先决条件。信息资源的前瞻性批判是建立在前期通识性和专业性培育基础上的批判性数字学术能力培育，人文学者可以通过不同的信息来源了解本学科、专业的前沿动态。

首先，相关的学术训练可以提高研究者的学术信息获取能力[43]。康奈尔大学数字素养教育由该校图书馆、信息技术中心、大学教授等合作开展[44]49，图书馆为学者提供信息资源指南并对其开展信息检索技能培训；信息技术中心整合全校的数字资源，同时负责数字技术应用普及教育；大学教授则负责批判性思维、网络伦理、知识产权等数字人文素养方面的教育培训。其次，培养学生利用数字工具与信息技术开展信息检索实践活动的能力，使其善于借助数字仓储访问资源、获取知识、提高技能与解决问题。最后，为应对当下网络环境中的数字资源既丰富多元又复杂混乱的现象，要培养人文学者辨别媒介与信息适用性的能力，使他们学会明确信息获取的方向和使用个性化的优质学术资源，能够根据具体学习任务选择最合适的媒介、技术和信息。

4.2 数字技术运用能力

数字技术运用能力主要涉及数字资源管理、数据分析、可视化和编程四个方面。数字资源管理能力是信息获取能力更深层次的需求，以便人文学者能够实现存储资源再检索；数据分析能力和可视化能力注重思维方式和成果的展示，操作性和思维性较强；编程与机器学习旨在从人工智能的角度辅助人文学者摆脱重复的分析操作。

计算机和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范围日益扩展，对人文学科资源进行统计分析和挖掘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潮流；随着数字技术和方法日益多样化，统计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析、时间序列等）更多地运用于人文学科研究中；另外，新型的计算机科学和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工具越来越多地渗入不同的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大大改变了人文学科研究的格局。知识地理系统、家谱平台和印象系列研究成果无不是建立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部分高校走在前列将数字技术嵌入人文学科专业课程，有的大学还通过让学生直接参与到项目当中来发展和提升其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如美国本特利大学通过让大一学生参与数字游戏开发项目来提升其数字技术应用能力[44]49。

其次人文学者需要注重知识结构优化，规划数字技术教学占比和难易程度，在专业的理论方法上拓展数字思维训练。在掌握基本的数字工具技能与知识的同时，也要合理规划使用数字工具的应用范围，利用数字工具加强交流与协作，批判性地评价数字工具的利弊，以此来解决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实现安全、负责任地使用数字技术，促成其从数字原住民转化为数字学者[45]。

4.3 数字学术交流能力

数字学术交流能力主要涉及学术交流态度和版权意识、学术交流的途径、交流对象选择和交流成果的展示四个方面。学术交流的态度和版权意识是实现学术交流的根本条件；开放的交流途径是学术交流基础；交流对象是学术交流的目标群体；交流成果是学术交流的目的，通过交流实现学术思想的整合，碰撞思想火花。

信息与通信技术教育，重点突出认知和技术两个层面，让学者不仅能够理解不同类型、格式的数字信息的意义，还能使用数字工具进行数据处理和学术交流，根据研究内容编辑制作PPT、音视频等有助于引导学者逐渐发展出应用数字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他人的协作能力[46]。欧盟数字素养框架提出交流域，也是着重强调数字环境中交流的能力[47]。这就需要加强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环境建设，搭建研究平台鼓励学术争鸣，包括信息资源整合平台、知识互动交流平台[48]，支持人文学者网络学术活动开展，落实数字化人文学科研究技术的掌握与传播路径设想[49]。同时数字出版作为传播人文学者创新知识成果的形式，也是推进学者数字学术交流能力提升的重要渠道[50]。

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参与数字人文战略实施，可以突破辅助者角色，有利于构建与其他学科学者的伙伴关系[51]。依托图书馆建立系统数字学术能力评估机制，构建人文学者数字学术能力评测体系，量化测度人文学者数字学术能力短板，健全传统人文学者数字学术能力，也可为高校或科研机构提供良好的数字学术交流环境。

5 人文学者数字学术能力提升策略

5.1 完善课程设置，建设导师队伍，提升学生能动性

中国高校教育长期低水平的灌输式教育使学生习惯于被动的学习方式，然而当前的数字学术环境对其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需要其实现学术能力的再生产，即数字学术能力。

首先，需要高校的课程改革。系统的知识才有力量[23]，在课程的设定上高校需构建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助力学生学术思想的萌发，这是数字学术能力培养的必然要求。研究生入学之初，专业背景比较复杂，跨专业报考现象很普遍。如果不能建构一个能够融入数字人文主题背景的人文学科课程体系，就难以提升人文学者的科研水平。

其次，需要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当前人文学者数字学术的参与度低于图书馆员和图情档学者，而图情档学者的数字学术研究又主要取决于导师的研究方向。导师是学生学术上的主要思想启蒙者，对于学生的知识体系、技术应用和学术交流等方面影响巨大。

最后，需要提高人文学科学者的主观能动性。能动性也是学术能力显性和隐性的展现，即在批判性意识和学术想象力为前提条件下，实现学术能力的再生产，在学术实践的基础上实现数字学术能力的内化。在课程设置和导师引导的作用下，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实现其数字学术能力在技术、态度、行为上的转变。

5.2 促进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

学校课程、导师队伍和学生能动性是实现学生数字学术能力提升的基础，但数字学术能力的提升还需要学术视野的拓宽，着眼于学术环境发展的大背景。当前学术界缺乏文理科的融合，跨学科课程不够健全，或者流于形式，结果扼杀了学生的学术创新能力[23]。多元化学科的交叉需要考虑现有学科的特点和优势，也需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在现有的“新文科”建设，文化与技术融合的指导意见下，人文学科和理工科的交叉是大势所趋。清华、北大、南大、武大建立了交叉学科学院和数字人文中心（工作坊），在制度和交流等方面积极推进学科交叉融合。

5.3 建立数字学术中心（工作坊）

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我们积极推动。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中心或工作坊促进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其角色定位为资源提供者、教育引导者、交流中介者、技术开发者。欧美高校以图书馆为依托建立数字学术中心，从服务团队建设、服务对象和目标规划、服务项目制定、服务工具开发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尝试，并获得了巨大成效。我国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文献情报中心，提供数字资源责无旁贷，再者图书馆主持高校信息检索课程的规划和教学，其作为数字人文的重要参与者完全能够胜任教育引导者的角色定位。图书馆是各个学科学者空间交互的最佳地点，各个学科的学生和老师可能在图书馆偶遇，建立数字人文中心，有利于其交互常态化，将学科碰撞迭代化。综上所述，图书馆是高校建立数字人文中心的最佳选择。

6 研究结论

本文以人文学者为研究对象，数字人文为主题背景，学术能力为理论基础，发掘学术能力至数字学术能力的概念嬗变；运用扎根理论分析人文学者半结构访谈材料，剖析数字学术能力构成要素，构建数字学术能力框架模型，辨析数字学术能力主要构成为数字信息获取能力、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和数字学术交流能力。本研究实现学术能力维度上的整合和提升，将技术维度提高，结合态度和行为维度，将数字学术能力定义为在数字意识、数字思维和数字技术下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能力，并从数字信息获取能力、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和数字学术交流能力维度给予培育的发展策略。文章提出完善课程设置、建设导师队伍、提升学生能动性，促进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以图书馆为载体建立数字学术中心（工作坊）三点建议，以期推动数字学术能力研究，助力人文学科研究数字化进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