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共享发展理念研究综述*

朱赛飞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共享发展理念研究综述*

朱赛飞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共享发展理念被上升到国家发展理念的高度。此后两年来，学术界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对这一理念进行研究：一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背景；二是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源流；三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核焦点。在这三个方面的研究中，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也出现了一些研究偏向，主要表现在偏理论轻实践、偏国内轻国际、偏意识形态轻学术的研究局限，基于此，对未来几年的研究趋向提出思考与展望，以期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向前推进有所裨益。

共享发展理念；背景；源流；内核；展望

“共享”一词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所作的报告。十五大报告中概括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目的就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1]此后，有关“共享”的表述也多次出现在中央相关文件中。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提出，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2]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提出，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虽然这段时期“共享”一词多次被提及，但此时的“共享”还只是停留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愿景层面，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学术界对“共享”的研究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欠缺。真正开始对“共享”进行深入研究始于十八大之后，尤其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共享发展理念上升到国家发展理念的高度后，引发学术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近两年来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三个场域，即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背景、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源流、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核焦点等方面对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一、“为何”：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背景

共享发展理念为何会被上升到国家发展理念的高度，其提出的背景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民生倒逼论”、“发展伦理困境论”和“价值阙如论”等几种解释框架。

韩喜平认为民生问题是共享发展理念产生的主要原因。他提出，“共享发展的直接现实来源是民生问题，民生难题倒逼共享发展理念的产生。”[4]首先，从民生建设这一层面来说，民生建设在我国长时间滞后于经济发展，由此带来的一些结构性、累积性等病态问题是影响中国社会和谐以及经济转型的潜在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因素；其次，从民生的具体实践层面来看，客观存在着民生短视、民生媚俗、民生不公平、民生寻租、民生工程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民生建设效果不显著。[4]综合这两方面的原因，他认为共享发展理念正是在迫切需要解决民生问题的大背景下提出的。

张彦从中国发展的三大伦理困境对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背景进行了解释。第一个困境是单向度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重物质轻人伦，将人的需要、情感、选择、自由等价值以及对环境容量的考虑等置于资本逻辑的演绎之中，造成在发展过程中主体异化、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不安全感增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二个困境是透支式的发展方式。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它将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奉为圭臬，严重破坏了生产自然产品的自然生产力与人类自我生产的人口生产力的可持续性；第三个困境是数量式发展方式。这是一种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将财富的单一性增长作为评价社会的唯一评价体系，忽视政治文化条件与共同幸福生活的伦理。[5]在张彦看来，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异化现象正是由这三大发展伦理困境造成的，因此迫切需要将共享发展理念上升到国家发展理念的层次，保障在发展过程中全面、可持续、有内涵地发展。

杨建军把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归结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阙如。他认为，共享发展理念是对诸多社会矛盾问题产生根源的总结和反思，有其现实指向性，即公平正义和生态主义的价值阙如。[6]就公平正义来说，我国长期以来侧重于速度增长的经济发展策略忽视了价值理性的嵌入，导致在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缺乏有效供给和配置，出现了严重不公平现象；就生态主义而言，地方政府往往基于短期经济利益的考量，大规模引进大型重污染项目，忽视生态资源的社会价值。[6]在杨建军看来，这种发展过程中的价值阙如是底层民众抗争不断的重要原因，它同时也造成民众和政府间的相互信任度越来越低，引发民众和政府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对社会发展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共享发展理念顺时、应势而生。

从上述几种解释框架可以看出，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民生问题、发展伦理问题、价值建构问题并未与经济发展同步得到解决，事实上而是被远远甩在了经济发展的后方，由此带来的民众不满和政府角色的错位是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迫切现实需求。综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更多扮演的是一个回应性发展战略的角色，来自广大民众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述求和政府本身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倒逼是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主要现实背景。

二、“源何”：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回溯

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的提出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根基作为依托，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源起应当追溯到何方，是学术界目前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纵观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大致有两个研究方向：一是追溯共享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找到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根基；二是从中国本身出发，追溯中国古代的共享观论述和建国后的共享实践。

