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党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计(规)划战略演进的历史考察*

刘晓伟 牛玉峰

(1.华东交通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13；2.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变与不变：党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计(规)划战略演进的历史考察*

刘晓伟1牛玉峰2

(1.华东交通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13；2.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五年计(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考察党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计(规)划战略的历史轨迹，归纳其演进的特点与规律，可以发现其在战略部署、战略方向、战略目标、战略目的和发展理念、指导方针、发展指标、发展机制之间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逻辑关系。

中国共产党；五年计(规)划；战略；历史考察

五年计(规)划直接反映了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五年计(规)划战略，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制定和实施五年计(规)划的基本思路与观念及其为此而实施的总体规划和方针政策，一般包括所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重要指导方针、综合性的总体战略目标，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即战略部署、战略目标、战略方向、战略目的、战略方针、战略布局和战略举措等一系列事关五年计(规)划全局的根本的战略性问题。全面梳理和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与实施五年计(规)划战略演进的历史轨迹，厘清其内在逻辑关系，归纳演进的特点与规律，对于提升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提高党领导制定与实施新的五年规划的水平，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党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计(规)划战略的历史考察

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制定和实施了十个五年计划和三个五年规划，每一个五年计(规)划都是党带领全国人民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远目标的一个具体战略步骤，同时每个阶段又有不同的侧重点。五年计(规)划的历史，也是五年计(规)划战略不断探索、不断发展创新的演变历史。党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计(规)划战略大致经历了“一五”计划至“五五”计划的奠基初创阶段、“六五”计划至“十五”计划的改革再创阶段和“十一五”规划至“十三五”规划的科学发展阶段。

(一)奠基初创阶段：“一五”计划至“五五”计划

“一五”计划，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制定的全国性的全面的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也是改革开放以前所制定并实施的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指导，确定了战略目标，提出了战略任务，明确了战略方针，做好了战略布局。即战略目标：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任务：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并保证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战略方针：经济建设的重点是工业，工业建设又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战略布局：要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并且与当时实际情况相结合，充分利用东北及上海的工业基础。

“二五”计划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党中央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在党的八大上通过。“二五”的战略目标是：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1]此后，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背景下，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变化，各年度计划的数字不断大幅调整，“二五”计划的正式文件始终未能颁布。1962年做出了再用3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调整，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为“三五”计划的实施创造一定的条件。

“三五”计划，经历了以解决“吃穿用”到以“备战”为中心的变化。“三五”计划规定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指导方针；战略任务有三个：一是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首位，加快三线建设；二是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三是充分发挥一、二线的生产能力。[2]

“四五”计划于1970年开始进行编制，并由1971年开始实施至1975年结束。“四五”计划基本延续了“三五”计划“备战”的思路，战略指导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备战，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四五”计划又重新提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提出“必须坚持鼓足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3]1973年，中共中央两次修改“四五”计划所确定的高指标，逐步调整了以“备战”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开始强调经济效益，注意沿海和“三线”地区并重，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也进入收尾阶段。经过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四五”计划得到了基本完成。

“五五”计划，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战略指导方针，明确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战略任务，战略目标仍然是“四个现代化”目标，并进一步提出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4]

这一阶段的五年计划战略，总体上具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与形成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突出国防建设、注重区域均衡布局的特点。自此，五年计划战略经历了奠基探索、走入歧途、调整纠正、重回正道，艰难地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轨道。

(二)改革再创阶段：“六五”计划至“十五”计划

“六五”计划，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到20世纪末“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5]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以农业问题、能源与交通问题、教育和科学问题为战略重点，以及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

“七五”计划，是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旋律的五年计划，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由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战略指导方针是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改革开放，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体制由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提出了三大战略任务：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二是发展经济；三是改善人民生活。[6]“六五”、“七五”期间，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不断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格局与国民经济运行机制都发生重大变化，为进一步深化改革与推进发展奠定了基础。

“八五”计划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治理整顿，强调要着眼于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完善和深化改革，努力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1992年以后，“八五”计划战略方针调整为“双加快”方针，即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八五”期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波动最小的一个时期，并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九五”计划，明确了“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战略指导方针，要求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

“十五”计划，是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了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将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发展的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的出发点的战略方针。[7]“十五”计划最突出的特点是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信息化以及基础设施现代化全面加速发展。“十五”计划，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实现了重大转变，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

这一阶段党的五年计划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战略目标，以“三步走”发展战略为导向，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战略目的与归宿，突出提高经济效益、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重点内容，构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以及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等一系列具体战略在内的战略体系。

