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系统论纲*

时间：2024-05-22

车辚

(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 650201)

社会生态系统论纲*

车辚

(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 650201)

把人类社会运动作为生命系统，人所创造出的各种文明形态、人工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看作环境系统，则他们的组合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长期演化的产物，社会生态系统构筑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上，社会生态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负主要责任，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是研究社会生态系统的重大课题。

生态；系统；社会

一般而言，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两种，分别对应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根据生态学中“生态系统”的概念，任何生物群体与其环境组合的自然整体都可称为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一定空间组成的有机复合体。界定一个生态系统的难度在于划定它的边界或者界线，区分出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内涵、外延。在系统分析中，环境是指目标、活动或系统发生的背景或条件，是由影响系统功能而又不是系统组成部分的所有现象组成的。如果把人类社会运动作为生命系统，人所创造出的各种文明形态、人工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看作环境系统，则他们的组合就是社会生态系统。

一、生态与生态系统

所谓生态，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而生物是指“自然界中由活质构成并具有生长、发育、繁殖等能力的物体”。“生物能通过新陈代谢作用跟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动物、植物、微生物都是生物。”[1]顾名思义，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的科学。现代生态学更强调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E.H.海克尔(Ernst Heinrich Haeckel，1834——1919)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A.G.坦斯利(Arthur George Tansley)提出了“生态系统”(ecosystem)的概念。他认为，我们对生物体的基本看法，不能把生命有机体与他们的环境分开，生物体与环境形成一个自然系统，叫做生态系统。[2]美国学者彼得·W·伯拉斯认为生态学注重“一定环境中的动态有机体之间的功能关系和对生态系统中的调节机制的分析”。[3]生命是有机体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过程。生命有机体只有在他们与环境，包括其他有机体和无机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能存在、发展并表现出生命的特征。现代生态学就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科学，在研究层次上向宏观与微观两极发展。宏观方向上扩展到生态系统、景观与全球尺度研究领域，微观上出现了分子生态学等新的分支学科。研究范围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结合人类活动对生态过程的影响来研究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从学科门类看，其分支学科按生物的类别，有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按生物的组织水平，有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全球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按生境的类型分，有海洋生态学、湿地生态学(又可细分为湖泊生态学、河流生态学、沼泽生态学、海滨湿地生态学等)、陆地生态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有进化生态学、分子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动物行为学、应用生态学等。[4]当前生态学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气候变化、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世界银行发布的《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中提出气候变化正在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构成威胁。生物多样性包括生命的各种形式。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表的巨著《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给出的定义：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和它们组成的系统的总体多样性和变异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种群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是对个人或社会有价值的生态过程或功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将生态系统服务主要划分为五大类：产品，如从土地和水中获得的产品；调节，如控制气候和灾害；维持更新，如养分循环和庄稼的传粉；文化，如给精神文明和娱乐所带来的效益；保持，如维持多样性。世界银行认为，生物多样性增强了生态系统服务，它包括现有利用价值、潜在利用价值(能为后代人提供选择的价值)和内在价值，但是，伴随着气候变化，生态系统进行剧烈的重组，更多的物种将因此灭绝，进一步加剧生态系统服务退化。对物种损失的最乐观的估计显示，温度每升高1℃，大约10%的物种将灭亡。[5]

二、生态学向社会科学领域的拓展

一百多年来，生态学以生物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不同层次的单元为研究对象，从各个侧面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理论和方法，深化了人们对自然和生物世界的认识，深化了对人类自身及其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生态学的一般理论及其分析方法，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利用数理方法分析生态系统的数理生态学和利用系统论解释的系统生态学，正在向生物学的其他领域和相邻的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民族学等领域渗透。生态学向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拓展有两条清晰的路径：

一是，由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导致的严重自然生态危机而引发的对人类生存环境现状及其未来的社会思考，在学术层面上体现为一系列以生态环境的人文观照为主题的交叉学科诞生，如生态经济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生态人类学、生态法学、生态美学等。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能冲动与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现实尖锐冲突的多视角反思的展现，这些学科致力于探讨人与自然间新型的、合乎自然生态准则的良性互动关系。如生态政治学关注的重心是探讨如何借助政治手段和政府力量，解决因社会无序发展而导致的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问题。有学者给出的定义是：生态政治学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论，针对人类面临的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危机状态为主的各种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寻求战略层次的根本性、长期性解决。[6]生态人类学试图探讨人类群体如何适应、塑造其生存环境并伴随此过程形成相应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生活。[7]

