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贫困女性化：贾格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解读*

付玉莲 刘力永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09)

全球化与贫困女性化：贾格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解读*

付玉莲 刘力永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09)

自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化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背景。全球化使得各地在物质资源和思想文化上都能够互通有无，也让全世界的女性主义者能够交流彼此的生存境遇，并联合起来进行跨国女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代表人物阿莉森·贾格尔认为，当下的全球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给女性带来了不利影响并且导致了贫困的“女性化”。通过对全球化与贫困女性化之间关系的分析，贾格尔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女性贫困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并探索了解决贫困女性化问题的前提和思路。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女性贫困；贫困标准

阿莉森·贾格尔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她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哲学与妇女学教授，一直致力于女性主义研究。贾格尔在研究初期借助马克思的异化观点分析了女性所遭受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地双重压迫，创造性地提出了“女性异化”的观点。从上世纪末开始，她紧跟女性主义发展潮流，投入到性别正义与全球化的研究浪潮之中。在她看来，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全球化对女性有着特殊的不利影响。它导致了全球大多数人尤其是女性群体走入贫困之中。贾格尔分析了全球化所导致“贫困女性化”的根本原因，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消除“贫困女性化”的理论思路和现实途径，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贫困问题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解读视角，贾格尔的观点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全球化的本质：新自由主义模式

在分析当今世界女性问题时，贾格尔敏锐地发现全球化已经成为女性遭受压迫的重要因素。她指出，全球化通常是指世界各地经济迅速整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以及这种经济一体化所必然带来的政治和文化上的一体化。[1]她认为，全球化从本质上来说具有鲜明的新自由主义特征。新自由主义使得资本利益成为全球化开疆拓土的首要目标。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资本因此得以享有最高话语权，贫困人群以及女性的权利势必因此受到侵犯。贾格尔将新自由主义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下努力取消资本及商品流通的种种限制。但同时努力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以使生产能够顺利往低成本地区转移。其次，试图将所有经济上可利用的资源转变为私人所有，公共服务业变成赚钱的行业，像矿产、森林、水和土地等自然资源都成为全球贸易商品的生产原料。再者，对保护劳动者、资源、环境等保护性法规持敌视态度，将其视为贸易壁垒。这方面的弱势反而因此成为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最后，新自由主义还迫使政府放弃社会福利的责任，放弃诸如在住房、健康、医疗、残障以及失业人口方面的津贴。[2]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采取的这些手段都是为了维护低廉的生产成本以获取更高的利润。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就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3]。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必然因为不断被榨取剩余价值而变得越来越贫困，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贸易的扩大……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4]而因此带来的经济迅速发展又会加剧他们的贫困，这是因为“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5]。

从总体上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虽然使得全世界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是创造出来的财富只属于一小部分人。即使贫困人群的生活因为生活水平的整体增长而有些许改善，但是与那一小部分人迅速增长的财富相比，这种改善远不足以使其摆脱贫困。对此马克思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6]这个比喻十分贴切地展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之下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情形，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了这种相对贫困的状况。1999年联合国年度发展报告宣称，世界贫富差距已达到了“荒唐”的程度。196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五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的五个国家人均收入的30倍，到1990年达60倍，1997年是74倍。更有甚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还造成了许多国家的绝对贫困，有8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10年前。[7]这些数据足以证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贫困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如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所说：“对于那些被市场体系抛弃的人来说(相当数量任由处置的人们，被剥夺了社会保障和支援性社交组织)，他们从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只能盼来贫穷、饥饿、疾病，还有绝望。”[8]

二、全球化与贫困女性化

贾格尔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贫困问题，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女性群体。贫困因此具有很强的性别因素，呈现出“女性化”倾向。贾格尔最初用“贫困的女性化”这一概念形容美国女性的生存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有四分之三的贫困人口是女性及她们的孩子。[9]如今“贫困的女性化”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根据本世纪初的联合国报告，妇女已经占了世界上十三亿贫困人口的百分之七十。[10]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呈现出一种贫困的女性化倾向，许多女性仅仅因为其女性身份而“天然地”陷入贫困，且极难改变命运。对于这种不公正的现象，贾格尔忍不住问道，“贫困是否长着一张女性的面孔？(Does Poverty Wear a Woman’s Face?)”在贾格尔看来，全球化背景下的女性贫困问题源于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产生的许多问题都给女性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例如环境破坏、种族歧视、民族中心主义和排外情绪等，但是战争、政治权利缺失和经济不平等是最重要的三个方面。