(一)共享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

目前，学术界多数学者对共享发展理念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理论依托持肯定态度。对此，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公平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学等视角出发，论述共享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关系。

1.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视角。巩瑞波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真正共同体”的概念，这种“真正共同体”就是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7]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域下，共同体的形成既要兼顾各个主体的利益，又要有共同的认知和一致的目标，而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就是要把这样一种“真正共同体”的意志和力量联合起来，寻找“最大公约数”。[7]朱益飞也提出，马克思认为集体主义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中介，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备条件，这种集体主义正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实形态。[8]他认为，当前在中国有一些人对集体主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或对集体主义思想认识混乱，造成利己主义抬头，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矛盾严重，某种程度上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重新回归。[8]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易培强结合马克思关于生产目的的理论以及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原理提出，“既然社会财富是由各种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共同创造的，那么理所当然地应由所有参与社会财富创造的人共同享有，而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和财富创造的最主要力量，其分享劳动成果和社会财富的权利就应得到切实保障。”[9]邵彦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推进，她通过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的阐释，认为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及其经济运行规律，为共享发展的理念寻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支撑。[10]田鹏颖则根据中国一系列经济发展实践的鲜活例证明确提出，“人人共享是共享发展的立足点，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11]

3. 马克思主义平等观视角。谢伟光指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人们财产占有的不平等，在这种背景下，即使社会提供平等的机会也会因财产的门槛而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而共产主义社会是真实平等的。我国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运用、坚持和发展。[12]李利平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取得显著提升，但与此同时社会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过度的社会分化造成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显著地削弱了全国人民的获得感，共享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就是要重塑社会公平正义，让人们平等地享有共同发展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回应。[13]

4.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学视角。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仅是一门指导人类解放的科学，它的很多内容实质上也有政治伦理学的意蕴。左乐平就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涉及政治伦理学的著作，但他是一个几乎与全部社会问题都有关联的“政治思想家”，他对整个社会具有伦理关怀，且主要是从伦理关怀视角来展开工作的。[14]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侧重于解决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问题，正是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自由发展的政治伦理情怀。

总之，学术界普遍认为，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不解的渊源，无论从哪个角度解读，都能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源头。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如王华华就指出，关于共享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问题上，我国学术界存在一种“六经注我”的倾向。[15]他认为，一味将共享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是一种“危险性的增补”，容易造成马克思“不在场的在场”误区，而且学术界存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政策概念硬塞给马克思的倾向。[15]他从马克思著作文本到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得出马克思从没有讲过“共享发展”的结论。

(二)共享发展理念的中国渊源

1.中国古代共享观。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共享思想的雏形，古人关于大同社会的原初设想就是最朴素的共享观。在古籍《礼运大同篇》中就有这样一种设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学者吴静据此提出，尽管此时的“大同理想”更多地是对原始公有制的思乡式恋慕，但是已脱离了纯粹伦理层面的呼吁。[16]因此，不能否认的是，古人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和构造，已经具备了今天共享发展理念所追求社会形态的原初雏形。

2.建国后的共享实践。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实践体现着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演进。蔡克文就认为，共享发展理念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共同富裕的追求蕴含着朴素的共享发展意识；邓小平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初步表达了共享发展的基本要义；江泽民在领导开创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实践中，明确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科学概念；胡锦涛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进一步阐述和丰富了共享发展的内涵；***在领导全国人民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践中，全面升华了共享发展理念。[17]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中来看，都没有直接提及或使用过共享发展这一概念，但这并不代表共享发展理念没有理论根源。如果单纯就是否提及过共享发展这一概念作为评判是否提出过共享发展思想的话，这无疑是一种机械的认识论。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并未直接使用过共享发展这个词语，但是共享显然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在他们的诸多著作中都有着鲜明的民众共享发展的思想烙印。[18]同样，我国古人虽未提及过共享发展的字眼，但从其对大同社会的畅想描述中，不难看出今天共享发展理念所追求的社会美好形态的影子。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源流无论是回溯到马克思主义还是追溯到中国古代，亦或是以新中国发展实践为依托，都可以看出，共享发展是人们至始至终期望和追求的一种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一定程度上都能从中找到与今天共享发展理念遥相呼应的理论源流。

