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2
黄筱玲(湖南大学图书馆 长沙 410082)
·综 述·
沉寂与永续:2014年国内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一瞥
黄筱玲
(湖南大学图书馆 长沙 410082)
〔摘 要〕文章从图书馆阅读、图书馆哲学、图书馆方法论等热点词汇追踪评述了2014年国内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部分研究进展概况,对研究重要成果和亮点作了介绍。
〔关键词〕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 图书馆方法论 图书馆阅读
在走过了新世纪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变革,并经历了丰富、多样和深刻的转型时期之后,2014年国内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逐渐归于沉寂,学界可明显感知到其最真实的温度和变化:由于缺乏提纲挈领和统一的理论框架,基础理论尽管研究视角多维,研究成果多产,但整体处于一种业余、分散式的研究状态,在延续上年度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基础理论研究无论在学科思想、方法论、学科研究规范建设等方面都鲜见长足发展。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值得回顾思考的观点。下面仅选择图书馆阅读、图书馆哲学、图书馆方法论等几个热点词,作为2014年度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瞥,分别进行追踪和简要述评。一家之言,难免疏漏,仅供参考。
2014年是“世界阅读日”设立的第10个年头,特别是11月全国首个全民阅读地方性法规《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民阅读的决定》获得通过,阅读再次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笔者以“主题=图书馆阅读”为检索式,在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三个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检出相关文章290篇(去重并剔除内容不符后)。这些文章有从国家战略高度对近年来我国全民阅读研究进行的探索性分类评述,更多的则是关于阅读推广、阅读伦理、阅读实践等方面的探讨。
阅读推广的崛起是21世纪以来图书馆人最引以骄傲的成就。范并思从历史角度引出“全民阅读”,提出体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的阅读推广最终目标是通过阅读提升公民素养。[1]他还指出走向理论自觉的阅读推广应在阅读行为和阅读文化、阅读推广基础理论问题、阅读推广实践问题三个方面加强研究。[2]于良芝等认为阅读推广研究具有的“循证图书馆学”所说的证据性,是阅读推广实践不可或缺的支撑。[3]肖鹏提出阅读推广的2B2C原则,旨在通过指导图书馆员在阅读推广过程中不同工作层次的行为,奠定阅读推广活动的合理性与科学性。[4]赵永斌在对国内外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现状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公共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服务的新举措。[5]刘丽对五所大学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进行分析和介绍,并针对解决各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6]张春春从图书馆信息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出发,就图书馆通过信息资源优化配置、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等路径为阅读困难群体提供服务展开论述。[7]杨向华、严海帆、周坚宇、秦海燕从不同视角针对我国儿童阅读推广分别论述。裴永刚、李芙蓉等则通过对印度、美日公共图书馆等国外阅读推广活动的分析,为国内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克服阅读障碍,你的图书馆做了什么?”2014年《图书情报工作》杂志开设了专栏,宋双秀、束漫等学者通过对美国公共图书馆、加拿大高校图书馆、北欧图书馆等“阅读障碍症”群体及自闭症儿童的服务研究,提出了我国图书馆对阅读障碍症人群服务的改进措施。[8-9]鞠鑫分析了阅读疗法的“离身认知”与“具身认知”原理,试图为阅读疗法实践中的书目选择、过程引导和环境设置提供方法论指导。[10]吉宇宽就图书馆盲人与视障者服务著作权豁免展开研究,针对我国《著作权法》部分条款的修改提出建议。[11]富琳则对我国国民阅读走出低谷和困境提出建议。[12]徐同亮从组织领导、设施网络、产品和服务供给、政策法规四个方面探索了完善公共阅读服务体系的路径。[13]“今日多一读书之士,他年多一报国之人”,在阅读普及研究上,吴晞分析了阅读和图书馆阅读的时代特征以及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发展和变化。[14]韩珏认为图书馆有阅读指导责任,并且面对阅读的多元应当坚持正确选择。[15]郑金莹对改善当前我国单向度阅读状况进行了论述。[16]朱军华等介绍了真人图书馆的产生及其在国内外的发展过程。[17]
图书馆是全民阅读的首要阵地。曹桂平概述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亲子阅读活动的现状。[18]王余光等论述了纸简替代与阅读转型。[19]傅敏认为设立国家阅读节利大于弊。[20]柯平从阅读指导角度,进行名著导介和阅读方法的指点。[21]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全民阅读”也连续两年(2014年和2015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特别是2015年“两会”后,“全民阅读”这个关键词再次火爆起来。作为基于读者权利而推广的一项图书馆服务,开展全民阅读无疑是图书馆核心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基于此,不少学者纷纷投身全民阅读的宣传和推广,极大地丰富了其理论视角。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学界的进展依旧缓慢,一年来没有大的突破。其实针对阅读疗法、阅读自由、阅读价值等更多的问题开展精准的实证研究,并融合到全民阅读之中,这才是图书馆学研究更高的旨趣所在。
