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从《新民主主义论》谈起

时间：2024-05-22

罗建华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从《新民主主义论》谈起

罗建华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在特定历史形势作用下，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指引，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便对未来社会进行了构思，勾勒出美好的社会建设蓝图。但是，这个设想并不是对传统社会发展理论的简单袭承，也不是对现实社会进行现象层面的简单描述，而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和把握基础上对中国未来社会进行全方位预设，对中共获取意识形态话语权、凝聚革命力量、最终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抗战时期；毛泽东；设想；新民主主义

古往今来，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对未来社会作出自己的思考与设想，并以实际行动为此加以证明。追求未来理想社会的过程，促使人们对精神变为物质的可能性不断作出新的探索与解答，提升了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拓宽了他们的实践领域。于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就成了人类社会一个永无休止的话题，成为人类思想演进过程中极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毛泽东在胜负未分的激战中高瞻远瞩地审视着中国社会之未来走向，并为此拔新领异，进行了多个维度的设想，力图使自己的设想独辟蹊径却又与世界发展之潮流相依相随。

一、设想对传统社会发展理论的吸收与突破

毛泽东思想生成、生长的重要土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解读毛泽东及其思想必定要将其放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谱系当中。但是，他的思想又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因此中华文化发展脉络这一坐标系同样是理解毛泽东不可或缺的。因而，具体到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其理论支援主要地来自这两个重要的维度。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未来社会进行设想的重要理论支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的劳动只不过是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1]在物质资料极为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劳动不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成了丰富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得以全面发展的一种手段。劳动产品也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异己力量的堆积，而是为全方位满足人们需求的物质性存在。受此影响，毛泽东在1939年底就已经明确地点出了中国社会之未来走向，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破了题。他说：“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2]这基本的理论逻辑主杆，为他后来对中国社会之未来作进一步预设和描述明确了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与理论逻辑规划，主要地是一个未来社会发展总体方向的指引，而不是从具体的制度层面加以论述。实际上，在明确人类社会发展态势和潮流涌动的方向之后，一个十分严峻的难题仍然摆在毛泽东面前：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所面临的革命斗争与经济社会重建任务之间的张力关系，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冲突。毛泽东必须为最终社会理想与愿景寻觅实现路径，在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搭建坚固的桥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同样给予了毛泽东相当重要的启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将共产主义分为了两个阶段：一个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这是刚从旧社会的崩溃瓦解中诞生并在新旧社会交融与交锋中艰难生长的尚未完全摆脱资本主义诟病的社会形态；一个高级阶段，即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远景目标的共产主义阶段，这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否定之否定之后所产生的彻底清除资本主义弊病以及消灭一切不合理现象之后方能进入的理想社会形态。易言之，从现实社会到共产主义理想之间必然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受此启发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细、明确地解答了中国社会将走向何处的问题，明确了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即将进入的是一个过渡阶段。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止于对社会未来之发展方向作简单的描述，而是从制度层面加以选择和预设。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国体——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3]从这一论断中，毛泽东把抗战结束之后即将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概念及其两个重要维度以一种高度概括的方式进行阐述。

另一方面，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中国未来社会的预设，给予毛泽东重要的启发。这使他的设想更加接近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进而使众多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民群众能较容易地理解并接受他的设想，使中共在激烈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战中优势胜出。历史的车轮前行至近代，无数仁人志士在多灾多难的国度艰难地探寻着向美好社会生活迈进的路径。其中，“大同”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康有为的《大同书》分析了人类正在承受着的各种各样来自自然的和人为的苦痛，认为这些苦难通过建立一种科学的生存模式——大同世界，就可以得到解决。在他看来，“大同”是一种普遍的公理，它统摄了世界的万事万物。他说：“夫大同太平之世，人类平等，人类大同，此固公理也。”[4]康有为认为，大同之理想世界，乃是由事物本质属性所暗含的隐秘线索决定的。也只有向大同的方向前进，世界的发展才是符合规律的。他进一步指出，在真正的大同世界里，人们不再为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而苦恼。