三、“聚何”：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核焦点

学术界对共享发展理念内核问题的研究，始终聚焦于三个最为根本的核心问题，即共享发展主体、共享发展内容和共享发展路径。这三个问题既回答了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旨归、理论内涵，也明确了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方向。

(一)共享发展的主体：共享依靠谁和为了谁的问题

依靠谁是对共享发展依托主体的回答，为了谁是对共享发展受益主体的界定，这两个问题是对共享发展主体的认定。对共享主体的认识，体现着共享发展理念的根本立场。韩喜平提出“人民性”是共享发展的根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从来都是人民的发展，人民既是发展的主体，又是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受惠者和共享者。[4]奚洁人进一步指出，推进共享发展，要坚持人民立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又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执政宗旨。[19]陈朋也提到，从其思想谱系来看，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共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大升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

由此可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学界一致的认同。但具体来看，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人民”应当化抽象为具体，应当对这一抽象群体进行具体的区分。有不少学者就重点关注了农民这一群体。众所周知，农民群体一直以来是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被动参与者，他们鲜有与其他阶层竞争的能力，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中，他们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学者郑功成就把目光锁定在了农村贫困人口身上。他认为，共享发展的关键指标是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并应该将脱贫目标具体化，“从区域集中贫困到个体分散贫困、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揭示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得以补齐，国家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掉队，这恰恰是共享发展成果最重要的体现。”[21]叶兴庆也指出，在城乡二元体制的藩篱还未完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还很明显的时代背景下，检验共享发展的成效大小和进展快慢，关键要看农村基本民生工作做得如何，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补齐的短板，是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主体的应有之义。[22]可以看出，只有将“人民”的角色内涵具体化，将“人民性”落到实处，才能真正把握共享发展的主体内涵。

(二)共享发展的内容：共享什么的问题

共享什么主要是指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哪些方面、哪些领域，这是对共享内容的界定，关系到共享发展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洪谊雅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共享发展的具体领域：(1)经济领域的共享。要求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以及消费资料的分配要以等价交换为原则；(2)政治领域的共享。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参与民主管理、拥有普选权和监督权；(3)民生领域的共享。包括衣食住行、劳动就业、男女平等、全面教育、社会保障等几个方面；(4)文化领域的共享。要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5)生态领域的共享。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真正和解”，实现三者的和谐统一。[23]董朝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共享发展要与“五位一体”发展战略总布局结合起来，她提出要在经济利益共享、政治权益共享、文化权益共享、公共服务共享和生态权益共享五个方面全面推进共享发展。[24]

除了上述这样一种宏观层面对共享涵盖领域的论述外，也有学者以社会发展的具体环节为切入点，将共享发展嵌入该框架进行解释。如学者方杲就指出，从社会发展的环节来看，全面共享应当贯穿到社会发展权利、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的各个环节中，“发展权利共享是共享的逻辑起点和先决条件，发展机会共享是共享发展成果的主要内容和关键所在，发展成果共享是共享的重要体现和必然结果。”[25]对此，王庆五进一步提出，发展权利共享、发展条件共享和发展成果共享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三者协同推进，才能真正覆盖共享发展的各个环节。[26]可以看出，对共享发展内容这一问题的解答，既要考虑共享发展的全面性，即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又不能忽视社会发展中的各个环节，只有确保共享领域和共享环节协同推进，才能真正实现共享发展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才是对这一问题完整的解答。