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是图书馆哲学的使命。在经历了技术至上、鄙薄理论研究的时段之后,2014年,图书馆哲学研究略有回温,尽管研究者相对集中,但由于他们选择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研究视野。
梁灿兴指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哲学病”,并以“客观知识”和“公共图书馆”为例,剖析了哲学病”的成因。他还通过分析图书馆与公共话题的关系,提出图书馆是私域交流与公共交流连接的枢纽的观点。[22-23]汤利光认为解决当前图书馆学无定论问题的正确途径是构建科学合理的现代图书馆哲学;并指出图书馆价值论与图书馆本体论、图书馆认识论、图书馆人的哲学同属图书馆哲学的不同分支领域。[24-25]王学文认为高校图书馆视阈内的图书馆哲学,给予高校图书馆实践以理论化、系统化之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中国当下图书馆学发展必须在汇集诸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以融会贯通,方能真正推动其本体的深维度嬗变。[26-27]朱爱瑜分析了当代图书馆学研究表面繁荣而实际困惑的现象,提出从加强图书馆学学科教育、加强图书馆学研究深度的挖掘、加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建设等方面提升当代图书馆学研究水平。[28]姜乖俊提出图书馆学研究应立足图书馆学基础上的多学科交叉,注意外来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相遇时的复杂境况。[29]葛园园运用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康德、劳丹等大师的科学哲学思想,澄清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长期纠缠不清的无谓争论,进而讨论形而上学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定合理性。[30]冀颖分析了图书馆学文化哲学表现、品质;图书馆学理论创新着力点等问题,明确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发展的文化哲学前景。[31]袁昱明认为要提炼中西哲学建设性向度的基本要素,实现核心理论的重大转移。[32]徐跃权提出研究图书馆学人与这个小世界的关系问题就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对象。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的追求就是哲学的本体追求;研究对象因而被赋予了学科本体的意义。[33-34]白君礼等指出图书馆制度是规则和价值的统一,但图书馆制度执行与图书馆制度执行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进一步指出学术制度、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的某些缺陷和问题意识缺乏、单向度的技术性等是造成图书馆学界思想贫穷的主要原因。[35-36]王子舟认为数不清的图书馆隐喻就是丰姿多彩的人生万花筒。[37]刘秀琴认为差异性原理从哲学角度为图书馆学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而又比较具体的分析视角。[38]杨晓农、屈华分别从知识社会学和知识管理视角出发,探讨其对图书馆学理论问题的影响。[39-40]陈静,金胜勇重新定义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将当前已形成一定研究规模和极具生命力的数字图书馆学、制度图书馆学、循证图书馆学进行分析,并将其列为图书馆学的分支学科。[41]吴星溪等回顾了图书馆学多层次性发展的历程,指出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42]
学科研究的自主性是中国图书馆学百年发展历程中一个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张秀华认为我国图书馆学本土化应该从现实问题入手,思考图书馆实践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同时,必须强化研究者的主体意识,重构学术生态。[43-44]“尽管图书馆学逐渐成为一门开放的学科,但‘传承历史底蕴、彰显民族特色’等才是有效实现国外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对策。”[45]“我国图书馆学需要在知识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并建立起自身的话语体系。”[46]
20世纪80年代,刘迅提出了世界3理论,图书馆哲学研究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而建立图书馆哲学则是周文骏在1996年6月出版的《图书馆学研究论文集》“编后”着重加以提出的。作为图书馆人思考图书馆现象的一种感悟和理解,图书馆哲学一直备受学界关注。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但随着网络数字时代的到来,我国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受到冲击,2014年虽然文章数量不少,但研究局限于对理论的阐释,研究成果纵深倾斜不够,缺乏与图书馆实践的结合。笔者认为,多元化、多学派构筑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同时增强理论对现实的预见性和指导性是图书馆哲学应该关注的内容,因为图书馆哲学不仅是一种观点,更是一种信念。