全球化所导致的战争使得女性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威胁。全球化在加强交流的同时，也使得各国因相互争夺资源及市场而产生巨大的矛盾，甚至因此引发战争。除了直接的战争之外，全球化还致使各国为增强国际影响力而进行军事竞赛。目前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军事支出都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其中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军事支出国，军事费用几乎占了全世界的一半。总体来看，人类世界和平的愿望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实现，反而是全球化浪潮使得全世界“到处充斥着军国主义和普遍战争的气息”。[11]庞大的军费支出使得诸如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所能够运用的税收收入大大减少，目前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在军事上的花费高于其在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女性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女性因此深受其害，因为女性所背负的照顾家庭的责任使其比男性更加依赖这些社会服务。而那些能带来巨大利润的军事生产也基本上与女性无关，绝大多数女性没有机会进入这一行业，即使有极少数女性进入其中，她们所获得的收入也远远比同等条件的男性要少得多。可以说这些高额的军费支出给女性带来的利益微乎其微，带来的负担却十分沉重。同时许多女性还因为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是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普通民众在战争伤亡人数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一战时有百分之二十，二战时有百分之五十，越南战争时有百分之七十，而在今天这一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虽然参战的大多是男性，但在战争中最容易伤亡的却是女性及孩子。无数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中女性及儿童的数量占到了百分之八十。[12]

除此之外，军国主义事实上是一种男权主义意识形态，暗含着贬低女性价值以及将女性工具化的倾向。军国主义政府将女性的生育能力视为一种国家资源，鼓励生育以保证士兵的来源，不鼓励妇女外出工作，希望她们承受更多照顾家庭的责任。更有甚者，女性的性也被视作一种资源。法国学者舍蕾·法奎认为全球化带来劳工市场的转型，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性别不公，会导致那些移民女性和穷人女性无法谋生而被迫成为性工作者。[13]总体来看，无论是国家高额的军费支出，还是因战争而成为难民或性工作者，全球化所带来的战争以及军国主义氛围都给女性的生存带来极大的威胁，也必然导致女性贫困。

女性在政治方面缺乏政治代表权从而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虽然从表面上看，如今许多国家已相继建立起了民主制度，全球交往也都依靠一套民主的程序，全球化似乎推进了民主的进程。但实际上这些民主往往只是形式上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可以作为一个国际法庭来进行裁定贸易纠纷、解释关税壁垒、制定公共政策等事务，并由其142个成员国的代表共同谈判制定所有的贸易规则，看上去是一个极其民主的组织。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民主却受到极大的限制，发达国家的影响力远比发展中国家大的多，并且许多会议仅限于超级大国参加，其会议结果却会影响整个世界。贫穷国家的话语权越来越微弱，最贫穷、最弱势的人们也越来越受到排斥，而妇女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贾格尔认为，妇女在全球化当中的弱势地位与其政治影响力低下有着很大的关系。民主的制度化并没有使得妇女的政治影响力得到增强，虽然女性参与政府以及国际立法机构的人数一直远远低于男性，但随着全球化的进行，女性参政的比例实际上是大大降低的。妇女犹如贫穷国家一样，在全球化进程中缺乏政治影响力、缺乏话语权，权利因此得不到保障。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南茜·弗雷泽对此也有比较出色的分析。南茜·弗雷泽认为女性主义政治除了在经济上要求再分配、在文化上要求被承认之外，还要在政治上要求代表权，并将三者看作是追求性别正义的三个维度。在国际交往中，强国及资本雄厚的跨国公司、投资者、债权人、国际货币投资商等具有绝对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它们能够阻止那些缺乏政治影响力的国家及群体向压迫他们的力量挑战，并以此分割政治空间，同时还通过全球经济管理结构在操控来设置剥夺性条款，并且使自己免受民主的控制。[14]政治上的代表权“不仅是一个确保构成性政治共同体中妇女平等政治声音的问题。此外，它还需要对不能适当地包括在建立的政治组织内部的正义进行重构性讨论”[15]。因此代表权是其他一切正义诉求的基础。女性若想保障自身权利、力求性别公正，就必须争取代表权，提高女性的政治影响力，否则就会无法摆脱女性在当下全球化进程中的边缘化地位，更无法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成果。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经济不公是女性贫困的最重要原因。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女性甚至离正式经济体越来越远，更无缘平等地参与竞争。全球化所倡导的“自由贸易”使很多工作机会由发达国家迁移到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欠发达国家，许多发达国家的女性因此失业，只能从事一些低薪的且缺乏福利保障的临时工作，这是导致她们生活贫困化的主要原因。至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一些国家因为农业机械化以及出口经济作物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得到提高，但是在父权制的社会结构下她们无法拥有自己的财产，只能依靠婚姻，所以这种变化不仅不会使女性受益，反而使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男性。在以出口为基础产业的地区，尤其是在亚洲的很多地方，很多女性为了获得经济独立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沦落成为新的工业无产阶级，许多人甚至无法获得正式的工作，只能参与到非官方的“影子经济”中去，她们往往面临着十分恶劣的工作环境且工资低廉、缺乏保障。全球化导致这些女性以往的生活方式遭到破坏，将其卷入劳动市场，但是这种有偿的劳动所获得的低廉的报酬并不足以使其获得经济独立及自主性，她们却因此被挤入较之前相比更不稳定、更加弹性化的境地中，在遭受父权制压迫的同时还要面临来自资本的压迫。可以说全球化“为女性塑造了新式的、标准化以及普遍化的从属形式”[16]，将其与贫困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除此之外，全球化的另一明显特征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削减社会福利项目。这一做法严重地影响了妇女的经济地位，因为妇女所担负的抚育孩子、照顾家庭的责任使其比男性更多地依赖这些社会项目。社会服务的减少迫使女性为自己的家庭寻求生存策略，她们往往只能增加无偿劳动来应对社会福利减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也意味着她们受教育的时间和机会大大减少，相应地，得到高薪工作的机会就更少了，形成了一种女性与贫困的恶性循环。而这种情况是同等情况下的男性所无需面对的。