(三)科学发展阶段：“十一五”至“十三五”规划

从“十一五”开始，国家把“计划”改为“规划”，更加注重了规划的战略性、长期性与宏观性，实现管理经济社会职能的重大转变。“十一五”规划，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指导思想，“十一五”规划的发展思路成为中国从加快发展向科学发展转变的重要标志，其战略指导原则和政策举措的主要着力点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十二五”规划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规划的战略指导方针，即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作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进一步明确了“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居民收入、社会建设和改革开放五个方面，而且把经济发展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中，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战略推动力。

“十三五”规划，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党“两个一百年”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的总体思路，就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保持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确保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统领地位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战略任务就是以增进全体人民福祉、社会公平正义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来引领，以全面科学发展为主题，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及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建设的总体布局。

这一阶段党的五年规划战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战略目标，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导向，战略发展指标转为战略性、指导性和预测性，强调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来促进社会和谐和生态环境的统一，越来越重视结构合理、综合平衡和经济效益，越来越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二、党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计(规)划战略的变与不变

(一)一脉相承

由于历史背景、发展阶段以及对国际国内环境的认识不同，五年计(规)划战略不断演进，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在演进的过程中，其战略部署、战略方向、战略目标、战略目的等根本性问题上是一脉相承、贯穿始终的。

1.战略部署的坚定性

五年计(规)划，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它不仅对国民经济发展，而且对我国的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五年计(规)划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手段，并已成为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8]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计(规)划在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不受任何干扰，自始至终对五年计(规)划的制定与实施进行战略部署，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认识国内经济政治背景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苏联管理经济的方法，选择建立了一套国家管理经济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国民经济实行有计划的管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经济的战略选择，并于1951年开始着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从1953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起，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制定和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计(规)划，其间虽然一度受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二五”“三五”和“四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但是，五年计划仍在调整中坚持、没有中断，“拨乱反正”后，“五五”计划至“八五”计划如期实施，即使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仍延续着这一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一如既往地领导制定并实施了“九五”计划至“十三五”规划等5个五年计(规)划。由此可见，不管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论我国的经济环境与背景发生怎样的变化，党对五年计(规)划的战略部署始终不变，通过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计(规)划来实现对我国经济社会管理的战略始终不变，进而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

2.战略方向的正确性

综观十三个五年计(规)划，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原则。在“一五”计划中就提出：“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才能克服我国现在先进的政权和落后的经济之间的矛盾，而把贫弱的中国变成真正富强的中国”[9]，即使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仍然明确了改革开放是有前提的，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八五”计划基本指导方针的第一条就是强调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概括为其中十二条主要原则最重要的两条，并把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和扩大开放，作为落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关键。“国内外经验都证明，不改革开放不行，改革开放不坚持正确方向也不行。今后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并进一步努力探索，使改革不断深化，开放更有成效。”[10]“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针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提出来的，对“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起着指导和统领作用。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首，其中一条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1]

3.战略目标的一贯性

新中国成立后，党适时地提出中国的发展战略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即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富裕的工业国。“一五”计划把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至“五五”计划之前，通过五年计划推动工业化、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一大方向一直没有改变过，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上实现了第一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第一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逐步认识到现代化不可能在20世纪末完成，现代化的内容也不仅仅是四个方面，进而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以及“三步走”的战略步骤。自此，小康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就成为“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中的重要指导。“十一五”规划中对现代化的内容又进一步作了发展，突出了社会发展方面，提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十三五”规划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纳入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之中，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更长远的战略目标。从毛泽东提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到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中国式的现代化”；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到***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五个现代化”，可以看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然成为五年计(规)划中始终坚持的一贯目标。

4.战略目的的人民性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优势。五年计(规)划战略一脉相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始终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回顾十三个五年计(规)划，无论国内外形势、无论党的战略如何发生转变，党始终把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作为五年计(规)划制定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一五”计划编制过程中，党的领导集体就提出了要重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不能积累过多，影响人民消费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陈云将其形象的概括为“一要建设，二要吃饭”。“一五”计划中就专门有关于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水平问题，“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12]

党的八大提出“二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就是抓“吃穿用”，密切围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虽然后来演变到“备战备荒”的战略思路，其落脚点仍在“为人民”。受极左思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四五”计划出现了偏差，但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在调整过程中及时把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到重要位置上来。“五五”时期党的五年计划战略实现了历史的转折，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思想本身就包含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后“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提出，也是步步关乎人民切身利益，“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时期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提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十一五”规划，更明确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诉求，“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的确立，将全党对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指导着“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的战略更加注重把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问题放在首位，“以人民为中心”，切实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的福祉。