新世纪以来,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特别是立足于学科特色开展的实证研究在建构图书馆学合法性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图书馆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详细介绍了图书馆学研究基本规范、图书馆学研究程序规范等,实用、新颖,值得一读。[47]“图书馆学具有理论与应用两大层面体系内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应多元化、多样化。加强科学精神与科学素养的培育是图书馆学研究者的当务之急。”[48]葛洁敏认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化、知识化以及整合发展是未来的发展趋势。[49]储荷婷认为内容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研讨法已取代了过去占主导地位的问卷调查法和历史研究法,成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首要选择。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对定性研究途径的更多注重已成为图书情报学科研论文的两种趋势。[50]罗金增指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由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学科方法三个层次构成。[51]路瑞红等提出移植法作为图书馆学研究中使用越来越多的方法,要科学地选择移植对象,坚持适度移植的原则,注重对移植方法的评估。[52]王子舟提出图书馆学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丰富自身方法论内容,提升图书馆学跨学科研究的能力。[53]冯昌扬提出质性研究方法在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运用需要注意的问题。[54]卢振波等探讨了图情学科采用民族志方法进行研究应注意的问题。[55]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一直热衷于讨论图书馆方法论,并将之视为图书馆学科的灵魂,关系到整个图书馆学的进步、发展和壮大。特别是近几年,学界对研究方法的矻矻追问,极大地提高了图书馆学使用其它学科认同的表达方式来开展图书馆学研究的效率,实证研究就是最好案例。在笔者看来,当今图书馆学丰富的研究内容促进了学科方法的多样化,而正是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百花齐放使图书馆学魅力永续。只是今后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在拓展边际的同时,要注重对学科方法本质的追寻,毕竟这仍然是图书馆学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学科发展史是了解学科重要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最重要的工具,是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起点。在技术图书馆学不断开花结果之时,学界也在思考“图书馆学历史形成的起点标志是什么”等关乎学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国图书馆学的形成以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为标志,早在20世纪10年代末即已形成。”[56]索传军按照古代、近代、现当代的时间顺序和学科孕育、萌芽、建立和发展的逻辑顺序,研究了图书馆学科的发生、发展、变化及社会文化作用以及现代学科制度在社会、文化背景中发生、发展的过程。[57]谢欢另辟蹊径,通过《图书学大辞典》到《图书馆学辞典》的发展,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演进做了解读。[58]周洪宇以“文华共同体”为基点,探讨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知识生产集团的图景。[59]
学科思想史是引领图书馆学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途径。“图书馆学史是图书馆学人研究的智力成果,是规范化的知识产品,对图书馆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效用。”[60]在增强图书馆史研究理论深度,避免出现空泛化、抽象化研究现象以及学科思想史研究出现碎片化、浅层化现象方面,本年度学界进行了有益尝试。荣红涛从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理论与实践、时代性与本土化、价值与局限等五个方面,对民国图书馆学思想研究进行评价。[61]刘亮等从开架式服务、特色服务、平等免费服务和普遍均等服务四个方面对近代我国图书馆服务思想和实践的流变进行梳理。[62]龚蛟腾从古代校雠学说到西式图书馆学,认为坚持本土化、融入世界化与拓展生长点是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的动力。[63]张文彦等分析了三种认识论即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图书馆学界产生的深远影响。[64]
图书馆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对照研究是今天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的要素。2014年学界开始关注区域图书馆史和个案研究,特别是图书馆史的编撰研究也进入人们的视野。吴汉华阐述了民间图书馆的产权属性、办馆群体、发展问题及未来发展道路。[65]张书美认为以“全民共享、开化民智、民众参与”为目标的民众图书馆,对于当今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66]潘燕桃等梳理清末民初日本图书馆学传入中国的四个阶段,分析了日本图书馆学对中国的影响。[67]翟桂荣认为1920年举办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学讲习会是首次全国性、大规模的图书馆员职业教育活动,对中国现代图书馆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68]姚玲杰通过对新中国图书馆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历程研究,提出图书馆学要注重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69]贾翠玲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中的几个典型代表。[70]李彭元回顾了京师通俗图书馆为民国初年通俗图书馆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发挥的重要示范和指导作用。[71]韩梅、刘雪平、全勤等分别就齐鲁私家藏书文化、湖南近代私家藏书和南京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与开发研究工作展开研究。另外,编纂馆史,了解图书馆的变化轨迹是本年度学者关注的话题。陈幼华、王美英、徐雁和任文香等就图书馆史的编纂宗旨、编纂体例、编纂原则分别展开了论述。