三、消除“贫困女性化”的双重思考

全球化所特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使得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它所标榜的民主、平等和经济繁荣等优势无法掩盖女性在其中被边缘化的现实。一方面，贾格尔认为，要想改变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贫困的女性化”倾向，首先必须对女性贫困的现状有正确的认识，因此需要改进当下所通行的贫困标准，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IPL)以及联合国人类贫困指数(HPI)和多维贫困指数(MPI)。因为它们缺乏对性别的关注，也就不可能衡量出女性贫困的现状。[17]国际贫困线，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一天一美元”标准线，将金钱因素作为衡量贫困的指标，很明显它没有考虑到贫困的女性化因素。对于女性贫困问题来说，性别上的弱势、政治边缘化、繁重且无偿的家务劳动等因素远比缺乏金钱更为重要。国际贫困线忽视了女性贫困问题的特殊性，隐藏了女性在贫困人群当中的弱势地位。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国际的及地方的贫困标准，它们运用不同的指标，设置不同的临界值，以此衡量贫困的不同方面。它们各有不同，但又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由并不贫困的专家和官员制定的，并且所选取的指标也没有经过清晰透明的理性论证。贾格尔因此将其称之为“专横的”标准。这种专横使贫困标准显得不公正、不可信，同时也会导致对贫困的错误认识，忽视了贫困人口的现实境遇。在这些贫困标准之下，女性贫困问题以及贫困的女性化倾向似乎都隐形了。

贾格尔希望能够对贫困标准的固有缺陷进行改进，创立一个“性别敏感”的贫困标准。2010年，贾格尔参与了一项名为“发展评估：制定更好的贫困及性别正义的标准”的澳大利亚研究项目，试图创立一个更客观、更关注女性的贫困标准。贾格尔首先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考察特定群体有关贫困的经验及其对贫困的定义，特别是比较了男性和女性对贫困的看法之间的差异，从而维持对贫困之性别因素的敏感度。在研究中，贾格尔注重那些通常会被忽视的诸如休闲时间、性权利以及生育权等对女性有特殊重要性的方面。通过对以往贫困标准内在缺陷的考察，贾格尔认为，不可能仅仅通过几个冰冷的数据或指标就能够衡量出所有地区所有人群的贫困状况。由于当下女性所处的弱势地位，在那些笼统的标准之下的女性及其困境总是处于隐形的状态，因此相较于创立一个如同以往的标准化的、量化的、高高在上的贫困标准，贾格尔更倾向于对女性贫困问题进行切实地、系统性地研究。贾格尔创立的“性别敏感”的贫困标准实际上是一种更加现实的、关注性别的研究方法，即走到贫困人群中与其进行平等地交流，在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时刻关注女性的处境及表达，并将其与同等境遇的男性的同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比。这不仅能够对女性贫困问题进行全面地、深度地考察，也能够揭示其所遭遇到地系统性的性别不公正，从而揭示出“贫困的女性化”的重要内涵和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在贾格尔的分析之中，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是“女性的贫困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她主张改变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应当更加关注更基层、更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女性正是这一群体的重要成员。以“女权即人权”的口号为例，贾格尔具体分析了保障女性权益对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女权即人权”是一场全球性的来自基层的激进女性运动的口号，她们使用权利的概念质疑以往不被认识到的侵犯女性权利的行为。迄今为止，争取女性权利的运动在女性“第一代”公民权和政治权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女性开始拥有人身自由，思想、言论、宗教等方面的自由以及参与政治的权利。新的关注点转向了女性的“第二代权利”，包括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以及健康幸福的权利，这些要求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挑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理念。