回顾毛泽东读书生活便不难发现，毛泽东经常看康有为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而对毛泽东影响更加明显的著作则是《大同书》，这一点无论是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还是在他早起的文本中都能够捕捉到许多蛛丝马迹。[5]在康有为的理论中，已经蕴含着人人劳动和财产共有的基本原则，以及朴素的自由与平等理念，这些元素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毛泽东。可是，大同世界毕竟是一种抽象的社会模型，想象性建构的要素过多，而现实根基却极不牢靠。因此，毛泽东并未被《大同书》困住，而是在吸收其合理的、适合中国当时具体实际的因素的同时又实质性地超越了它。如果说《大同书》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那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则是以一种较为直接的方式影响了他。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性质决定了不能让少数资本家操控国民生计，因为这会加剧资源分配不公正和两极分化现象的滋生，就与社会主义的初衷与本质相悖。因此，必须“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6]。但是，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7]“国营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并不能够以牺牲其他形式的经济为代价，而是相反，要辅助、促进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经济发展形式。在发展形式多样性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增强经济发展的抗风险能力，防止单一经济发展模式容易导致的脆弱性。

二、设想对社会现实的把握与超越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写道：“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8]社会形态更替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动因，仅仅在人们的头脑中和浩瀚的理论文本群中寻找，永远都是十分片面和抽象空洞的，更应当在生产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这一问题的准确答案。毛泽东所扮演的从来都不是坐而论道的思想家角色，而是时刻注重实际情况的调查。他对未来社会所作的设想与展望，正是基于严肃认真调查所得的认识与信息以及对社会历史运行机理的深刻洞察。在理论与现实张力作用下，使毛泽东的预设既不脱离实际又绝非对现存社会状况的简单描述与概括，而是在保证其前瞻性的同时又与现实社会血肉相连。

一方面，革命运动需要用一种源于现实却又超越现实的社会理想作为人民群众行动的指针。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日益壮大，加之国民党迫于各方压力也参与了抗战，国内抗战热情不断高涨。但是，从历史深处的潜流中涌出这样一种好的发展势头并不代表一定能够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毕竟日本战斗力极强，更重要的是由于自身原有资源非常有限加之以军国主义为主导的侵略与扩张思路使其对中华大地进行侵略与瓜分的野心全然暴露。因此，必须倚仗强有力的理论武器驱散各种谬论和谣言，达成政治共识、凝聚革命力量。艰辛的革命旅途所能够获取的胜利果实，即对抗战胜利之后即将进入的社会生活状态，毫无疑问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所以，毛泽东此时的设想就必须是一种指示航船的灯塔，而绝非生造理论概念。但是，设想不能够游离于革命斗争现实之上，而是要明确指认从活生生的现实达到理想社会彼岸所依托的力量，即它需要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迈向新阶段的艰辛道路上，需要依靠的力量来自何方的问题，也需要明确新民主主义阶段在狭缝中艰难地生长的过程中必须得到的支援力量从何而来的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即将要诞生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之领导阶级、依靠力量和构成成分等都作了明确、简洁的华彩论述。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9]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其他各阶级应紧紧围绕在周围，共同组成社会新阶段的基本阶级结构，在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中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出谋划策、贡献智慧与汗水。