图书馆学百余年的历史涌现了诸多精彩的人和事,他们的学术思想一直为学界所乐道。延续上年度的做法,多元解读国内外图书馆学专家及其学术思想史仍然是2014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比较活跃的研究者有吴稌年、郑锦怀、翟桂荣等,而研究的主要对象包括刘国钧、杜定友、戴志骞、杨昭悊等。学者们大多通过分析研究对象的学术建树来探讨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学术发展的重要意义。值得提到的是,此类文章多数徘徊在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境地,读者很难在作品中寻找到藉之汲取营养获取学术能量的经典文本。
尽管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丰盈的学科发展史仍使图书馆学日益厚重。不容忽视的是:近年图书馆史在研究内容方面呈现泛化之势,研究陷入了一种非理性扩大的局面,当然这与部分研究者急于提高图书馆学学科地位的美好愿景不无关系。其实,新技术的引进改变更多的是图书馆的工作手段,图书馆的本质内核还是没有改变。在今天图书馆史研究多元演进的过程中,一方面,端本正源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对于处于学科弱势的图书馆学来说,从理论上思考总结图书馆学走过的路径,明确一些基本概念,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持久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这是学科史研究应承担的使命。
21世纪中国图书馆人在经历了重建现代图书馆理念的理论变革之后,公民权利意识根植人心,加之图书馆人使命感的唤醒,对图书馆责任、价值和权利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异常活跃期,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基因。2014年以权威专家为主体的核心著者群,继续围绕坚守图书馆传统责任、价值和权利、新的信息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创新等问题各抒己见,充实和完善了理论图书馆学的内容,深化其研究内涵。其中有代表性的有:程焕文以回望21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为开篇,以论图书馆的价值与使命为终结,展现了当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图书馆教育变革所经历的困惑与困境,发人深省。[72]吴建中则通过聚焦人、社会、价值等关键词,对图书馆价值展开研究。[73]霍瑞娟提出国家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对策组合方案,并就方案的可实施性做了探讨。[74]论文方面,郎玉林、韩继章、常安等也从不同视角展开了相关研究。鉴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
2014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万马奔腾”之年,但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而言,却没有走出高原缺氧期,学者思想的活跃并没有催生出诸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在经历了新世纪初期的辉煌之后走向沉寂,这既是必然,又是无奈。有学者将当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整体迷离归根于技术图书馆学的盛行。其实,图书馆实践工作的每一次改革均受益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推波助澜。诚然,百家争鸣是图书馆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今天喧嚣的基础理论研究现状正在稀释图书馆学学科特质,纸上的繁华并没有使新世纪以来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辉煌再续。图书馆学有着非常特殊而且曲折的“立学”经历,基础理论又是其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理应成为图书馆学界春光永续的研究领域。春意盎然,风正潮平,抓住学科发展的新动向,从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从图书馆事业建设的需要出发,从国际图书馆学研究的背景出发,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自当扬帆破浪。
(来稿时间: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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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Basic theory Library methodology Library reading
〔分类号〕G250
〔作者简介〕黄筱玲(1969-),女,硕士研究生,湖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已发表论文50多篇,参与撰写著作4部。
The Development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2014
Huang Xiaoling
( Library of Hunan University )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2014 in library reading, library philosophy, library methodology . Some important and outstanding research results are also introduced.
〔Abstr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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