通过说明这些女性权利通常如何被忽视、被侵犯、被否定，女权运动揭示了人权观念的缺失：先前对人权的理解都是以男性为基础的，以至于对女性权利的侵犯都会被视为“正常地”、“必然地”或者“难以避免地”，这是因为女性一直被当作“他者”对待而没有被视为人权的主体。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以形式上的男女平等来取代实质上的男女平等，将女性完全等同于男性，完全否定了他们不同的历史遭遇和现实状况。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以男权思维来解释人权。女权运动对这种人权概念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例如，她们认为家庭暴力等现象揭示了对女性权利的侵犯不只在公共领域，也常发生在家庭当中，这是以往的人权概念未能注意到的。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的女性运动以这样的形式革新了权利的概念。同时女性权利运动得益于全球性交往，以此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女性的现实遭遇。“女权即人权”的理念从基层的运动中产生，对以往通用的“权利”概念进行再概念化，并将其与世界各地的特殊情况相结合。“女权即人权”的理念使得全世界的女性能够缔造共同的盟约，并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范例。女权主义者不只关注女性的生存，还转变了现存的关于权利的理解。例如，女性主义者通过揭示对女性“第一代”权利(基本权利)的侵犯以及对“第二代”权利(发展权利)的否认，表明了人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妇女的权利与社会其他方面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当社会其他的如阶级、宗教、种族等方面的不平等加深时，女性也身处于这些群体当中并且总是处于更弱势的地位，那么她们也就不可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样如果没有女性的平等参与，仅仅改变这些表面上与性别无关的不平等，仍不可能真正获得社会平等。通过批判以往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人权概念，女性主义运动暗示在人权的概念中应当更多地考虑女性而不是男性，因为妇女总是更多地代表贫困、没有文化的、没有权力、处于更弱势的地位，一个所有妇女可以全面发展的世界，也必定是一个所有人可以全面发展的世界。[18]

总而言之，贾格尔所谓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发展模式以及对女权的倡导仍属于道德呼吁的范畴，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贾格尔对女性贫困的研究尚未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也未触及贫困的本质。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贫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即私有制和雇佣关系。如果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其他的举措很难真正彻底地消除贫困问题。但是贾格尔对贫困标准以及女性权利的思考能够引发对于全球化背景下女性贫困问题的关注，促使女性的贫困化问题从隐形的状态转变为社会大众关注的对象，这是直面女性贫困问题的前提，也是从根本上消除女性贫困化的第一步。重要的地方在于，贾格尔对于“贫困的女性化”的分析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贫困问题的探讨范围。毫无疑问，这是贾格尔女性主义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之所在。

[1][2][7][10][12][18]Alison M.Jaggar. Is Globalization Good for Women?[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53. No.4.(Autumn, 2001).298、299-300、304、307、302-303、311-314.

[3][5]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88、70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7-168.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9.

[8]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94.

[9]Barra Levy Simon.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A Call for Primary Prevention[J]. 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 Vol.9. No.1&2.(Fall/Winter 1998).6.

[11][13][16]舍蕾·法奎.喻麓丹(译).从性别视角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笼罩于军事—工业体系阴影下的“全球性女性”[A].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C].2016.80、75-79、77.

[14][15]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0、132.

[17]Alison M.Jaggar. Does Poverty Wear a Woman’s Face? Some Moral Dimensions of a Trans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J]. Hypatia. Vol.28. No.2. 2013.242-244.

2017-10-9

付玉莲(1993-)，女，安徽六安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刘力永(1973-)，男，安徽凤阳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B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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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1071(2017)06-0016-05

木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