二是，生态学的观点、理论、方法和价值观对社会科学诸学科造成的方法论冲击，产生出一批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其中社会生态学、人类生态学、政治生态学、行政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等。其中社会生态学重点研究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稳定、演化机制，研究人的个体和组织以及与周围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8]人类生态学把人类生活的社会当作一个生态系统，研究其中的规律。罗德里克·O·麦肯齐认为，人类生态学在于研究人类生存于某一地区内现时与环境的实在关系。邓坎认为，人类生态学在于研究人口、组织、环境、技术四大因素间的互动及互变关系。文化生态学注重研究人类社会对环境的适应过程，研究工业、农业、政府、社会、家庭、宗教、商业等社会现象的变动给文化带来的影响，把文化看成是人们与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稳进和平衡的生态系统。[9]生态分析被用于政治学研究主要描述环境对政治行为的影响。这是特指自然、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等诸因素共同组合成的环境，而系统就是“一系列处在互动之中的要素”。王沪宁认为：“政治时代的另一个划时代的观念是生态学的功绩。当代政治学的研究表明，政治体系及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特定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它不是社会这个庞大的系统中一个独立的、可自我活动的系统。”“政治研究中的生态观念强调一定的政治活动与一定历史——社会——文化关系之间的适应性，研究生命主体与其政治环境的相互关系和作用。”[10]刘京希认为，政治生态学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政治体系及其行为与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及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论与方法。它所关注的焦点是政治体系及其行为的环境影响，以及环境变化的政治影响。[11]

苏联科学院院士格拉西莫夫指出，研究生物界的生态学方法，从来就是超出生物科学范围的，具有扩大到其他科学知识领域的明显倾向。他认为，应该把生态学解释为除了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以外的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对象的专门的一般性科学方法。生态学方法的目的是揭示和研究某一科学研究对象和它的环境之间存在的联系。在生态学方法的应用中，应该以各种科学知识(生物学的、社会学的、其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作为基础。很多学者指出，当代生态学已走到了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前进的交叉点上，将对世界的现代科学图景产生深刻的影响。法国学者P·丘文奥和M·坦格说：“生态学与其说是一个科学部门，不如说是一种观点，因为它涉及生命与环境，包括与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有关的所有问题的规律性。”[12]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的社会性的学问，而人类本来就是动物世界的一个分支。在自然进化和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人类虽然逐渐脱离了自然界，拉开了与动物世界的距离，但其动物性并未因此而泯灭。人类与其生存其中的自然环境(物理环境、化学环境、生物环境等)和生态系统(海洋、森林、草原、湿地等)的关系，不可能完全脱离生态规律的制约。以生态学的观点、理论、方法和价值观考察社会关系与社会发展符合人类的生物属性和客观世界的自然属性。

三、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运动可以区分为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五种基本形式。各种形式的物质运动有着各自的一般性规律。与其他的运动形式相比，人类作为自然界最高等动物，所推动的社会运动的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是其他运动不能比拟的，是最高级的运动形式，理论上可以运用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定量描述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心理运动，但实际过程却非常艰难。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高级形式的物质运动中，低级运动形式的一般规律并没有消失，依然在起作用，只是不再起本质性的作用。人类和其他生物相同的是，他们都生活在地球圈中，生命运动依赖于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土壤圈、生物圈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人类和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人类创造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它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它也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明之中，它所创造的文明是它所处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人类经过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所创造出的人工生态系统，包括农村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矿山生态系统、交通线生态系统、水电站生态系统等)、城市生态系统等，既高度依赖自然生态系统，又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特殊性，是为人类生命主体服务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历史因素等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一个整体。

社会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宗教、法律等都包含其中，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构成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经济生态系统、政治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科技生态系统、宗教生态系统、法律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等，这些子系统下面还有二级子系统，如政治生态系统下面就有执政生态系统、行政生态系统、参政生态系统、政党生态系统、社团生态系统、国际政治生态系统等。在社会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运动和环境中的各种因子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生命系统与环境进行着持续的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信息交流，实现系统自身的新陈代谢和代际更替，如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向着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从生态论、系统论的角度揭示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就是要明确系统与环境不可分离，和谐、平衡、可持续的社会生态系统需要良好人工生态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的支持。