(三)共享发展的路径：如何共享的问题

如何共享涉及到共享发展如何实施，如何切实保障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问题，这关系到共享发展能否有效落实以及具体实施的效果。在实现共享发展的前提和路径上，童星认为，实现共享发展要把握三个前提：一是终止“一部分人先富”的大政策，二是在机会的提供方面注重公平竞争，三是在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坚持更加公平，在此基础上，还在需求、生产、消费、分配这几个环节要与共享发展理念相衔接。[27]童星主要是从具体的政策改革和落实环节这一层面来论述共享发展的实施问题，也有学者从制度建构层面论述共享发展的实践路径。如顾钰民就提出，理念属于软实力，它的功能和作用必须借助硬件来实现，这里的硬件就是各种制度建设，理念和制度建设成为一个整体才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实际的影响。[28]在他看来，共享发展理念只有在制度上落实了，共享才是人们能够感受到的，才能使人们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中国长期以来的发展实践证明，任何一项改革的落实都要坚持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式推进。上述学者主要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共享发展落实的宏观视野进行了把控，也有部分学者从共享发展落实的微观基础角度提出了具体策略。学者孙迎联主要从收入分配机制的视角探讨了共享发展的落实路径：一是实现参与性分享，要厘定收入分配市场机制中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二是实现矫正性分享，要完善收入分配政府机制中的调节手段；三是实现补偿性分享，要重塑收入分配社会机制中的慈善组织公信力。[29]苏伟更为细化地提出，要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根本层次上、从财产分配这个核心层次上、从领导干部与社会精英带头公布财产与收入这个关键层次上、从按劳分配为主体这个直接作用层次上、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个重要层次上，全面发力，去实现共享发展。[30]

事实上，共享发展理念这三个核心问题即共享发展的主体、共享发展的内容、共享发展的路径是紧密相关、融会相通的，要整体理解和把握。对共享发展依靠谁和为了谁这一主体认识的把控体现着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旨归，对共享发展内容的界定彰显着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对共享发展实践路径的设计明确了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方向。唯有深刻理解共享发展理念的这三个核心问题，才能更好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同时，只有将共享发展理念内化于心，才能在发展实践中外化于行，才能不断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使更多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四、“向何”：思考与展望

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共享发展理念研究全面而深入，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这对进一步研究共享发展理念提供了有益的范本。但是，通过梳理近两年来的研究现状，发现学术界在对共享发展理念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以下几种偏向：

一是偏重理论研究，轻视实践研究。理论归根结底是要服务于具体的社会实践，是要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目前学术界对共享发展理念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其理论背景、理论源流、理论内涵等方面进行学理性研究，较少涉及到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冲突频发的发展阶段，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正是立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让全体人民能够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以此来缓解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如果不能将这一理念研究落到“实”处，那它的理论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二是偏重国内研究，忽略国际研究。优秀的研究成果，不仅要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以我为主，还应该具有国际视野，积极借鉴吸收国外优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目前，我国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拘泥于本国的理论范畴，自说自话，缺少一种国际化视野。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共享理论早已有之，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有其积极合理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也有不符合我国国情备受质疑之处，但这并不影响我国学术界研究者对其去粗取精，进行合理地借鉴吸收。只有具备国际化的研究视野，才能产生国际化的研究成果，增强我国学术界在国际相关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三是偏重意识形态研究，弱化学术性研究。共享发展理念作为国家最新提出的一种重要的发展理念，毋庸置疑应当引起学术界的深入讨论和解读。但目前学术界存在着对国家一些政策性举措过度进行意识形态化包装的倾向。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就会造成理论本身的学术价值降低。诚然，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语境下，我们要做到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恣意弱化理论成果的学术性研究。只有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用学术话语解读意识形态理论，将理论的学术价值凸显出来，意识形态的宣扬才更有说服力。

就共享发展理念目前的研究现状来说，未来几年内应当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内容：一是强化共享发展理念与具体现实问题的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解决具体现实问题为导向，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二是要放眼国际，培养国际化的研究视野，积极借鉴国外最新理论研究成果，打造中国特色的共享发展理念理论体系，增强我国学术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三是要坚持用学术话语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解读，增强意识形态理论的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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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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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顾钰民.发展理念引领下的制度建设[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4).

[29]孙迎联.收入分配机制:共享发展视野下的理论新思[J].发展与改革，2016,(5).

[30]苏伟.实现共享发展应该“再认识”的两个重要问题[J].求索，2017,(2).

(责任编辑：木杉)

D616

A

1672-1071(2017)05-0011-06

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16JDSZK011)

2017-07-18

朱赛飞(1992- )，男，河南周口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