毛泽东的设想也必须与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面旗帜”的一党独大之理念和作风有显著的区别。治党思想、革命理念与具体实现路径选择差异背后，必定有不同的革命建设最终目的在起作用。因此，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差异，而不是毛泽东刻意地从字面意义上加以强调。毛泽东从一开始参加革命，其目的便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改变劳苦大众的命运，改善国家领导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而蒋介石则主要地是“希望确保社会安定、政治权力不受挑战，借此保住他的地位、追求国家统一……”[10]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向来提倡、以后将继续倡导的是民主政治，实行的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毋庸置疑，这是中国共产党提高其在全国范围内号召力的关键，尤其是获得国内各民主党派支持的要诀。当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国际舆论支持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抗战时期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把握与超越现实的维度也体现在他的文化思想当中。文化并不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的简单记录和再现，它必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也只有如此它才能够真正起作用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所以，即便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从文化的方针层面上看，毛泽东认为“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11]。可见，毛泽东在此时就已十分明确中国未来社会要发展的文化是何种文化。但是，就当时的整体情况而言，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封建腐朽思想的残害，在短时间内很难从中超脱出来。所以，毛泽东倡导说：“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12]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但又不是在他们随心所欲的状态下创造，而是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引下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

另一方面，苏联社会变革实现路径选择及其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对中国共产党极具吸引力。自列宁带领俄国无产阶级以十足的魄力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原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路径预设，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对苏联发展状况的关注就从未停止过，中国共产党对它的关注力度更是不言而喻。站在历史的“分叉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并非一开始便从众多思潮激荡中选中了马克思主义，对他们而言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不那么容易接受。但是，后来当他们面对俄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与社会革命浪潮时，却感到社会主义已经成了一种无可抗拒的世界潮流。[13]毛泽东作为当时知识分子中的“活跃分子”，时刻关注着世界发展的态势与潮流，也是在各种思潮目不暇接地扑面而来的复杂情境中经过艰难的选择，经历了需要快到斩乱麻的混沌阶段，最终才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这种选择显然不是由毛泽东个人的喜好决定的，而是与当时整个世界发展的局势息息相关，尤其是苏联的革命、建设与发展的形势，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彻底刷新了他们对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实现路径的认识。

而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当时的社会主义表现出一幅兴兴向荣的景象，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而资本主义则是经济危机不断，发展瓶颈迟迟未被突破。正如毛泽东所言，“现在的国际环境，从根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14]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领头羊”，其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活动轨迹形成一种强大的示范力量，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国，而在这一过程中所催生的理论则极大地冲击着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走向问题的深入探究所得出的原有结论。当然，苏联与中国无论是阶级构成还是文化传统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而阶级构成方面的区别尤为明显。中国的工人阶级比重远没有苏联大，革命和建设都需要广大农民阶级的支持。而且，资产阶级在中国有所发展，在抗战过程中起了较大的作用。所以，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必定会有一个较长的过渡与缓冲阶段。

三、“设想”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主要集中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无论是放置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脉络与背景之中加以考察，还是安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坐标系之上加以考量，其贡献都是不容小觑的。

首先，“设想”为中共在与多方力量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的强势胜出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所精心建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由于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国情，透彻、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化，不但使我党赢得革命时期的话语权，而且深刻地影响到当代中国的话语方式。[15]具体而言，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异常激烈的话语权争夺战中的获胜包涵两个重要维度：其一，在党内获得政治话语权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长期以来，留苏学生由于在阅读苏联文献上占优势，将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权牢牢地捏在手里，可他们的理论重大缺陷逐渐暴露，尤为突出的是他们对现实问题的解释与把握能力缺乏，致使他们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更多地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循环论证。毛泽东则不同，他是在对中国社会现状有了清晰的认识基础上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文本，因此他能够透过由复杂的理论概念及表述方式所构成的理论迷雾，直接洞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进而将其转化为与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心理习惯相吻合的话语体系。所以，越是在艰难困苦的关键历史时期，毛泽东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优势反而越明显。其二，建构在全国范围乃至世界范围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对未来社会进行勾勒与预设的思想家显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国民党的高层领导及其理论队伍对未来社会有自己的构想，各民主党派也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并形成了相应的设想。然而，毛泽东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真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理论穿透力的、永不过时的要素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从而使自己的设想和理论在众多预设和方案中脱颖而出。到40年代末期，毛泽东的路线和方案不仅得到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同时也受到不少国外学者的赞赏，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日本的学者。譬如尾崎庄太郎认为，新民主主义将资本主义发展所伴随的各种危害控制在了最小限度，并且将资本主义期限压缩到了最短，使国家的产业、重要的经济机构的经营权转移至人民政府。[16]