在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上，有几点基本结论：

(1)社会生态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长期演化的产物。这一点已被生命科学和进化论所证实，不论是达尔文主义的还是非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学说，都承认进化是生物发展的基本现象，区别仅在于进化的方式，变异与适应是定向还是非定向的，进化方式是渐变、突变还是序变，进化方向是随机、多样还是直线，等等。自然界中包括人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生物都生活在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进化史表明，生物的进化决定了生态系统的演化。例如从原生生态系统到次生生态系统的演化是单细胞生物向多细胞生物进化的结果；单极生态系统向两极生态系统的演化也是由于异养原始细胞的进化，使原始细胞具有光合能力和固氮能力，于是就形成了自养和异养两种原始生物极相；从水生生态系统到陆生生态系统的演化更是由于生物进化的作用。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化为人类的起源提供了必要的遗传生态基础，人类的诞生宣告自然生态系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纪元。

人类由于其生物的属性，并没有突破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格局，生命运动同样依赖于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土壤圈、生物圈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但由于其社会的属性，却突破了原先生物系统的轨迹。这突出表现在它对其他生物以及环境的态度，从一般生物对环境的被动依赖与适应中解放出来，而以一种自然的主人的姿态，通过一定科学技术手段，改造生物、改造环境、创造人工生态系统。

(2)社会生态系统构筑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上。社会生态系统以人类运动为中心，人类创造的人工生态环境是构筑在自然生态环境之上的。农耕文明创造出的最早的人工生态系统就是农田生态系统和人居生态系统，其运转离不开合适的气候、土壤、水源、岩石、阳光、生物等自然生态条件。从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来源看：地球生命系统的基本能源来自太阳，光合生物通过吸收太阳能合成有机物将太阳能带入生物圈；生物组成和生命活动必需物质有氧气、二氧化碳、氮、碳等各种元素，还需要钙、磷、铁、硫、钾和各种稀有元素，前者大多来源于大气圈，后者大多来源于土壤圈和岩石圈；生物组成与各种生命活动都要依赖于水，一般低等生物都直接居住在水环境中，人和其他高等动物的内环境也是由液体组成的，水约占人体体重的三分之二左右。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水生的”生态系统，除了大气、地球表面、地下蕴含着水资源，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体内也蕴含着水资源，组成了一个“有生命的海绵体”能够保持和调节水分。此外，生物和人类的地理分布和生命活动需要适宜温度，大气运动和水循环对平衡温度变化范围和节律起到关键作用。世界上的农耕活动起端和农耕文明社会的繁荣集中在北纬20度到40度之间的大河流域，因为这个区域的土壤、水源、日照、温度、生物综合条件是地球上最适宜农田生态系统和人居生态系统发展的。工业文明缔造的产业生态系统(矿山、铁路、公路、港口等)和城市生态系统同样依赖自然生态系统，气候、土地、水源、岩石同样是不可缺少的，而地下资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稀土金属等更是工业文明的动力，地球上产业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最发达的区域同样在北纬20度到40度之间。

总而言之，人造环境是建立在自然环境基础之上的。在各个历史时代，自然环境都为人造环境规定了一定的极限，并且始终要求人类与之适应和平衡。土壤、水源、日照、温度、生物等每一种生态因子都可能成为限制因子，人类并不能随心所欲改造自然环境。就像人类不能摆脱自己的生物属性一样，人工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系统都不能躲避自然环境对生物提出的适应性要求和限制性门槛。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制约生物繁衍和进化的所有生态学规律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化中仍然在起作用，如利比希最小因子定律、能量转移的“百分之十递减律”、生物节律、种群指数增长律、种群逻辑增长律、种群波动理论、格乌司原理——生态位理论、阿利规律等。