(二)与时俱进

五年计(规)划战略在战略部署、战略方向、战略目标与战略目的等根本性问题上是始终不变、一以贯之，但随着时代条件、国内外环境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不断变化，一些具体的战略也相应发生改变，其发展理念越来越科学、指导方针越来越完善、发展指标越来越全面、发展机制越来越健全。

1.发展理念的变:由单一的经济增长到五大发展理念

古人说：“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实践。只要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13]指导五年计(规)划制定和实施的发展理念，随着时代条件和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逐步由片面到全面、由不成熟到成熟，已经形成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一五”计划至“五五”计划，虽受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的指导，但在“超英赶美”的发展口号和“抓革命、促生产”两个重心交替的影响下，使之前重视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也没有提出如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更没有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六五”计划后，党清醒地认识到一心一意求发展的重要性，但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增长上，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方面的协调、平衡和综合发展，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发展的出发点。“七五”至“九五”计划期间，党进一步强调经济与社会各方面事业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与人口、环境、资源等协调发展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十一五”规划之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等，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理念。“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党又进一步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以这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谋篇布局。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阐述和细化，成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2.指导方针的变：从解决“吃穿用”、“备战备荒”到科学发展

“一五”计划主要以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一化三改”为指导方针，集中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力求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虽然八大曾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但不久又变为错误的“反右倾”，“二五”时期提出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五年计划中盲目追求高速度；“三五”时期，战略方针从“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变为“备战备荒为人民”，以战备和阶级斗争为中心指导了“三五”、“四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最终经过“五五”后期的拨乱反正，战略方针重新回归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上来。

“六五”计划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为指导方针，提出要“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遵循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总方针”[14]，并首次提出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制定实施“八五”、“九五”计划期间，党重视保持社会稳定，主动调低发展速度指标，明确提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并强调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十五”计划更进一步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

“十一五”规划提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科学发展观，在此基础上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阐述为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二五”规划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明确地指出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5]

3.发展指标的变：由单一的经济指标到全面的社会指标

“一五”到“五五”，发展经济的指标规定得非常具体，而且很细，几乎都是围绕经济增长类的指标。“六五”计划的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其与之前的五个五年计划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发展类指标显著增加，“六五”计划中还把人口控制、社会福利、劳动就业、居民收入与消费等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以及文化、卫生、体育等精神文明建设也列入到指标体系之中。此后，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成为此后制定各个五年计(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在计划的编制方法、计划的指标体系等方面都有了重大调整，即计划的实物指标大幅度减少，结构性的预期指标大大增加；计划的指令性指标逐步减少，指导性指标成为主体，且计划的指标体系也趋于简化。如“七五”计划中就首次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总量指标及三次产业划分及统计，“九五”计划首次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主要经济社会指标都是预测性的，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运用经济杠杆、法律手段和经济政策。“十一五”规划，首次把原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改为“规划”，也表明了政府的重点工作由制定指令性计划转向提供战略性、前瞻性的指导性规划，由直接干预经济运行转向提供公共物品、调控宏观经济。[16]至“十三五”规划，发展指标分为预期性与约束性指标，并涉及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六大领域建设之中，其指标内容越来越全面、指标体系越来越科学。

4.发展机制的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五”计划至“五五”计划，由于受单一的公有制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而且加上指令性计划规定的非常具体、微观和详细，导致经济发展始终无法进入到一个较长稳定的发展轨道，甚至陷入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计划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是在“六五”计划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政府指令性计划指标的不断减少、指令性作用的范围不断缩小，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因素得到进一步发挥，我国的经济发展不仅速度快，而且比较稳。在“九五”计划中就明确提出了“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全面进步。”[17]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即“十五”计划之后，为适应这一变化，党和政府也进行了领导体制的改革与管理职能转变，更多地发挥政府的指导性功能，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产业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从而更有效地发挥五年计划的指导性、战略性、预测性和宏观性指导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作用。

[1][2][3][4][5][6][7][9][10][12][14][17]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编．建国以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603、528、471-472、439、399、338-339、80、618、238、646-647、338、159．

[8]胡鞍钢，鄢一龙，周绍杰等．“十三五”大战略[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2．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4．

[13][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774、789．

[16]曹普．从指导方针的演变看新中国的十二个五年规(计)划[N]．学习时报，2010-11-25．

(责任编辑：卫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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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1071(2017)05-0039-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国以来党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的历史经验研究(12BDJ02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党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战略思想的演进及历史经验研究——以治国能力提升路径为视角(12YJA710051)阶段性成果。

2017-09-03

刘晓伟(1978- )，男，江西永新人，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研究;牛玉峰(1956- )，男，河北乐亭人，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等研究。