其次，“设想”作为极具吸引力的理论武器，为抗战凝聚了强大的革命力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非替代性贡献。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之下，不仅需要借助易于广大民众理解的革命话语方式将潜在的革命力量释放出来，更重要的是把这些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力图通过科学的排列组合形成一股大于将各分散力量简单相加之和的合力。1940年7月，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指出：“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17]在这里，团结成了抗战的一种前提，必须在全国范围内不分党派、阶级，争取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将有生力量尽可能地都拉入抗战队伍当中，凝聚一切力量、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18]在非常时期，必须凭借极具感染力和号召力的理论与政治口号凝聚全国的战斗力，共同瞄准夺取抗战胜利，将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这一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毫不掩饰地宣布了自己的立场，摆出了抗战到底的姿态，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以理论而且以实践展现了自己无比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这就与抗战期间仍在进行消灭共产党的策划和战略布局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另一个角度来加以分析我们会发现，毛泽东有着与生俱来的超凡脱俗之自信魅力，更重要的是他这一人格特征极大地感染了当时的整个革命队伍。毛泽东在朝不保夕、胜负难分的战争岁月里仍然凭着超乎寻常的自信，设计出了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这毫无疑问对鼓舞士气起了极大的作用，提醒人们要时刻抱着必胜的信念，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迎接全新的生活。

再次，“设想”作为一种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与预设，细化、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和国家观。一方面，毛泽东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根据领导阶级的不同分为了新旧两个阶段，这在本质上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一种必要补充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奔溃和灭亡之后，人类就要迈向共产主义社会，但是首先进入的是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种过渡阶段了。但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尤其是经过对抗战时期各方力量加以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前还必须有一个过渡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阶段，是过渡阶段中的过渡阶段，或者将它称之为进入过渡阶段之前的阶段。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增添全新的内容，而不是死守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另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阐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关系时，更多地是强调两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花了大量的篇幅对剥削与被剥削及其张力关系加以论证和阐明，而毛泽东则认为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应当以一种更加灵活的方式处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合作，以达到消灭共同敌人的目的。但是，这些对原有结论的突破在本质上都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正如卢卡奇所明确强调的那样：“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9]倘若毛泽东仅仅是坚守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总结而出的结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无从谈起，那么这种理论魅力也就只属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而与毛泽东无实质性关联。之所以说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正是在于他成功地越过了由诸多具体结论构成的重重理论障碍以及由后来的理论阐释者有意或无意地“跑偏”所导致的理论误区，从已有结论和原则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使自己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继承者。

简而言之，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着手勾画未来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自信而不乏谨慎地初步设计了未来社会的基本框架，预设了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这种设想既是基于现实革命发展势头的把握，同时又受改变广大人民群众命运的强烈愿望所驱动。而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全新的生活，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的冲动与愿望，则是源自一种对人民群众深切关怀和热爱，以及对人类社会最终走向问题的深度关切。

[1]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81.

[2][3][6][7][9][11][12][14][17]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0、677、678、678、675、704、704、679、759.

[4]康有为. 大同书[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38.

[5]李锐. 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M].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4.98.

[8]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18.

[10](美)陶涵(JayTaylor).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下卷[M]. 林添贵译，台北：时报文化，2010.564.

[13]杨奎松. 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的国际背景下的演变[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1.

[15]李永进. 《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J]. 社会主义研究，2014，(3).

[16](日)尾崎庄太郎.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和战术[J]. 民主评论，1947.(9).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29.

[19](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9.

本文系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国外毛泽东学的历史逻辑及其当代评析”(15JJD710004)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