(3)社会生态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负主要责任。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长期演化的产物，自然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了一切生存资料。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技术发展，人类对自然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使人从自然的奴仆上升到“主宰自然”的地位。以征服自然、进军宇宙为使命的人类思想是当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精神支柱，也是造成自然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的根源。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生态系统将作为生物个体的人的力量集合成社会的力量，围绕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目的的创造和使用工具，不断向自然生态系统索取各种资源和能源，使地球生物圈和海洋、陆地、湿地生态系统遭到巨大破坏，支撑社会生态系统运转的自然生态系统不断萎缩和退化。进入20世纪后，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1804年全球人口为10亿，1930年为20亿，1960年为30亿，1975年达到40亿，2012年突破70亿大关。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除北美、西欧、大洋洲、东亚的少数发达国家外，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尚未实现摆脱贫困的任务，相当一部分国家还过度依赖出口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有色金属、木材等不可再生资源维持国内经济。世界银行在报告中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有1/4的人每天生活费仍不到1.25美元。有10亿人缺少清洁的饮用水；16亿人缺少电力；30亿人缺少充足的卫生设施。1/4的发展中国家儿童处于营养不良状态。这些需求仍是发展中国家和发展援助应该优先着手解决的问题。同时，我们认识到，气候变化使未来的发展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加容易。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报告《世界能够得到拯救吗？》中数据显示，在20世纪近百年时间里，全球人口增加3倍，全球生产总值增长10倍，矿物燃料资源使用量增加10倍，全球二氧化硫年排放增加6倍，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增加25%。[13]近30年来，自然生态系统退化表现在森林、草原和湿地面积急剧减少，耕地面积和质量严重下降，沙漠化、石漠化、荒漠化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占全球70%面积的海洋生态系统生产力大幅衰减；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旱涝灾害频发，大气污染有增无减，水资源严重短缺，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

世界银行指出：气候变化威胁着所有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威胁面前最为脆弱。据估计，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大约75%-80%将由发展中国家承担。即使较工业化之前的时期气温仅升高2℃(全世界有可能经受的最小升温幅度)也将导致非洲和南亚的国民生产总值永久性降低四到五个百分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技术能力以应对日愈严峻的气候风险。这些国家的收入和福祉更直接地依赖于易受气候影响的自然资源，而且它们中的大部分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而这些地区的气候本来就变化多端。原始的自然界已不复存在，人工环境大量地替代了天然环境，自然界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近几百年来的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上改变了地球生态系统的物质与能量的动态平衡。发达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生产力和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造成地球生态系统的严重退化，在未来全球的环境治理中理所当然要负主要责任。

(4)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是研究社会生态系统的重大课题。人既生活在自然界中，也生活在社会中，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有各自发展的历史和客观运动的规律性。像自然界不能改变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与客观规律性一样，人也不能任意地改变自然界的历史进程与客观规律性。但是，人可以认识自然界的历史过程，尊重自然规律，敬畏大自然，正确地运用自然规律调节两者之间的物质与能量转化关系，实现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促进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古代、近代到现代，全世界的先知、先哲都做过精辟的表述。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根深蒂固。老子曾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写过：“早期各级社会团体都是自然地生长起来的，一切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这又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无论是一个人或一匹马或一个家庭，当它生长完成以后，我们就见到了它的自然本性；每一自然事物生长的目的就在显明其本性(我们在城邦这个终点也见到了社会的本性)。又事物的终点，或其极因，必然达到至善，那么，现在这个完全自足的城邦正该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社会团体了。”[14]简言之，事物发展的终点是回归自然本性，自然趋向的终点是至善。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指明人可以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来达到使自己与自然界的统一，同时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很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如“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5]今天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生态问题，是人类生物性与社会性冲突的表现，是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自然观导致的恶果，必须到社会组织与社会活动中去寻找根源。“人及其栖息环境，包括物理环境、生物环境和社会环境，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研究这个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它的自组织机制和稳定机制，才能够回答人类所遇到的生态问题，才能够弄清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研究社会生态系统的重大课题。”[16]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027.

[2]丁鸿富，虞富洋，陈平.社会生态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20.

[3]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36.

[4]陈家宽，李琴.生态文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9.

[5]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24.

[6]刘在平.面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政治思维——生态政治学[J].天津社会科学.1992,(6).

[7]杨庭硕.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8] 丁鸿富，虞富洋，陈平.社会生态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5.

[9]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26-27.

[10]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21.

[11] 刘京希.生态政治学与政治生态学[A].郇庆治.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94.

[12]丁鸿富，虞富洋，陈平.社会生态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230-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